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丁

2013年6月，“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引起世人广泛关注。一封封银信（兼具汇款功能的书信）记录了华侨先人的创业史、奋斗史、心灵史，构成了一个个华侨家庭的生活史，见证了近代以来侨乡社会的变迁。从中可以看出，历代华侨忍辱负重、敬业诚信、自力更生、开拓进取、顽强拼搏、心系桑梓、友爱互助的民族精神。

正月三号发来的手札收妥了，得悉你合家返回广州市度假，适逢春节，尤其各种的游戏活动（很多），当然非常高兴。可惜我出生以来未曾到过广州市，如果我生命许可，我终有一天返回广州参观。

目前印度支那战争已经签了和平协定，对于东南亚各区域人心安定、各执其业，无须日夜忧战。进一步，美国与中国共和人民政府建立邦交是不（可避）免的。

关于今年侨汇，目前（古巴）派遣贸易团去北京会商，如果成议签字，就不耐（久）可以批准侨汇。

我现在身体如常，虽然七十四岁，还可经常活动。请勿念。顺祝合家大小健康

予 宝世 字上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九日

古巴来信

这封信是旅居古巴的华侨黄宝世写给在广东省中山坦洲中学儿子黄卓才的，用的是航空邮简，即信封和信瓤是同一张纸，正面写了收信人的名字，所以打开就直接进入正题，省略称呼了。

1973年初，黄卓才夫妇带着三个孩子来到广州过春节，带他们逛花市，看动物园，还去大商场买玩具，这个春节一家人过得很快乐。黄卓才把过节的情况写信告诉了父亲，父亲很高兴，回了这封信。黄宝世在信中表示，非常希望有生之年能回到广州参观。可是现实是残酷的，他最终未能实现这个愿望。

黄宝世还提到国际局势的变化，一是印度支那战争停战，二是中美邦交的可能性。此处所说的印度支那战争指越南战争，1973年1月27日美国和西贡政权签订了和平协定，规定美军及其仆从军应在3月29日以前全部从越南南方撤走。关于中美关系，黄宝世一直密切关注着。他在1971年10月10日的信中说：“我从收音机听到美国派一高级官员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定不日美总统前往中国访问的程序，世界和平可能一大变化。”（黄卓才：《鸿雁飞越加勒比——古巴华侨家书纪事》，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267页）此处是指基辛格1971年7月9日至11日第一次秘密访华。当年，基辛格两次访华，两国关系由对立和敌对逐步变为接触和交流。特别是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极大改善了中美关系，表明中美两个大国结束了敌对状态，开启了和平交往的新旅程。

黄宝世认为，这可能是世界和平的一大变化。有鉴于此，黄宝世在1973年这封信中预测，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也为时不远了。对国际局势的关注，反映了黄宝世心系祖国、爱好和平的良好愿望。

值得注意的是，这封回信写于3月19日，离春节已过去一个多月。可见，当时从中国到古巴寄一封航空信，正常情况单程需要一个多月，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时间会更长。黄宝世在另一封写于1971年春节期间的信中说：“经过四个月没有接到你复信，我实在望眼欲穿。在旧时代航（空）邮（件）往返仅需四十余天，目前运转航线来回需七十余天。”通信时代，连接华侨与家人的唯一纽带就是家书。由于关山阻隔，家书寄递并不容易，常常导致华侨等信望眼欲穿。

家书背后的大历史

写这封信的黄宝世（1898―1975）是广东台山人，1925年远赴古巴谋生，旅居古巴比亚克拉拉省大萨瓜市（又译为“大沙华”）。先打工，后长期经营杂货店，为该市中华会馆终身主席。在1937至1938年归国一次，1975年病逝于侨居地。

羁旅异国的岁月，他依靠家书与在老家的妻儿保持着联系。

这些家书历经岁月的侵蚀，多数无存，儿子黄卓才收藏的，仅有44封，大多是父亲在1952至1975年间写给自己的。由于时间跨度长，年代分布较为均衡，我们今天基本可以勾勒出黄宝世后半生的人生轨迹，及其家庭生活的变化状况。

黄卓才曾反复读这些信，也曾执笔认真地给父亲回过信。尘封数十年之后，黄卓才重新翻阅、一字一句整理这些浸透着岁月沧桑的文字时，还是感慨万千，有时候会潸然泪下。

1959年4月，黄宝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今又遇到古巴新政府成立，施行国家主义”。这是指当时格瓦拉、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黄宝世是见证者，他有一个叫塔蒂的义子在革命中牺牲，这场革命对包括黄宝世在内的华侨影响无疑是巨大的。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建立了美洲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对当时及此后的国际局势产生重大影响，而且深刻影响了古巴人民和华侨的生活和命运。黄卓才在书中简要叙述了古巴革命的情况，以及新政府上台后所实行的国有化措施，并附有相关链接，介绍了古巴百年革命史，还着重介绍了中古友谊的发展历程。

