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林

20世纪60年代，赵朴初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是政协直属学习组的召集人（即组长）之一。在这个学习小组里，有许多知名人士，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是梁漱溟。

本文作者自1963年开始，至70年代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一直担任这个学习组的工作秘书，从“三亲”视角，记述了二人之间的交往。

梁漱溟在政协内部被批判多次

20世纪60年代，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的工作直接关系到非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近200人经常性的思想改造工作，这在当时是统一战线范围内头等重要的任务。

在全国政协学委会之下，八个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设立了分会和办公室，此外还有数十名无党派或无所属的非中共全国政协委员专门成立了一个政协直属学习小组，由政协学委会直接领导，办公室派学习秘书具体负责会务、记录和简报工作。我是这个学习组的工作秘书之一，自1963年开始，至70年代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都没有离开这个岗位。

赵朴初同志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是政协直属学习组的召集人（即组长）之一。另两位召集人也是全国政协常委，都是无党派人士，一位是于树德，时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副主任；一位是王芸生，原大公报社的社长兼总编辑。在这个学习小组里，有许多知名人士，如马寅初、梁漱溟、巨赞、皮漱石、阎迦勒、向达（历史学家）、翁独建（民族学家）、董竹君（上海锦江饭店老板）、唐生明（唐生智之弟）、赵君迈（赵恒锡之弟）以及后来陆续入组的程思远、杜聿明、范汉杰、宋希濂、沈醉、爱新觉罗·溥仪、爱新觉罗·溥杰等等，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是梁漱溟。

我这里所说的“突出”，并非单指知名度，而是梁漱溟先生在1963年至1978年的15年里，实际上是政协直属小组大批判的“活靶子”，详情我在拙作《梁漱溟问答录》（1988年出版）和《梁漱溟与毛泽东》（1989年出版）两书中作了记述。

梁先生所受到的批判，其基本场所在政协直属学习组，有时扩大到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学习成员参加的200人左右的联组批判会，但所有这种批判都是在政协内部进行的，当时的报刊未作过只字报道。

笔者是参加了全过程的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即该学习组的工作秘书，因而在80年代之后陆陆续续披露了一些有关资料，并结合材料对梁先生进行长期采访，最后出版了上述两本书，让世人了解此一公案，这是后话。

赵朴初也“批判”过梁漱溟

赵朴初是这15年学习改造工作和批判梁漱溟运动的亲身经历者之一，而且是该学习组4位召集人当中的一位（于、王、赵之后，1974年后又增加了程思远先生为召集人）。那么，赵朴初先生对待梁漱溟先生的批判，持什么态度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还得概括交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即在一条“左”的错误路线和指导思想的直接影响下，政协的内部学习改造和大批判运动与社会上政治运动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在方式上稍微温和些，比如也戴帽子，最多是被某某人勒令站起来，但超不出一分钟召集人又会招呼被批判人坐下，并强调要“摆事实，讲道理”，包括梁漱溟先生，虽然早已被多次称为“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是难得的“反面教员”，在学习组内也没有受过体罚。

实际上，尽管人人表态要与梁某人划清界限，但大多数人“口是心非”。公开敢出来为梁漱溟辩护者没有，但私下议论梁某人是“硬骨头”者大有人在。在每次大批判刚开始时，常常有一哄而上挨个发言的场面，但不用多久就接不上“气”，有的人就在台下有意无意地为梁解脱，要求尽快结束批判，转入正规学习，大可不必为梁一人而耽误了大家的学习时间，等等。

在这种大环境、背景下，赵朴初先生当然也发过言，也“批判”过梁漱溟先生。现在要查找档案资料，照样可以查到，然而我作为亲身经历者之一认为，中国的这段历史，光凭文字档案是不行的，它的真实的面貌常常藏在文字之外，或者说，不在会上的侃侃而谈，而在会下的窃窃私语和心中所想。赵朴初先生其时对待梁漱溟先生的态度，也要从这个角度予以细细观察。

