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研发机构，现在可谓炙手可热。

从科技部等中央部委，到北京、浙江等省市，它都是一个高频词。

今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

背后逻辑清晰、明了。

一方面，我国科研基础日渐坚实。2022年，我国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已超3万亿元，居世界第二，研发人员总量更高居世界首位。

另一方面，面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产业革命浪潮，我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加充沛的新动能。

因此，新型研发机构被各方寄予了厚望。

也正因其新，很多人都很好奇，它到底长什么样？

这也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不过，他的答案是，“不知道。”

这不是敷衍，而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

3月20日至25日，王坚参加了民革中央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组织的“加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调研。

调研途中，他思考了两天之后，才正式接受人民政协报记者的专访。

此前，他从2016年开始探索，至今已6年多。而思考的源头，则要追溯更久。

他的逻辑是，创新是对未知的探索，是多样化的过程，需要不断寻找边界、突破边界。作为承载创新使命的新型研发机构，也一定是形态万千，应需而生、而变，是在实践土壤中长出来的“自然之果”。

百花齐放才是春

记者：无论是企业界还是科技界，现在对新型研发机构的讨论都比较多。在您的心目中，它应该什么样？

王坚：具体什么样，我也不知道。每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同。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彻底讨论清楚，其实并不容易。从本质上来说，创新是一个不断尝试、不断探索的过程。

记者：我们可以换个角度讨论。如果从创新主导力量，或者推动力量来看，什么样的载体比较适合科技创新？

王坚：从现在已经有的成果，反过来看，什么样的载体更适合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倒是可以讨论一下。

不管是中国，还是全球，创新载体的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政府推动、企业推动、非营利社会组织推动。

我国政府推动的科技创新成果有很多，成绩显著，比如高铁、航天这些大科技工程。现在，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也正在发挥巨大作用。

我国已经出现一些企业推动的创新，在全球都有了竞争力。比如，5G、云计算、新能源汽车和电池，等等。

现在，各级政府、企业界也在着力打造一批新型研发机构，这些都应给予鼓励。但我们也要注意，无论政府推动还是企业推动，也都有各自的局限性。比如，花纳税人的钱，需要有考核机制，不能白白打水漂；花企业的钱，不管是否有盈利要求，最终的生存压力也都会实实在在地传导过来。可以说，两者对创新沉没成本的承受力、对创新失败的包容性比较弱。

这也是我最近几年一直在思考、探索、尝试解决的问题：创新伴随的失败成本，怎么尽可能少？或者说，怎么以最小的社会成本，接纳它？

我认为，非营利社会组织的形式，可能是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它可以避免追责问题，没有利润、效益要求，也没有生存压力。而且，它的可塑性强，没有那么多的边界、规矩，反而更有利创新，过去我们不具备条件，今天我们已具备条件，需要有人去探索。

记者：不同的载体，怎么界定它们之间的关系？

王坚：从大的范围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也包括大学、科研机构，彼此之间应该既独立、又融合。就像百花齐放才是春满园。

独立是指各自的角色、功能清晰，有边界感。比如，大学的努力方向，应该是研究成果最终能进教科书；企业的努力方向，应该是创新成果转化为有全球竞争力的产品，能切实提高消费者、使用者的效能。

强调独立性是为了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在自己的领域把功能发挥最大，这也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要求。融合则是为了形成整体合力。比如，大学的基础研究成果，可以顺畅地在企业得到转化，这就是融合。从而推动经济整体质量提升。

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力，并不必然等于科技创新能力。这与国家经济结构、产业分工等关系很大。因此，政府、企业、高校、社会组织之间的融合，非常重要。第二，一个国家整体科技创新水平，根本上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高度相关。这是一个规律。当前，我国的经济整体实力在国际上已经得到极大提升，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基础。因此，当前最重要的事，是把我国的经济能力转化为科技创新能力，通过创新能力再推动经济上台阶，形成正向循环。

梦想的种子需要适合的土壤

记者：您认为新型研发机构没有固定的标准、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甚至它的运作形式，也应该是超出很多人的普遍认知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王坚：基本是这个意思。它的特点是新，一定要与传统的东西有区别，对不对？如果我们都能预料到的，或者规划好的，那八成不是创新，极有可能是原有东西的升级版。无论创新活动本身，还是创新载体的运行，都应该是这样。

记者：您比较看好非营利社会组织这种形式。但它并不是一种新的组织形态？

王坚：是的。但面对科技创新，它运作的形态、形式，都可能是全新的。比如，云栖工程院，没有一名自己的研发人员，但即便在疫情影响下，这几年最多时也有500多科学家同时在合力攻关，成效显著。有关部门把它总结为“杭州攻关模式”。无锡雪浪工程院和正在筹办的上海海纳工程院，模式与此差不多，也都属于非营利组织。

记者：能与我们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些细节吗？

王坚：我给你讲讲另外一个例子吧。我们2017年创办了杭州市云栖科技创新基金会。2018年发起了“2050”科技活动，每年组织一次。

这个活动主要面向青年人，已经有全球300多个城市的青年人参加。

我记得第一次活动时，有1500多名青年参加。当时，一位年轻的演讲者过来跟我说，他在专业会场都没面对过这么多人。他从来没跟这么多人讲过自己对未来空天技术发展的看法，讲完后他自己也很受鼓舞。现在他正在研究氢能源为动力的飞机。有几个年轻小伙儿，创业做可回收火箭项目。没有多少投资，明天在哪里都不知道，更别提经济效益，很多人可能觉得他们的事儿有点不靠谱。但他们对自己的项目很有信心。

这里聚集的就是这样一群人：自己都不知道明天在哪里，却在操心着人类的未来。这是一群有梦想的年轻人。

其实，青年一代都有自己的梦想，只是缺少交流、表达的机会，很少为外人知道，也缺少寻找志同道合朋友的平台。

我把这个活动视作新型研发机构的一部分。我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单纯投资一个实体的研发机构还重要。

如果一个年轻人对1000人讲出了自己的想法，是否能改变听者，这是不确定的；但一定能改变这个年轻人。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的话，就是一个承诺，他要想办法去兑现的。

也许，未来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创业者，就是在这里种下了梦想的种子。

记者：我对这个活动也有所了解。但把它纳入新型研发机构，我确实没有想到。您是怎么有这个想法的？

王坚：我从一名学生、老师，成为外企研究机构的研究者和管理者，在民营企业攻克了具有世界竞争力的核心技术，再到当选院士，一路走来，很多人帮助了我。因此，我一直在想，能为年轻人做些什么？我发现，当下年轻人很少有机会能在更大范围内让大家知道他们的想法，但社会发展的规律是，无论我们认为年轻一代是否靠谱，最后发展的接力棒都要交给年轻人，当然，很多麻烦也留给了他们。

因此，基金会刚成立不久，我们就开始策划这个活动了。我们在杭州云栖小镇还设立了一块2050倒计时牌，按秒计算，很多年轻人在那里合影。这种仪式感，对他们可能也会有不小的心理影响。

记者：您有没有预测过，大约多长时间，您在新型研发机构方面的探索能够成型？如果放眼全国，这个探索需要多久？

王坚：我并不着急。也许5年，也许10年。但我们有个基本判断，对未知的探索，有的会有结果，有的可能就没有结果。社会需要有科学的容错机制。这也是我认为非营利民办组织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的原因。

创新不是要替代原有的东西。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问题。新机构与传统机构、新机制与旧机制，是互相促进、彼此共存的关系。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包容，鼓励不同形式的探索，海纳百川，最终汇成中国经济的澎湃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