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前，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口号”。其中，“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诠释了新中国的政治架构，得到了包括农工党在内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也极大地鼓舞了农工党广大党员的斗志，增强了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决心。

召开四干会议，进一步坚定紧跟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上下都渴望建立一个各党各派联合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蒋介石却坚持其一贯的独裁统治，对共产党采取了两面政策，一方面进行国共和谈，一方面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使和平民主建国无望。

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担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农工党于1947年2月3日，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制定新的行动方针。会前召开了为期10天的预备会议，与会人员对党的中心工作和路线问题进行了反复辩论，达成了共识。在中心工作方面，根据邓演达的政治主张与革命的基本精神，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主力军，工人是中国革命最先进的阶级，必须把农民的革命要求与工人的最先进的革命意识和力量结合起来，作为整个革命的中心。在路线方面，针对领导层中有的人“没有认清美帝对中国的面貌以及蒋介石把民主作幌子的用心”，对美蒋还抱有幻想，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了认识，达成了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有革命前途的共识。

会议期间，章伯钧根据预备会议讨论的问题，作了《党务报告》。会议决定党的名称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通过了党的章程；通过了党的纲领、路线和基本方针的决议，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

四干会议发表宣言，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扶持下疯狂发动内战、破坏和平建国的罪行。呼吁“全国同胞及民主党派共同推进团结，实现和平统一，建立独立富强之中国”。

四干会议是农工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一次“改造党、健全党、扩大党”的会议。会议总结并肯定了农工党的历史，强调自二干会议以来农工党在共产党的指导下同共产党亲密合作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并根据新斗争形势的需要，提出了组织、宣传和行动方针。会议决定整顿原有组织，进行党员登记，扩大组织基础。会议再次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为农工党的奋斗目标，加强与中共、民主同盟、国民党民主派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全面合作，继续紧跟中国共产党，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明确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口号”，得到了包括农工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也在农工党内产生了强烈反响。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农工党1948年9月2日至11日在香港召开了中央临时扩大会议。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会前足足酝酿了两个月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开展了无数次的争论，争论涉及的问题是广泛和深入的，其激烈尖锐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出现了感情冲动意气用事的场面，但最终逐渐把偏向纠正过来，充分发挥了批判斗争精神来解决党内的问题。

扩大会议首先听取了各地方组织的工作报告，使大家感到异常兴奋，在斗争尖锐的地区，组织发展比较稳固，并开辟了组织活动新地区，党员人数在成倍增加。尽管有不少党员为革命还在受难和被迫害中，但大家显示出坚决勇敢斗争的姿态，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暴中努力工作，在斗争中迅速成长着。虽然各地发展还不平衡，有的干部还残存一些落后和错误的思想和作风。但建设一个农工平民革命组织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和条件。

出席这次扩大会议的中委和地方干部30余人。会议接受了章伯钧的政治报告，听取了各项工作报告，检讨了四干会议以来的工作，综合国内外形势，一致通过了《政治决议》，决定了今后的任务和策略方针。

政治决议指出，当今革命已接近胜利的时候，我们的任务是：彻底打败美帝扶日援蒋的政策，作为世界反帝战线基本的一环，并推动其发展，彻底消灭战争危机，确保世界和平。决议认为，南京反动统治集团已走向分崩离析的前途，日益接近消灭了。但他们为着延续其垂危的命运，除了卖国残民外，也可能在美帝策划下玩弄和平阴谋，并可伪装“改革运动”策略，“自由主义者”标榜所谓“中间路线”，以欺骗、麻痹人民。所以如果“中间人士”受不起战争严格的考验，过高估计反动势力，过低估计革命势力，幻想和平早日到来，则刚好中美蒋的阴谋诡计，使革命遭受损失。我们必须提高人民的觉悟，使人民彻底了解真正的和平，只有彻底消灭反动集团的武力及其统治机构，才能获得。

政治决议对于坚持与中共长期合作，作了如下的表述：“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先进阶级——无产阶级坚强领导的组织，本党是由被压迫的中国民族特性所产生，为农、工、平民劳苦大众革命组织。构成阶层固有区别，但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共采取新民主主义的道路，与本党历来主张的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民主政权则完全相同。将来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又是一致的。故我们与中共不仅是今天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战友，而且是建设新中国的长期合作者。这是历史规定的，本党过去对中共的合作，已经增加了中国人民的团结与胜利，今后更应从农工劳苦大众，从广大民主阵线的实际奋斗中，增加友好合作。”

