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10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闭幕，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和政治交接顺利完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新当选民革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的郑建邦表示：“纵观历史，民革每一次重要的进步和成果的取得，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关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这是民革始终坚持、不断传承的立党之本。”
民革是由原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创建的政党，自1948年1月成立，至今已75年了。回望民革75年的发展历程，重温民革经历的众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感悟民革坚守合作初心、坚定矢志不渝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或将给现实以深刻的启迪。
植根基因深处：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为维护和捍卫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逐渐实现了各方力量的凝聚和集结。1948年1月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下，民革在香港宣布成立，宣布“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提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为最高理想”。
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内部的公开分裂，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政府、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力量都在极力争取、拉拢民革为己所用。与此同时，刚刚成立的民革内部有各种思想纷争，有人提出搞武装，扩大势力，自成体系，有人对社会上流行的、有别于国共两党的“第三条道路”，即“中间路线”抱有幻想。新生的民革力量有限，要实现推翻蒋介石政权的目的，必须要在民主与反民主两大阵营中找到自己的革命同盟。如何解决面临的这些问题，以何种方式加入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阵营，是否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成为民革必须正视的重大政治问题。
1948年2月底，民革创始人之一的朱学范在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中共党员刘宁一等人的陪同下，经莫斯科到达东北解放区哈尔滨，受到热烈欢迎，是较早进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之一。
途经苏联时，朱学范亲眼见到二战后苏联人民恢复生产生活情况，对战后苏联欣欣向荣的景象有了非常直观的印象：当时世界上确实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并立的局面；社会主义阵营必须团结起来；中国革命要“一边倒”，没有中间路线可走等。在到达东北解放区的第二天，朱学范即致电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表达了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事业奋斗的决心。
朱学范用40多天时间，深入东北解放区了解生产生活情况。解放区的新气象让他感受到在中共的领导下，解放区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新社会。参观结束后，他写信给李济深，明确提出：“在今天民主革命斗争中，站在领导的地位，只有由中共坚决领导才能得到革命最后的胜利。不但如此，将来革命胜利后，在民主建设中，中共是第一大党来领导建国工作。”李济深回信表示，民革愿意与中共合作，并建议尽早就成立新政协和民主联合政府交换意见。他还表示，民革是坚持孙中山“联共”政策的，又得到中共南方局的诸多照顾，将来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事，更要中共中央多加支持与帮助，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不成问题的”。
正是在李济深、朱学范等重要创始人的带领下，民革内部在革命大目标、大方向、大方针政策上取得了一致，保障了民革的思想统一、团结以及政治路线的正确。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明确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也就是“五一口号”发布的次日，毛泽东提笔致信在香港的民革领导人李济深和民盟领导人沈钧儒，以协商的口吻具体提出先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希望民革、民盟与中国共产党三党联合发表声明，以为号召。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代表了爱好和平、追求民主的人民意愿，当即得到包括民革在内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由此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同各党派、各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协商建国的序幕。
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代表民革，谭平山代表民联，蔡廷锴代表民促，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民主人士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郭沫若等12位,联名致电毛泽东,认为中共中央的号召“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完全赞同。
6月25日，经过多次充分的讨论，民革公开发表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明确表示同意中共中央的建议，而且号召民革全党同志要“为新政协之实现，人民代表大会之召开，民主联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在这篇声明中，民革对当时国内外政治势力提出的“中间道路”基调给予了坚决有力地批判：“今日之中国，只有革命或反革命两条道路，即爱国与卖国之分，民主与反民主之分，其间绝无中立徘徊之余地。”民革明确了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愿意站在“人民方面”、站到“民主阵营方面”，投身新中国的成立与建设之中。
1949年1月22日，北上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人联合发表题为《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的声明，表示“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公开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态度，标志着民革的重大政治转变。民革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支进步政治力量。
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民革成立之初就深植于民革的基因深处，成为民革优良传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经历血火淬炼：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
民革成立之时，解放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民革利用自身与国民党军政界有着各种关系的特点，积极参与策反瓦解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的统一战线工作，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的推进。
民革成立不久，就秘密成立了由李济深兼任组长的军事小组，专搞策反工作。在李济深领导下，民革有组织、有计划地给傅作义、阎锡山、程潜、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各地国民党实力派军政人员写信，派出许多成员到国民党军队中，做说服工作，劝告他们转变立场，与美蒋决裂，向人民靠拢。李济深曾特别强调民革要在军事策反上多下功夫，为新中国的建立多作贡献。他认为，军事策反工作是推翻蒋介石政权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促进新政协召开、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必须做的一项重要工作。他说：“民革不在策反方面做出成绩，将何以交代新政协？何以交代联合政府？”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经过不懈努力，民革的军事策反工作取得了成效。
1948年9月，国民党济南守军96军军长吴化文率三个旅在济南举行战场起义，加速了济南解放的进程。1948年11月，在淮海战役中，国民党110师师长廖运周宣布起义，为人民解放军夺取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1949年1月,傅作义在《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上签字，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5月，国民党军19兵团司令官张轸率领五个师在武汉金口宣布起义，壮大了人民解放军解放武汉的声势。1949年8月，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湖南全省和平解放。1949年9月，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先后通电全国宣布起义，新疆宣告和平解放。1949年12月，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在昆明率部起义；同期，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联名在四川彭县宣布起义……
