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高价彩礼问题每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连续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以及中宣部、农业农村部等多部门印发的指导意见和专项治理工作方案中，都对治理高价彩礼、推进移风易俗作出安排部署。党的二十大更是把治理高价彩礼、推进移风易俗，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近期，“建议农村推行低彩礼零彩礼”“专家称零彩礼不符合传统婚俗”“民政局回应出台彩礼举报公告”等话题先后登上热搜，引发网民热议。婚姻大事到底如何才能甩掉高价彩礼包袱？对此，各地各部门都在不断地探索创新，政协委员们也给予了持续关注。
高价彩礼成为婚姻“不能承受之重”
今年30岁的杨先生是宁夏泾源县人，几年前，他离开家乡到银川一家公司打工。“离开老家一是因为工作机会少，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躲着亲戚问结婚的事，因为彩礼实在承受不起。”说起自己的婚姻大事，杨先生言语中充满了无奈。他说，自己曾有过一位谈了4年的女朋友，但到了谈婚论嫁的关键时刻，女方家庭表示至少需要25万元的彩礼，这还不包括房子和车子。“我以为我们之间讲的是感情，没想到最后还是输给了彩礼。但没有办法，我给不了那么多，最后只好分开了。”
杨先生所在的泾源县地处宁夏南部山区西海固地区，曾经是国家级贫困县。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该县常住人口为8.5万人，男性占比51.31%，女性占比48.69%。“骑的是女儿的，住的是女儿的，穿的是女儿的”曾是当地广为流传的俗语，说的就是借女儿外嫁达到脱贫的目的，所以外嫁女儿就要狠“宰”男方一笔彩礼钱。另外一个原因，是女方家庭担心女儿嫁到男方家庭后受穷，于是向男方索要较多财物，从小件服饰、日用品，到大件摩托车、洗衣机等样样都要。村民也因此逐步形成互相攀比之风，让本身就很高的彩礼水涨船高。
据泾源县一家婚介所的负责人介绍，近些年，当地的彩礼一般在20万元左右，并呈现逐渐上涨的趋势，近几年一度上涨到28万元。彩礼之所以越来越高，主要是互相攀比的结果。“现在女方都看着要的，要的少了，会让人觉得自家的女儿哪里有什么问题。”
无独有偶，在山西的长治、晋城两地，群众普遍反映如今农村的彩礼越来越高。“两三年前我们这边彩礼一般是10多万元，如今不少都是20万元起步。”某县一名村民说，今年春节，同村一户人家娶媳妇，不算置办婚宴酒席、购买金银饰品等，仅彩礼就22.8万元。
山东省由于男女比例为140:100，也造成部分地区出现高额彩礼。在网上，流传着一张山东结婚彩礼排行榜，各地金额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其中，菏泽彩礼最高，青岛紧随其后，威海“垫底”。其他如济南、临沂、泰安、聊城等地，彩礼也讲究“万里挑一”，即金额为10001元人民币。
多地婚俗改革为高价彩礼“踩刹车”
面对愈演愈烈的高价彩礼不良风气，近年来，各地各部门也在不断探索创新，通过制度机制约束、宣传教育引导、家风家教浸润、党员干部带头、典型示范引领等，多措并举治理高价彩礼。
今年2月，泾源县就出台了《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试行）》，其中明确“鼓励彩礼不高于6万元，倡导女婿赡养岳父母，人情礼金不得高于200元”，高价彩礼问题有望得到整治。
不久前，河南省杞县举行了“抵制高价彩礼 推动移风易俗”暨2023年“河南省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周”活动启动仪式。女青年代表刘璐在启动仪式上发言表示，选择伴侣要以人品、感情为重，不应拿金钱作标准，作为一名新时代青年，会积极响应号召，不盲目攀比、不铺张浪费、不接收厚礼，让自己拥有一个节俭适度、富有意义的婚礼。仪式现场，刘璐和其他女青年一起，在抵制高价彩礼背景墙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河南是人口大省，多年来，高价彩礼问题困扰着不少农村青年和家庭。2022年7月，河南省民政厅将开封市，平顶山市宝丰县、叶县，濮阳市等20个地区确定为全省婚俗改革实验区。其中，作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之一，宁陵县充分借助政协“有事好商量”协商民主议事平台，让群众在红白事操办定规矩的过程中从“旁观者”向“裁判官”转变，让群众自己商量着办，更切实有效、更得民心。
在宁陵县城郊乡乔九庄村召开的一次议题为“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的协商民主议事会上，城郊乡党委副书记郭召请与会政协委员、村民代表围绕婚丧嫁娶铺张浪费、盲目攀比等现象，畅所欲言。