农工党这次扩大会议，较之一年多前在上海举行的四干会议，在政治路线上有了更显著的进步，其主要标志是，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地位，确定了今后要与中共长期合作，为全面接受中共的领导奠定了基础。其次，总结了实际斗争中的经验教训，使少数人认清了美蒋玩弄“和平”的阴谋，丢掉了幻想，使全党增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

投身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

按照四干会议精神的要求，农工党积极投入到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中。1947年2月9日，国民党特务在上海制造了“二九惨案”，农工党和各民主党派及上海各界群众一道，成立了“二九惨案后援会”，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章伯钧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一道，招待各界人士，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

2月中旬，国民党大批军警在北平非法逮捕了与“军调部”中共人员有过来往的各界群众近2000人。3月，农工党发表宣言，提出了“保障人权”的口号，指出：国民党政府“在一夜之间，北平警宪拘捕二三千人，青岛且加倍之”，进行武力镇压，“何有人权可言？”4月25日，农工党针对蒋介石政府玩弄的所谓“改组政府”“还政于民”的政治把戏，发表声明，揭露这种政治把戏的虚伪性和反动本质。在香港的农工党中委彭泽民、李伯球、郭冠杰等也发表了《对改组政府的意见》，尖锐指出：蒋介石宣布的所谓“改组”，“是明白宣告贯彻武力征服中共，与政治协商途径背道而驰”。彭泽民等还警告国民党政府，应该接受历史教训，及早纠正错误，否则“终难逃败亡之命运”。

根据四干会议提出的加强与中共合作的方针，农工党各地组织大都同中共的地下组织和党员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联系，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帮助下配合中共工作。特别是上海、浙江、广东、安徽、南京、江苏、湖北等地组织，为当地的中共根据地输送青年和知识分子，提供情报和物资弹药，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配合中共进行策反，同中共合作组织武装斗争，都取得了一定成绩。

由于国民党坚持进行大规模内战，在国统区加紧征兵、征粮、征税，使得工商业纷纷倒闭，农村一片凄凉，民不聊生。农工党各地方组织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1947年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的16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6000余人，在南京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联合示威大游行，农工党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政治大学的基层组织，积极发动、联络各大中学学生参加这次爱国运动。在爱国学生遭到国民党的迫害后，农工党驻沪办事处又印发传单，参加策动学生两万余人举行反政府大游行。驻沪办事处发言人还发表谈话，号召学生联合起来，坚持斗争。在香港的农工党负责人彭泽民、李伯球、王深林、杨逸棠、郭冠杰等，也发表了《声援宣言》，对学生的英勇抗暴斗争表示敬佩，指责国民党镇压学生的暴行是丧心病狂的举动，呼吁国人制止暴行，迅速消灭独裁统治，实现民主。农工党在江南国统区许多地方的农村，提出了“抗丁”“抗捐”“抗粮”的口号，团结农民，与国民党地方政府对抗。

1947年2月底，国民党强令中共驻南京、重庆、上海的代表全部撤退，随即进攻延安。3月12日，农工党发表《对时局宣言》，指出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将使中华民族自相残杀的悲剧愈演愈烈，针对严峻形势，提出六项主张，表达了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独裁、内战、卖国政策的原则立场和坚决态度。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前，周恩来与邓颖超借黄琪翔在上海的寓所，邀请了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几十位各界知名人士聚会话别。在聚会上，周恩来谈笑风生，对胜利充满信心，使与会的人士深受鼓舞。黄琪翔夫妇向周恩来敬酒时说：祝你们早日回来，相信不久的将来大家一定能再相聚。

由于农工党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积极开展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的斗争，因而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和残酷迫害。1947年5月，国民党当局在各地绑架、逮捕民主人士，农工党员多人被捕。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农工党于7、8月份发出《政治通告》和《组织通告》，指示全党在严峻的白色恐怖下，严密组织、保全机构、隐蔽分散、建立据点、扩大自己、坚持斗争。

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令民盟解散，农工党的工作也被迫完全转入地下。到11月底，章伯钧等农工党部分负责人秘密前往香港，农工党中央机关也随之迁至香港，继续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配合人民解放军，开展新军事运动