从1963年起，梁漱溟先生坚持出席政协直属学习组的每周两次或三次的学习，但赵朴初先生则因工作繁忙或健康原因常常请假，大体上每周只能出席一次，平常的学习会，前期主要由于树德、王芸生主持，后期则由程思远主持。

梁这个人自称“面冷”，实际是很少与人交往，当然也不排除别人远离这个挂牌的“反面教员”的因素，在这个组经常到会的20位左右的成员中，真正能称得上与梁漱溟先生有交往的只有两人：一个是于树德，他与梁是交往半个世纪的朋友，虽然时断时续，但从年轻时代就相知相识了，加之同在政协这个组，于老与梁老同庚，是该组最年长者，自然说话、交往多一些。另一个就是赵朴初，他与梁的交往，则是因为佛教文化的情结。

书信往还

我到这个组担任小组秘书不久，有一天梁先生在散会后即走过来对我说：“今天赵朴老没有来，这是我向他借的两本佛经，请您替我还给他，也可以下次开会他来时再给他，免得我带来又带回。”我一看是每本两册的线装刻本，立即接过来，说：“您放心，我负责转交，负责保管。”“你对佛经有兴趣吗？有兴趣也可以看看这两本书好。”梁先生笑着说。我点头回答：“我恐怕看不懂。”他笑了。

回办公室后，我给赵朴老打电话，他立即答复：不急，先放在办公室，什么时候还都可以，有便再转交。自此，前后20年时间，除去“文革”停止学习5年，梁与赵之间借还书籍（多是佛经）的事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往实里说，每月总有一次吧。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互借互还书籍的事，有时甚至在批梁会议的期间也没有停止。1974年三四月间，“批林批孔”运动已开始了一段时间，全组成员差不多都发言表态，“拥护”这场运动的开始，唯梁漱溟迟迟不说话，实际上他一直在家中准备着长篇发言，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在考虑是否全盘推出。当然，他最后终于和盘托出，讲了2天，8个小时，引经据典，其中唯独一句毛泽东主席的话，他只说是“我记得毛主席讲过，自孔夫子至孙中山，我们都要研究，这话就不是全盘否定孔子的意思，但我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查了一次毛选，却没有查着，不知出自哪篇文章，但记忆中肯定是有的。”这话一般人听了就过去了，因为他讲了两个半天，都在上午，是第一个半天讲的。

没想到，次日（即梁漱溟第二个半天讲话之前）赵朴老召我过去，交给我一个纸条，说：“你把这张纸条交给梁老。昨天回家我查了毛选，梁先生昨天讲的没有找到出处的毛主席语录，我给他找到了。”纸条上写着毛选第几卷第几页，题目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梁漱溟接此条后深表谢意，但他在接着第二个半天讲话时并未再次选读这条语录。

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许多事不可名言，只可意会，这件事就是一桩例证。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在粉碎“四人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赵朴初和梁漱溟的交往自然增多，但由于年高，更多仍在思想文化层面的深交上。1985年，我写的《梁漱溟问答录》开始在《人物》杂志连载，第一章刊出时，梁老就告诉我，如刊物有富余，可每期送一本给赵朴老阅看，我照办了。

1986年全书15万字，准备结集出版，我请赵朴老写书名，写了信并同时寄去刚出版的拙作《宋希濂今昔录》（此书由屈武先生题写书名），请他审看。1987年1月5日，他给我复信，说：“大著《宋希濂今昔录》，已读了一遍。首先应向你祝贺，写得十分生动而令人感到真实，确是一部成功之作。过去在会上听到他（指宋）说话，觉得很豪爽，不过只是泛泛的印象，读了传记后，对宋希濂其人，加深了认识。”并说：“你托我题写《梁漱溟问答录》书签之事，我立即照办了，早已寄去，不知收到没有？如没有，我还可以重写。”《梁漱溟问答录》因故拖到1988年才正式出版，其时95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已病重住入协和医院。我手捧新书登门见赵朴老，他欣然与我长谈。

