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金诚

他是抗战名将、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的嫡孙，也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他1米83的“大个子”，清瘦高挑，浓浓的眉毛下戴着一副窄边眼镜，显得文质彬彬。他就是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北京市委会副主委傅川。

立足本职，找准履职“契合点”

“在我祖父那个时代，抵抗外敌入侵是因为国家需要，而进入和平时期，学好本领贡献自己的能力同样是国家需要。”傅川表示，祖父非常尊重治学的人，认为建设国家需要有知识的人。家里人一直秉持这样一种理念，就是要成为一个有知识、能为国家作贡献的人。这也让傅川从小至今一直把学习当作是一件很欢乐的事情，即使在2010年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后，傅川依然不忘向其他委员虚心学习。

在傅川看来，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政协委员，就需要不断地去学习。平日里，即使本职工作再忙，他都要安排好时间，积极参与政协和党派的每一项活动。通过不断学习，力求实实在在履行好职责，确保参政议政更符合实际，问题反映更准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更有前瞻性和可行性。自己在写提案时也非常严谨，每次必须做足“功课”。而他大量调查、走访，提案及建议撰写等履职活动，都是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加班加点进行的。“要想深入了解社会所需，仅仅靠书本上的知识远远不够。”傅川表示，一定要走进基层，“走田野、看现场、访实情、问实效、听诉求等都是好方式，只有在基层才容易发现问题所在，才能提出更专业、更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为百姓发声，为发展献策，是我作为政协委员的使命。”在傅川看来，广泛听取和征求群众的意见，了解群众的愿望，为履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政协委员应该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昂扬的精神状态，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从2010年至今，他一直以饱满的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坚持围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来履职尽责。

“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各种发声机会，为国家发展夯实理论与民意基础。”傅川的履职动力，来自于此。傅川表示，他的提案多来自专业领域，“我的‘小行业’是研究网络和大数据技术。无论是在两会上，还是在工作场合，我在关注科技发展的同时，也非常注意这些科技发展如何能更好地服务民生，并将问题与调研后的所感、所思、所想写入提案，呼吁更多的人来关注科技及其大生态的发展。”

本职工作和建言献策结合，将民生呼应上通下达，是傅川作为政协委员的履职主线。“当好政协委员，往往离不开本职工作，了解本职工作、掌握本界别情况，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参政议政。”傅川表示，如果做得好，还可以推动本职工作，这里关键是要了解情况、敢说实话、善讲真话，能说到点子上、抓到要害处，有胆有识，有所作为。“这些年来，我已习惯于将自己所从事的本职工作与政协履职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对于来自各方面的群众利益诉求注意从政协提案着手，通过议政协商或撰写提案向政府部门提出相关建议，推动问题的解决，从而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傅川说，“特别是近年来，我先后提交的数十件提案中，多数与我本职工作所涉及的领域相关联，并注意总结诸多的原因，找到根治问题的办法。这些提案得到了政府部门足够的重视和采纳落实。”

在工作之余，傅川还抽时间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不断学习理论知识和业务知识，不断提升自身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学习他人丰富的工作经验，并将知识转化为工作成果。“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成员，加强政治思想学习教育和自身学习修养，不断提高政治觉悟，提升自身素质，及时把握时政，了解掌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及政策措施，是参好政议好政的重要保障。所谓的参政参在关键处，议政议在关节上，就必须加强学习。通过学习，提高认识水平和参政意识，为参政议政奠定扎实的基础。”傅川说，“10多年来，我参加了无数次政治学习活动，这显著强化了我的政治思维，提升了我的政治站位，让我学会从政治视角、政治立场来考量许多社会发展问题；我想，如果没有政协委员、党派成员的身份，我可能就没有机会参加许多高水平的政治学习活动，可能永远只是一个单纯的、充满学究气的科研人员。”

服务大局 以信息化改善民生

作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如何将信息技术更好地运用于民生领域、服务社会治理，是傅川在履职过程中关注的重点。

傅川单位年轻人居多，平时交流中常会提到居住环境问题。同时，在党派基层调研中，民革党员覃研向傅川介绍了他们在社区服务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这让傅川对基层治理重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社区作为居民每天生活的地方，治理情况和每个人都密切相关。”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探索“区块链+”在民生领域的运用。这让傅川开始思考如何将区块链技术和基层社区治理相结合，全面提高治理成效。“区块链技术具有将无法通过中心化手段组织起来的各种主体组织在一起的能力。区块链这一特性正好与社区主体多元化相匹配，能够为以党建为引领的多维度社区治理提供专业化、一体化的信息支撑平台。”

有了初步想法，傅川便和相关部门、学者、社区工作者以及企业进行深度交流，共同探讨区块链技术赋能社区治理，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能力的可行性，提出依靠区块链等新技术作为辅助工具，建立一个可信任的“链上社区”。同时，傅川还联合社会组织到社区调研，听取社区工作者对搭建“链上社区”数字化服务平台的建议。