身为乔九庄村委会解堌堆村红白理事会会长，年过七旬的老党员解圣志第一个发言：“我先说。‘今也干，明也干，不如孩子谢顿饭；今也掏，明也掏，不如孩子一弯腰。’我问事恁多年，啥样的红白事都问过，说实话，咱办婚礼的陋习太多，该改改啦。”“我赞成！孩子一成媒，就开始待媒人、送小礼、端茶礼、改口礼、上车礼、下车礼……太多，有啥用？该去的得去掉。”村民代表深有同感。经过协商，宁陵全县几乎所有乡镇都将“婚丧嫁娶不攀比，铺张浪费不可取，红白喜事勤俭办，大操大办不划算”写进了村规民约。
“我们县里结婚，提倡彩礼不超1万元、喜宴不超10桌、婚车不超6辆，给我们家减轻了不少负担。”董彦帅是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提倡婚俗新风尚后的首批受益者之一，他与妻子杜红香以及镇里其他5对新人的集体婚礼由镇长主持、县政协副主席证婚、千人观礼，既隆重又节俭。
2021年9月22日，沂水县入选第二批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名单。县里成立了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婚俗改革领导小组，印制《喜事新办倡议书》向社会发布，调整村规民约，将喜事新办明确写入村规民约，着力破除群众陈旧观念，形成婚俗改革思想自觉。制定出台《关于推进婚俗改革倡导喜事新办的指导意见》《婚俗改革指南》等规程，积极倡议简约减负，形成婚俗改革操作规范。专门设立喜事新办服务队，由村党支部书记、妇联主席和村内威望较高、常年操办喜事的人员组成，镇红事理事会统一培训“上岗”，为喜事新办家庭开展全程服务，真正让“喜主”暖心、舒心、省心。
治理高价彩礼还需精准施策
虽然近年来高价彩礼陋习得到一定遏制，群众负担明显减轻，但从全国整体情况看，整治高价彩礼并非易事。据全国妇联近期相关调查显示，28.5%的被访者认为高价彩礼还比较普遍，43.5%的人认为彩礼给男方家庭带来经济负担，这也是部分农村家庭“因婚致贫”“因婚返贫”的重要原因。
对此，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委员何炳善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高价彩礼问题，各地应当抓住乡村振兴这个机遇，大力发展农村经济，通过引导、帮助村民发展致富的主导产业，不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从根本上消除部分农村村民通过嫁女儿得到高价彩礼来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的现象。
“爱情本应是神圣的，婚姻本该是自由的，两个人的结合本来是件喜事，现在却因为高额彩礼完全变了味。”山东省政协委员，山东法策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法水说，高额彩礼不仅给男方家庭造成很大的经济负担，也为未来新成立的小家庭集聚矛盾埋下了隐患。
作为律师，张法水认为，彩礼作为事实上存在了两千年以上的习俗，难以用法律强行禁止，只能通过倡议与宣传，让人们从思想上、观念上否定高价彩礼的正当性，进而实践低价彩礼或零彩礼等新时代观念。“在遏制高价彩礼时，如果非要给彩礼定一个标准，那也应该是定一个最高标准，并且这个最高标准的数额应该是象征性的，不能因此给群众生活带来较重的经济负担。此外，各地还要有配套的正向激励措施以保证标准落地生根，否则高价彩礼现象短期内难以杜绝。”张法水希望新时代农村青年男女能够树立正确的婚恋观，顶住传统和世俗的压力，坚决反对高价彩礼和大操大办，在移风易俗中发挥带头作用。
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海鹰提交了《关于治理高价彩礼，培育时代新风新貌的提案》，提出要精准治理高价彩礼。
吴海鹰提出，宣传部门要广泛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教育，充分发挥志愿宣讲团作用，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级融媒体中心、村大喇叭、宣传栏等阵地，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培树一批群众身边自觉抵制高价彩礼的家庭典型，创作刊播一批文艺作品、公益广告等，大力宣扬“不要彩礼要幸福”“婚后共同奋斗”的婚恋观，形成抵制高价彩礼的强大舆论氛围。
吴海鹰建议，相关部门要开展专题调研，为精准治理提供依据；指导基层自治组织在村规民约中加入“限高”规定，提出具体约束性标准，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出台地方性法规。此外，有关部门要立足职能，搭建公益婚介平台，培育社会组织，为未婚男女提供免费婚介服务。完善婚嫁新风礼遇激励机制，汇聚各方资源为“零彩礼”“低彩礼”者提供集体婚礼、免费体检、创业担保贷款等暖心支持服务。支持村委会继续用好“红黑榜”“积分超市”等治理方式，激发村民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内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