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星

中共二十大为我国的未来发展绘制了蓝图，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一步强调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性。

毋庸置疑，包括两弹一星和航天领域的一系列重大科技成就的取得，证明了举国体制对于解决特定问题和阶段性问题的决定性作用。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举国体制，在新举国体制下，迎合国家战略需求，发展原创性和引领性前沿技术，对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对于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的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举国体制不可避免地涉及目标导向，具有资源高度集中性、强计划性和有组织性等特点，这些特点有助于科技领域的攻坚克难，是解决我国近年来面临的卡脖子问题的有效途径。但与此同时，纵观科技发展历史，举国体制也有负面作用：举国体制有利于推动特定科技问题的解决，能够在特定科学方向取得突破，但科技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举国体制很难满足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科技支撑需求；举国体制能够加快某些方向的科研成果产出，但从科研效率而言，强计划性和行政性的科研体制总体效率相对低，长期竞争力弱，呈现局部高速总体低效的特点。

相对计划性和导向性科研，自由探索性科研是科技进步，尤其是原创性科技成果产出的最有效途径，这不仅为基础科学研究的历史证明，也为技术发展历史所证明。从长远来看，自由探索性科研不仅符合科技自身的发展规律，而且能够充分调动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发挥他们的巨大潜力，能够提高科研效率，因此是我国科技发展长期发展的动力源泉。

如何同时发挥有组织科研和自由探索科研的优势，如何减轻和消除定向科研和充分激发科研人员想象力之间的矛盾，如何在新型举国体制下寻求更大自由探索科研的空间，推动中国科技事业高效平稳地发展，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而冷静的思考。在当前形势下，我们需要解决有限的科技资源和无限的国家需求之间的矛盾，科学精准地评估亟待推动的学科方向和急需解决的科学问题，控制好导向性科研的规模，在科技活动的硬件建设和软环境建设，尤其是后者上下大力气。

解决卡脖子问题需要更多依赖投入型科研，科技事业的长远发展则更需要效率型科研。举国体制的建设常常和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相关的科技资源大量投入紧密相关，立足自由探索则是提高科研效率的最佳途径。因此，做好两者之间的平衡，对于中国科技事业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原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