通过调研，傅川发现，社区治理问题具体表现为居民诉求多样、社区服务内容单一且无反馈信息等。在傅川看来，居民有多元化需求是正常的，问题在于如何开展有针对性的服务来满足需求。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社区结构发生了变化，社区成为陌生人的集体居住地，每个人更关心切身利益。”傅川告诉记者，“社区虽然开展了活动，但居民参与度不够。”

“区块链在技术方面提供了组织手段，通过‘智能合约’和不可篡改性的特点，能够让数据更加透明，既保证了信息发布主体的真实性，也提供了相互监督的平台，为决策、总结、分析以及在多方主体间分享提供了可信的基础。”傅川表示，区块链技术与基层治理相结合将激励居民参加党政基层组织主导的社区治理活动，拓宽基层社区治理服务中的政府购买模式，促进社会组织提升其服务的专业性，推动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

在2020年两会期间，傅川提交了《关于运用区块链技术加强基层社区多元主体治理的提案》，建议将区块链纳入智慧城市标准制定中，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基本原则，重点梳理社区、居民与社会组织等各方主体的需求。以区块链技术赋能基层治理，从而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

随着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及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不断发展，数字经济步入高速增长的轨道，数据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生产要素，成为提升生产力、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要素。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社会分配。2020年4月，我国出台《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了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的重要地位。2021-2022年间，国内多家数据交易机构成立，在金融、工业、海洋、文化、数字资产等领域开展探索。一时间，数据交易市场已经呈现星火之势。

然而，傅川却敏锐地注意到，虽然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的数字经济政策对激活数据价值潜能进行了制度建构，但与商品和服务市场相比，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发育仍不充分，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建设仍需进一步细化深化。

“内外部体制机制障碍综合影响了市场发挥数据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傅川表示，目前，我国数据流通仍不够通畅，“三不（不敢分享、不愿分享、不能分享）”痛点频现，数据交易所模式表现不佳、前途不明，对数据交易所的机理机制特别是交易范式和对象的认识不够清晰。流通的数据以粗加工的原始数据为主，高质数据难流通，需求难满足。数据开发开放机制未真正激活、生态体系未形成、数据产业链远未成熟，开放生态缺失、数据价值未充分彰显。

傅川解释，目前，数据孤立、“数据孤岛”现象存在的原因来自多方面。例如，企业收集、管理、储存数据有成本，因此不愿意无偿向其他机构组织提供数据。与此同时，企业需要长期投入才能从数据中获益，增加了企业运营的成本。这也催生出买卖用户隐私信息的违法行为，并将数据要素市场引向歧途。

“由于很多原因造成数据未真正‘活’起来，数据价值潜能仍有释放空间。”傅川认为，为发挥好数据要素的作用，我们应认清数据要素特征，并据此引导要素市场建设，并对数据要素交易市场建设进行顶层规划。

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傅川提交了《关于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市场体系让数据活起来的提案》。在提案中，他建议，探索建立健全与数据要素价值和贡献相适应的收入分配机制，真正落实市场化配置，提升数据分享意愿。探索创新多元数据中介形式，促成数据互操作API开放平台、个人信息管理服务商、数据信托商、工业数据共享平台、数据保管人和数据经纪商等多主体多模式共存共赢。积极构建以开源为基础自主可控的数据产业生态，打造开放共享的数据创新生态，多措并举促进商业数据流通、跨区域数据互联、政企数据融合应用。培育数据的开放式生产、开发和使用生态，培育做强数据产业链，推动数据产业链现代化，激发产业链各环节潜能。由国家负责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的权威部门牵头，成立综合性委员会，共同探讨基本要求和标准。同时，由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牵头，发挥企业积极性，通过产学研用结合，给出适合行业的数据交易规则、合同范本、研究报告、应用案例，并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及行业性团体性标准等。

尽心竭力，为百姓鼓与呼

无论是“区块链技术”还是“数据要素”，都和傅川熟悉的本职工作有关系。而他针对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劳动权益保障缺失等问题，提出的《关于不能以牺牲社会秩序和劳动者权益为代价发展平台经济的提案》，以及他一直力推的“阳光餐饮”和“明厨亮灶”，则是为了维护社会安全和民众健康。

当前，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平台经济已成为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新亮点，在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促进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然而，随着平台经济迅速崛起，也给社会秩序和劳动者权益带来新挑战。

“平台经济涉及法治化营商环境、公司治理、社会公德、算法治理、个人权利和人身保护等方面，外卖骑手权益保护问题格外引人关注。”傅川表示，外卖送餐虽然越来越方便人们的生活，但对投递速度的追求导致骑手们忽视交通法规，事故发生率呈高发态势。

