本报记者 李元丽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围绕我国经济发展潜力、障碍及对策，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表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而且必须是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高质量发展。

我国的经济发展潜力依然巨大。林毅夫表示，经济发展依靠的是技术和产业不断创新升级。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处于世界前沿，其创新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发明。过去100多年里，发达国家经济年均增长3%左右。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拥有“引进、消化、吸收”作为创新来源的后来者优势，改革开放40多年来，年均经济增长高达9.2%。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9年我国人均GDP是美国的22.6%，相当于德国在1946年、日本在1956年、韩国在1985年与美国的差距水平。这三个国家，其后人均GDP维持16年每年8%以上的增长。我国经济面临人口老龄化、未来人口不增长等诸多挑战，但从后来者优势看，2035年之前，仍有年均8%的增长潜力。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低于上述潜力，在林毅夫看来，除了一些长期政策被短期化、碎片化，增加了不确定性之外，具体原因有二：一是舆论解读谬误。我们强调“不能片面追求GDP”，常被解读为“不追求GDP”。“高质量发展”，常被误解为“追求增长就要牺牲质量”。再如，认为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应该转变为消费拉动的发展模式，增加消费、提高生活水平是发展的目的，但上述看法忽视了消费增长的前提是收入增长，而收入增长需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以提高生产力水平，这些都离不开投资。再如，将创新等同于发明，实际上，我国85%的制造业仍属传统产业，还有许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机会。二是理论界存在片面认知。有观点认为，人口红利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因，实际上，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在改革开放以来年均9.2%的增长中，由人口红利所带来的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多是1个百分点。还有观点认为，经济增长与经济体量呈负相关，体量越大，增速越慢，当经济体量赶上美国时，增长率就要与美国一样，降至3%左右。实际上，2000年，我国经济体量是1978年的8倍，但从2000年到2010年，年均增长10.6%，快于1978年到2000年的年均9.7%，这说明经济增速与体量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那么，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林毅夫表示，一要减少政策合成谬误。明确哪些是长期政策，哪些是短期措施，避免长期政策短期化。同时要协调各部门的政策举措，避免出现政策碎片化。二要厘清经济发展路径。改变“高质量发展就要放弃增长速度”的片面认识；转变“不能片面追求GDP就是不追求GDP”的观点；改变“只有消费才能拉动经济增长”的认识，重新树立“投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主要手段”的观念，不能因为出现盲目投资和重复投资，就简单“一刀切”地放弃投资；不要过分夸大“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充分认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对经济发展的主要作用。三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增强国内循环的内生动力，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