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儒会通”以前只是学术界的新概念，用以表达明清时期的伊斯兰教界的撰译活动。2019年，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用“佛教东传”“伊儒会通”“西学东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来概括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文明对话，并高度评价了这些对话活动对于中国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贡献。至此，学术界对于“伊儒会通”就愈加关注，并开展深入探讨，这里撰文只是对这个概念（亦可谓范畴）做较为系统的梳理与界定。
所谓“伊儒会通”，首先是指发生于明清之际延续至民国初期的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活动，其以译撰为特征，通过对伊斯兰教典籍的汉语翻译，以期将外来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本土文化相会通。主要代表人物是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等，代表作品有《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清真指南》《大化总归》等。
“伊儒会通”从字面看似乎指伊儒两种文化的会通，实质是伊、儒、道、佛四种文化的会通，从而展现东方文化的整体面貌。以往学界谈论东方哲学大多就儒家这个点而言，最大范围也不过是儒道佛三家而已，这样是不全面的，只有伊、儒、道、佛四家会通以后，才能呈现出东方文化的整体面貌。换言之，若将发源于西亚的伊斯兰教、南亚的佛教、东亚的儒家、道教会通为一，定能呈现出整个东方哲学的风貌。所以从学术层面来看，会通的价值或意义尤其重大。
作为一场纯粹的学术性的会通（译撰经文）活动，清代末年已经结束，可是作为伊儒会通的大众化活动，却是民国以来一直持续着，甚至延续至当代。笔者以为这场“伊儒会通”的活动还将延续下去，因为其毕竟是宗教中国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目前推进的一项重点工作。所以，无论从纵向与横向（时空）角度看，都是宽大而绵延的。
“伊儒会通”作为一场我国穆斯林自觉的学术活动，除了涌现一大批思想家和学术著作之外，还带来了一种新的精神或新的面貌。自然，这就涉及“伊儒会通”的理论观点、理论方法、认识视角等问题。“伊儒会通”刚刚处于起步阶段，王岱舆就提出了二元忠诚观，认为穆斯林既忠于真主，又忠于君主；既孝敬真主，也要孝敬父母。这种伦理观表达虽然简单，却反映了他们的爱教、爱国（以后演变为爱国爱教）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此外，“伊儒会通”也存在方法论方面的主张：伊儒之间之所以需要会通，就是在于彼此之间存在差异。例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三种外来的宗教，本体论意味较浓。儒家、道教家国伦理特点就较为显著。若是能够会通或互鉴，即取他者之长，补自己之短。这是基于辩证法而有的认知。再者，从认识论角度看，“异质文化”的视角，亦是非常重要，因为往往更能够发现彼此的差异与个性。“伊儒会通”实际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论，从“异质文化”角度观察不同的文化，观察彼此之差异或个性，以便进行会通。若没有这样的视角，会通常不得要领。总之，“伊儒会通”这场活动所包含的内涵是广泛的，既包含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也包含认识问题的重要视角，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以前，在探讨“伊儒会通”时，学者较为侧重思想方面会通，以至于造成一个错觉，以为“伊儒会通”就是思想理论的会通。其实，这是片面的。因为，“伊儒会通”既包含思想方面的会通，也包含习俗、制度乃至器物层面的会通。例如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建筑（包括楹联、匾额等）、穆斯林服饰，就是器物层面的会通；又如穆斯林的节日习俗、婚丧制度等，便是习俗制度方面的会通。显然，这些会通都是多领域、多层次的。于是，可以认为会通是广义的文化会通、文明的会通，而非狭义的思想哲学的会通。换言之，它的范围是宽泛的，而核心是思想精神方面的会通。
如人熟知“伊儒会通”是一新概念或新范畴，要阐述清楚，还需梳理下它与近来使用过或正在使用的一些概念的关系：