傅川表示，调研中，约80%的外卖小哥反映，算法控制下的平台系统“偷时间”“偷距离”，他们都面临过“无法按时完成送餐/快递任务”的情况，长期处于“时间紧、任务重”的工作状态。为了在规定时间完成派送，他们不得不闯红灯、逆行、翻墙、钻围栏，甚至骑电动车上过街天桥。

此外，傅川在调研中还发现，当前，平台企业采取种种合同模式与合同主体设计将劳动者从劳动者个人的身份转化为个体工商户，将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转化为商业合作关系。然而，合同和工作实际存在严重脱节。“骑手在外卖平台开展工作前需要经过‘接单’或‘抢单’的环节，其实质是用人单位指定了骑手本次工作时间与工作地点。另外，骑手在工作中必须身着平台企业制服，平台企业也会对骑手送餐超时或工作失误进行相关直接处罚。”

“平台经济中侵害劳动者权益的做法正影响着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傅川表示，作为一家双边平台，如果只着眼于用户体验的提升，而不去考虑提供服务者的生存状态，不去考虑骑手的福祉，这样的平台是不可持续的。当算法驱使的外卖骑手求快行为导致交通违章带来日益频繁的伤亡的时候，由此形成的企业负面影响将是很严重的，对此，平台运营者必须肩负起责任。

经过一年的调研和思考，结合专业知识，傅川提交了《关于不能以牺牲社会秩序和劳动者权益为代价发展平台经济的提案》。他建议，本着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用交规加保险的方式同时对外卖平台和外卖骑手交通违法乱象进行治理。保险作为一种外部监督手段，可有效回避对平台算法进行复杂的审核工作。

傅川表示，据了解，该建议被分送六家单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银保监会对建议予以总体上的认可和支持。

外卖一头连着消费者，一头连着餐饮业。想要吃什么，打开手机App下个单，外卖小哥把美食送到你身边。我们经常关注点餐App里，美食的图片展示诱不诱人，而很少会去关注这些食物都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加工出来的，加工场所的卫生状况又如何。

食品安全是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但由于网络餐饮经营过程中食品加工制作不透明，导致食品卫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食品安全是“管”出来的。在傅川的理解中，“管”不是那种监管成本高、违法成本小的单一的监管，而旨在推动社会性监督。“再延伸一下，简、快、集体配餐业后厨加工环节、运送环节（小箱子）由谁来监督？”傅川说，简餐、快餐、配餐等生产者在消费者进行消费前，已在异地完成了食物加工，消费者很难了解这一制作过程。“当出问题时，消费者根本无法维权，只能‘自认倒霉’。”

“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外卖平台也应当承担起入驻商家的监管责任。”傅川表示，由于操作环节的日常监管需要很强的专业性，门槛较高，外卖平台往往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因此，平台的监管只能局限于企业的资格审查，而无法对生产环节中的卫生问题进行排查。

那么，该如何有效破解网络餐饮服务商家的监管难题？

“让消费者有双‘千里眼’，在消费前就能亲眼看到食物加工过程的卫生情况，消除盲区，改变被动维权的地位。”傅川提出，将食品卫生社会性监督纳入智慧城市建设中，在网上开放后厨提升智慧民生方面的服务水平。“这将促使消费者主动参加到食品安全监督行动中，建立全民食品安全底线意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随后，傅川深入北京市的很多中小饭店，进行了调研。

“那是2013年的事情。”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傅川说，平时他在饭店吃饭时，都会借机作公开后厨的调查，并还多次与一些饭店负责人座谈。

傅川表示，在调研中，很多老板都认为，明厨亮灶不仅便于管理，还把厨房的实际情况有效地展现在客人面前，对打消消费者的疑惑，肯定是有帮助的。

经过一年多的调研、论证，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傅川提交了《关于推动简（快）餐和集体配餐企业在网络上开放后厨的提案》。

在提案中，他建议，要鼓励餐馆自觉将后厨实时视频在网上开放，接受社会性卫生监督。另外，可在北京市食药监局的网站上，定期公布全市在网上开放后厨的统计情况，引导消费者建立新的消费意识，并通过新闻报道强化新的消费意识。

据了解，2018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餐饮服务明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鼓励餐饮服务提供者实施明厨亮灶”。近几年，“明厨亮灶”得到了进一步推广普及，一些重要团餐供应单位“明厨亮灶”覆盖率已达九成以上。

“作为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一方面要和国家大政方针相结合，另一方面也要结合生活中实际存在的问题，这样才能真正传达社情民意。”在傅川看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不是一个角色，更多的是一份责任、使命、担当。

面向新时代，展现新作为。傅川表示，“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我将会继续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积极关注民生、收集社情民意，通过政协的各种平台积极建言献策。同时，作为民革北京市委会副主委，我要自觉把思想、认识和关注问题调整到与中共中央保持一致、与民革中央保持一致上去。”

（本版图片由本报摄影部及受访委员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