他拿着《梁漱溟问答录》边翻边对我说：“你又做了一件好事。梁漱溟先生的一生，不简单啊。你的书留下了他在解放后40年许多特别珍贵的资料，有意义呵。你是有心之人，能随时注意积累资料，值得我学习。我这人做了什么事，做过去就放在一边，时间一久就忘了。梁老和我是一代人，与你之间的交往，可以称忘年之交了，此话自古有之，可见交朋友是不分年龄的。”

他的一席话说得我脸红，我就有意把话岔开，对他说我正运用《梁漱溟问答录》里的部分材料，并补充有关资料，以第三人称撰写长文《梁漱溟与毛泽东》，以此文为书名并牵头，结集出版我近十年写的中短篇人物传记，已与吉林出版社签约，计划明年（1989年）出版，希望再给我题写个书名。赵朴老当场击掌说：“好，好，我马上就写。”他立即伏案铺纸。事出意外，我也起身过去，见他信笔写下“梁漱溟与毛泽东”，一连写了两张。然后说：“好，又是一件好事。”

这一天赵朴老特别高兴，写完又同我谈起梁的为人。他举着毛笔，叫我：“你过来，我给你写几个字，再给你解释。”我又走过去，见他写下“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他解释说，梁老这个人，从表面上看，他总是很严肃，少见笑容，但一同他接触，就会感觉到他的内心是温暖的，似一团火。梁老的人格力量，除了中国儒家的传统，还有佛家的影响，这一点你有没有想到过？我连连称是，并说他茹素70多年，青年时曾潜研佛学，几度想要出家未成。

赵朴老听到此即打断我的话头，说：“你说的是他早年，那么晚年呢？你问过他老人家了吗？我再给你讲一段梁先生在几年前的事。80年代中期，中国佛教协会准备成立佛教文化研究所，在广济寺素宴若干位佛学专家，由我出面。与会者数梁老年龄最高，治佛学历史最久，大家都恳请他指点，他一开头就说，许多人知道我治儒学，曾为儒学的复兴摇旗呐喊，但他们不知道，佛学在我本身自度，我实际上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研读佛学远在研读儒学之前，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是一名佛教徒，直至年过九旬的今天。因此对于研究佛学文化，成立佛教文化研究所，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他的发言博得与会者的欢迎。”

为梁老题写墓碑

1989年我的第4本书《梁漱溟与毛泽东》出版，梁老已逝世一年，当我登门把这本27万字的书送给赵朴初时，他抚摸着书，颇为动情地说：“梁老没有能看到这本书，遗憾，可惜了。”

他话声刚落，我又提出新的要求：“梁老1988年6月病逝前，对他的后事没有任何遗言。山东省邹平县（今邹平市）是梁先生30年代搞乡村建设的实验县，前后十年时间，在梁先生的一生中是件大事，现在邹平县政府通过县政协提出，要在当地找块地方做墓地，埋葬梁老骨灰，立一墓碑，逐步建成一个墓地碑林，此事已得到梁先生家属及儿孙的同意，都认为这是对梁先生的一种纪念方式，给后人留点思念。我受邹平县政协和梁先生家属的委托，请您开个头，为梁老题写墓碑。先立了墓碑，有了墓地，再陆续向梁老的亲朋好友和学生、敬慕者征字，逐步建碑林，不知朴老认为妥当否？”

赵朴老听完我的话，几乎未加思索就欣然同意，说：“好事，又是一件好事，梁先生是中国文化名人，新华社发表的悼词（生平）里这样称呼他的，当之无愧。梁先生的学问和人品，有许多地方受到当代人敬仰，也值得后人学习。我现在就写。”当我手捧赵朴初先生写就的“梁漱溟先生之墓”七个大字（按：朴老是书法大家，但平时较少写大字）时，我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负责以最快的速度送到邹平去。”

不久，邹平县立碑后还专门拍了照片寄给我，由我转送给赵朴老一张。自此，费孝通、启功、吴祖光等文化名人，都陆续为梁漱溟先生的邹平墓地碑林题词。

（本文作者系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政协报社原副总编辑、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