第一，“伊儒会通”与“以儒诠经”“以儒释经”的区别。“以儒诠经”“以儒释经”一段时间使用频率较高，现在更多的是使用“伊儒会通”。究其原因，在于前者的局限性。“以儒诠经”“以儒释经”仅仅局限于中国穆斯林学者群或者说局限于研究伊斯兰教学者群，其他学者往往难解其意。譬如“以儒诠经”的“经”，指代是什么？实话说，单看这一词是无法理解的。换言之，人们不知道“以儒诠经”或“以儒释经”，是指以儒家思想诠释儒家经典，还是指以儒家思想诠释佛教经典？抑或是以儒家思想诠释伊斯兰教经典？因为“经”各教皆有，非一教独占。如此一来，就需要再用一句话进行解释，有时甚至一二句话也解释不清楚。因为，伊斯兰教著作，除《古兰经》、圣训之外，还有哪些属于经，哪些不属于经？目前似乎尚无清晰界定，正是由于“经”的界限模糊不清，势必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和辨析。另外，在汉语语法中，对称是一个起码的语法问题，诸如“伊儒”“回儒”“儒佛”“儒道”“中西”等，就是对称而并列的。
按照学界惯例，某一概念若不能为大家所理解，或是不够严谨，自然就会让位于含义清晰、普适性更强的了，而“伊儒会通”于此背景应运而生了。其概念最大特点有二：其一，“伊儒”对称。其二，“会通”含义清楚，没有歧义。因此，这是一个严谨性的学术概念。
第二，“伊儒会通”与“伊儒文化交流”“伊儒文明对话”的差异。后面这两个概念，虽然也使用了较长一段时间，理解上也没有歧义，但依然存在一个问题，即两种文化交流的深度、广度无法显现或表达出来。换言之，“伊儒对话”“伊儒交流”，大家虽然都能够明白，只是经历了百十年乃至更长时间，还在交流、对话，似乎给人停滞之感，或者有刚刚开始的感觉。而“伊儒会通”不仅包含了交往、交流的含义，也包含了交融的含义。显然，对于伊儒这两种不同文化，使用“伊儒会通”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符合“译撰活动”不断推进的实际。
第三，“伊儒会通”与“宗教中国化”的关系。笔者以为“宗教中国化”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根本，是核心，是方向。其二，伊斯兰文化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相会通，这是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互鉴的内在需求和发展动力。应该看到，这两层都是不可或缺的——没有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失去政治方向；没有互鉴或会通，文化就难以发展和提升，进而失去发展的历史机遇。有人认为道教是中国本土的文化宗教，还需要中国化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从政治层面看，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社会主义在发展，适应也应不断发展，而不可能一下完成，一次结束。文化层面也是如此，也需要不断地交流，互鉴。
综上可知，“伊儒会通”是宗教中国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伊斯兰教界的具体的近似的表达，虽不能说两者完全等同，但说近似于宗教中国化（因为两者皆有政治、文化两方面的内涵）是完全可以的，只是宗教中国化的现代意味含义更浓，更凸显。因此，大体说来，在中国伊斯兰教界说“伊儒会通”，其实就是宗教中国化的另一种表达。
第四，“伊儒会通”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伊儒会通”活动的开展与中华民众共同体意识形成，具有一致性、趋同性。文化会通是前提，铸牢意识是结果。没有前提当然不行，没有结果，会通的意义则大打折扣。显然，伊儒文化会通，对于中华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自然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或者就是各个民族“三交”的基础理论。于是，有理由认为“伊儒会通”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的支撑作用，是铸牢的理论传统资源或理论基础之一。
显然，“伊儒会通”是一个全新的、含义清晰的、又不易产生歧义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与“宗教中国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联或存在一种内在联系的概念。如此一来，或许有人认为经过诠释“伊儒会通”这个概念更像一个范畴。其实，概念与范畴本身差异不大，或者说大致相当，只是范畴内涵更加丰富，涉及面更宽些，所以认为其是范畴也是可以的。总之，深刻理解了“伊儒会通”以及“伊儒会通”与其他概念的关系，将有益于推进宗教中国化不断深入。
（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