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钱穆早年的《先秦诸子系年》被陈寅恪称为“极精湛”，“自王静安（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顾颉刚则称赞其为“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

1930年，经顾颉刚鼎力相荐，钱穆北上燕京大学任国文系讲师。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的教师，问及大家到校印象。钱穆说：“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文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事后，燕京大学特地召开校务会议，讨论钱穆的意见，最终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改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均采用中国名称。校园北角那块景色秀丽的湖，则由钱穆命名为“未名湖”，作为北京大学的象征保留至今。

胡适是中国现代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留学美国，就学于杜威教授，并终身服膺于实验主义，自称是杜威的信徒。1919年留美回国后，倡导新文化运动，批判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他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并主张“全盘地西化，一心一意地走上世界化的路”。

而没有念过大学，非学院派，也没有留过洋，非留洋派的钱穆主张对待中国历史与文化，始终要怀有“温情与敬意”。他反对胡适的“新文化”主张，认为“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文化）必遭排斥”，贻害深远。钱穆始终坚守以中华民族文化为本位，在后来他享有盛誉的《国史大纲》引论中，开门见山地痛切指出：“凡此皆晚近中国之病，而尤莫病于士大夫之无识，乃不见其为病。”

1941年10月，钱穆在媒体上发文称：“我国自辛亥革命前后，一辈浅薄躁进者流，误解革命真义，妄谓中国传统政治全无是处，盛夸西国政法……于是有‘打倒孔家店’‘废止汉字’‘全盘西化’诸口号，相随俱起。”他认为，“若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在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1963年并入香港中文大学时，“香港中文大学”的“中文”二字，也出于钱穆。当时建校时曾计划过多个名字，比如中国大学、中华大学，最终，还是钱穆坚持“就叫中文大学”，这并非指代语文，而更倾向于文化之意。钱穆还坚持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为此曾与港英政府斡旋良久，宁可离开也不愿动摇“原则之争”，港英政府派来商议的英国人富尔敦叹声连连，说钱穆“君心如石，不可转也”。

钱穆曾预言：“此下世界文化之归去，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1986年，他在素书楼讲完人生最后一课，对学生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