根据农工党中央临时扩大会议的决议，为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加速胜利的进程，农工党在香港与中共有关负责人建立了联系，开始了在中共领导下的新军事运动。

在广东，农工党在北江、兴梅、惠东宝、广州、潮汕五个地区成立游击队，分别由黄桐华、李通昭、周世杰、梅日新、黄平领导，共3000多人，与中共地方游击队密切配合，同国民党军队战斗，一直坚持到广东解放。农工党员黄桐华被中共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边区先遣支队司令员”。

在浙江，在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路南六支队的领导帮助下，农工党在杭州、诸暨、金华组织了游击队，与当地的中共武装协同作战。其中，东磐武工队拥有400多人枪，在中共的领导下，编为浙东人民解放军东磐支队，由农工党员方启东任支队长，为摧毁东磐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和旧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上海，农工党在上海郊区和江浙一带策反国民党部队及地方武装，组建了地下“民主联军”，预编为两个军和一个直属师，准备待命集中，迎接解放，直属师在1949年5月25日开到上海南市，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

在江西，农工党在九江、德安、修水等20余个县建立了由傅肖先任总指挥的江西民主自卫军，拥有8000多人枪。其中有的纵队、支队在配合当地解放战斗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先后解放了修水、九江，促成了德安、永修、进贤、丰城、南丰、余江、遂川等县的和平解放。

在湖南，农工党员武思光组建了“湘西人民革命军”，在中共湘中地下工委的领导下，后改名为“湖南溆沅辰人民解放总队”，拥有3000多人枪，在解放军113师、117师、140师、147师的支持帮助下，与国民党军队作战10余次，为解放湘西各县及帮助人民政府剿匪、征粮作出了贡献。

在广西，农工党筹建了以郭坤一为支队长的“富川游击支队”，有数百人枪，开展了对国民党富川自卫总队的策反、收缴民间枪支弹药等工作，直至解放。

在四川，以川北中江县为中心，成立了“川北人民自卫军”，在与国民党当局内务部第二警察总队的战斗中，缴获步枪千余支，大炮10门和大批军用物资。这支武装，在当地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策应解放、维持治安、配合解放军瓦解国民党军残部等项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农工党在安徽等地也都开展了武装斗争。

以上农工党的武装，在当地解放后，按照中共的政策，接受了改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

北上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

1948年下半年，应中共中央的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华侨代表从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相继到达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华北解放区的河北平山李家庄，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开始了组织国家政权层面上的合作。

194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章伯钧同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等7人在哈尔滨参加了征求意见座谈会。彭泽民同李济深、何香凝、周新民、马叙伦等11人参加了在香港的征求意见。经反复磋商，与会人士一致同意中共中央的文件精神，共同商定，新政治协商会议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单位的代表组成。

同时，到达解放区的农工党领导人与其他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参加了一些座谈会、时事报告会，并针对一些重要政治问题相互交流；参加了参观考察等活动，接触实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看到解放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联系到自身在国统区政治上受压迫、组织上受破坏、成员遭暗杀、合法地位难以保证的处境，更加敬佩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的远见卓识，倍感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正如他们在参观归来致书毛泽东陈述感想时说：

使我们感受最重要的是：向来被人们看作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主席领导下，经历了长期斗争的锻炼，现在已经组织起来并教育成钢铁一样的坚强集体了。政府的民主集中制已经充分发挥了效能——群众有发表意见的绝大自由，而中央的政策又能贯彻到最下层去。这样坚强的集体，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1949年1月22日，彭泽民、章伯钧、丘哲、韩兆鹗、严信民等农工党员与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共计55人联合发表声明，宣布“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彭泽民、章伯钧等农工党员出席了会议。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召开，代表农工党参加会议的有正式代表10人，分别是：彭泽民、郭冠杰、李士豪、何世琨、杨逸棠、张云川、郭则沉、王深林、严信民、杨子恒；候补代表2人，分别是：王一帆、李健生（女）；还有分别代表华东、华南、西北解放区的代表季方、李伯球、韩兆鹗；无党派代表周谷城、邓昊明，以及特邀代表黄琪翔等农工党员出席会议，章伯钧、丘哲代表民盟出席会议，直接参加了筹建新中国的实际工作。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的和平建国愿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表明了农工党结束了受尽压迫和屈辱的在野党地位的历史，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人民政权的新型政党，踏上了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建设新中国的崭新发展道路。

（作者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研究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