1964年12月19日，黄卓才的母亲在广州病逝，享年61岁。这对于多年母子相依为命的这个华侨家庭而言，就像天塌了一样。黄卓才立即给父亲写信报告了这一噩耗，黄宝世收到此信正值中国的春节期间，“当时精神上受到了刺激”，于正月初十回信说：“回想做了几十年妻子，一旦永别，似觉伤心。”妻子的突然离去令黄宝世悲伤异常，失去母亲的黄卓才更是悲痛不已。

家书是个人化的表达，直接记录的是个人的经历和情感，兼及家庭的生活轨迹。然而，个人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任何个人都离不开社会大环境，因此，这44封家书中谈到了很多当时的社会状况。

家书里的传统美德

华侨身居海外，对祖国的兴衰荣辱格外关注。黄宝世在家书中也多次透露，他通过媒体等渠道密切关注着祖国的动向。

1965年9月3日是中国抗战胜利20周年，古巴大沙华中华会馆举行了一次隆重的纪念大会，黄宝世在家信中说：“统计中西男女，数达百余人之多。该会馆礼堂虽大，各侨胞企业参加者亦极多，一种欢乐愉快之气氛，为大会中所罕见。”黄宝世以中华会馆主席身份发表了演讲，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对抗战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以及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对此活动，古巴华文报纸《光华报》进行了详细报道。

1973年6月，黄卓才给父亲写信，试探以“继承父业”为由申请移民古巴的可能性。黄宝世收到儿子的来信，于7月4日回了一封长信，详细介绍了古巴对华侨的政策和老侨的艰难处境，劝告儿子放弃移民古巴的想法：“中国低薪制度，是配合国内环境处理。比如中国粮食官价稳定，没有浮动，每个国民都有饭食，须（虽）然不甚丰富，可以过得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规律”。当时中国处于“文革”时期，经济不景气，人们的生活普遍捉襟见肘。对此，黄宝世是知道的。然而，当他读到儿子的来信，感觉儿子儿媳恩爱有加，看到三个孙儿孙女活泼可爱的照片，对祖国还是充满了肯定和眷恋，这也是他千方百计设法回国的原因。

爱家是每一封家书的主题，回国和侨汇成为很多家书的主要内容。黄宝世也不例外。从他的家书可以看出，古巴政府对侨汇多有限制，不论时局多么艰难，他总会设法把侨汇寄出。1961年5月14日信中说：“我许久没有信给你，事因古巴政府禁绝外汇，虽用黑市，亦甚难寄出。……我今由志和处从黑市付上二百五十元，如收到，祈速来函报告。”1964年4月5日信中说：“我现汇一百元你母亲收为家用。今年侨汇比较去年更加审慎，……今年办法不同，需要附属社团函信证明属实，方能汇寄。”

黄宝世从古巴寄回的侨汇除了负担自己家庭的支出外，还不忘补贴岳母和妻妹。比如1965年5月10日寄来侨汇120元，叮嘱儿子：“若收到此款请交祖婆及平姨每（人）五十元为费用”。此处的“祖婆”即黄卓才的外婆，“平姨”即黄卓才的姨母伍惠琼。黄卓才的外公名叫伍于炳，早年曾去纽约谋生，是个美国华侨，晚年回到了家乡。外婆名叫饶随娣，是一位勤劳的侨眷。姨母伍惠琼也是一位侨妇，丈夫旅居秘鲁40余年，留下她一人在家乡孤苦生活。黄卓才除了拿出一部分侨汇接济姨母外，还尽可能把姨母接到身边，共同生活，以尽赡养之责。

黄宝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例，教育儿子要自力更生，“我一向没有靠遗产为生活，只有希望自己创造，是我一贯宗旨。”同时注重教育孩子：“你们二人有学识、有技术，耐心教育指导孩子，无虑将来没有出处。”黄卓才谨遵父教，把“自己创造”作为人生准则，依靠自己的不懈努力，在工作和生活中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从中学到中师，又到大学，在各个岗位都取得了不凡的成绩。同时，他还用此准则教育自己的儿孙和学生，同样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2006年，黄卓才以父亲寄自古巴的44封家书为基础史料，写成了一部《古巴华侨家书故事》。其后又数易其稿，修订再版，并于2021年底出版了西班牙文版《父子：古巴华侨记忆和家书轨迹》，娓娓道出一个华侨家庭几代人的百年繁衍与发展，活现了一部真实的私人生活史，同时也折射了大时代的社会变迁。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研究馆员、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