此外，后来成为民革成员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驻外使馆要员也相继率部起义，加快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1949年5月，上海代理市长、有中国“公路泰斗”之称的赵祖康推动政权和平交接,上海市政设施完整地交接到人民手中。同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被誉为中国“工矿泰斗”的孙越崎冒着生命危险组织资源委员会所属企业员工开展护厂护产斗争，将近千个大中型厂矿企业及3万多名科技、管理人员完整地移交给人民政府，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保存了一批重要的重工业家底和大批物资以及科技人才。1949年10月，国民政府驻法公使凌其翰领导原国民党政府驻法国大使馆及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人员通电起义，降下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升起五星红旗，成为国民党当局驻外“使馆”人员起义的先声……
在这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还有一些人员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何思源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奔走呼号，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全家一死五伤。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夕，民革秘密军事小组成员之一、负责西南地区反蒋军事活动的杨杰在绕道香港赴北平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成为会议代表名单上唯一加黑框的代表。重庆解放前夕，周从化、周均时、黎又霖、王白与和李宗煌五位被敌人杀害在歌乐山下国民党军统集中营，倒在了黎明前夕……
在人民解放战争血与火的考验之中，民革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生死与共，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民革的贡献。
心系两岸发展：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
新中国成立后，民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为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努力。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民革有了更加广阔的实践空间，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彰显。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民革组织的历史渊源和人员构成特点，决定了民革在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明确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1956年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申明: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民革全党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工作方针，认为应该采取各种方法鼓励在台湾的亲友回到祖国的怀抱。1957年2月，民革成立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从组织上加强对祖国统一工作的领导，推动民革各级组织与台属及原国民党人士联系，动员他们同台湾的亲属建立联系，宣传国家的政策，介绍祖国大陆各项事业的发展情况。这些工作对宣传和平统一政策，动员台湾军政人员为和平解放台湾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1979年元旦，随着《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两岸关系发生重大转折，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民革积极响应，以对台宣传和联谊工作为重点，在沟通两岸关系上发挥积极作用。
民革老一辈领导人亲力亲为、做争取国民党上层人士工作，带头开展对台宣传，撰写文章，向新闻媒介发表谈话，表达对台湾亲朋故旧的思念之情。1987年6月，已近90高龄的屈武冒着酷暑专程到奉化溪口，替结拜兄弟、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扫墓尽孝，弥补其无法亲临溪口为母亲扫墓的遗憾。同年10月，在大陆积极努力和两岸民间呼吁下，台湾方面宣布从当年11月2日起，允许除现役军人和公职人员以外的台湾居民，经第三地转赴大陆探亲，海峡两岸同胞分离长达38年之久的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无数家庭得以骨肉相聚，阖家团圆。
鉴于海峡两岸长期人为隔绝，未直接通邮通电，联络极不方便的现状，民革提出首先实现两岸直接通邮、通电的倡议。1979年2月28日，担任过新中国首任邮电部部长的朱学范在纪念台湾“二二八”起义32周年座谈会上发言说：“邮政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利益，是亲朋交流情感的纽带。古人说得好：‘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如今，台湾于大陆，咫尺天涯，音讯不通，已卅多年了。双方亲友希望能够早日通邮、通电、通航的迫切心情，更不言而喻。”“我要再一次呼吁台湾当局和台湾邮电界的老同事、老朋友们，立即解决恢复邮电往来的问题，这不仅合乎大陆和台湾同胞的迫切需要，也利于逐步消除双方的隔阂。”此后，民革多次举行对台通邮座谈会，邀请邮电部、邮电工会、中共中央统战部等有关部门和团体的负责同志，就对台通邮通电的具体方案和有关问题进行研讨。最终，台湾当局同意由红十字会在香港转递邮件。尽管只是间接通邮，但是结束了大陆向台湾单方面通邮的历史。
20世纪90年代，台海形势风云变幻，“台独”分裂势力甚嚣尘上。民革中央领导集体对此高度警觉和高度重视，认为在反对“台独”、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中，尽快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是十分必要的。2000年，在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民革中央提出了《关于尽速制订“反分裂国家行为法”的建议》。提案一经提出，就受到全国政协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高票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分裂国家法》，把党和国家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和政策措施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为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民革全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和对台工作重要论述，充分发挥民革的渊源特色和资源优势，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分裂，践行“两岸一家亲”理念，积极助推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多层次多领域争取台湾民心，祖国统一工作成效持续提升。
与福建一水之隔的金门属绝对贫水区，淡水资源极其匮乏，大陆方面对此也一直牵挂，积极纾困。2012年初，民革中央就金门供水议题展开专题调研，随后在调研的基础上形成《关于两岸合作向金门供水的提案》提交到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该提案建议：在晋江市龙湖设取水口，兴建龙湖取水枢纽工程、陆地输水管道和跨海输水管道，从大陆向金门引水，解决金门地区水资源紧缺问题。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克服重重阻碍和困难，2018年8月5日，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正式通水，平均日供水超过1万吨。历时多年，民革多次为金门供水调研建言取得了实效，“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水”从愿景变为了现实。
这一段段不同历史时期的动人故事，见证了民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推动祖国和平统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的光荣历史。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当前，中共二十大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实现这些宏伟目标，正是民革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历史使命，是民革的光荣与梦想。新时代、新起点、新征程，民革全党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不忘合作初心，赓续优良传统，立足多党合作的广阔平台，切实履行好参政党职能，继续书写多党合作精彩篇章，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强大共识、汇聚磅礴伟力、贡献民革智慧和力量。
（作者单位：民革中央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