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6日至17日，武汉三镇兵不血刃获得解放，广大市民载歌载舞，欢庆江城武汉回到人民手中，武汉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在武汉解放前，中共地下组织冒着流血牺牲的风险，在武汉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取得敌人的情报，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秘密统战策反工作，为武汉的顺利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巩固、发展党的组织，积极开展统战、策反工作
抗战结束后，中共中央南方局陆续派出赵忍安、李声簧等一批骨干同志到武汉重新开辟党的地下工作。1946年春天，中共南方局派曾惇等人来到武汉，与先期到达的同志汇合，重建中共武汉地下党组织，组织、领导了武汉群众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罢课、罢工斗争。1947年11月，中共湖北省地下工作委员会成立，曾惇任书记，陈克东负责湖北地区长江两岸工作，李声簧负责统战和宣传工作。不久，中共武汉地下工委成立，刘实任书记。
1948年7月，中共武汉市委员会正式成立，曾惇任书记，江浩然为组织部长，张文澄为宣传部长（11月到任），组成常委会，陈克东、刘实为委员。同月，江汉区党委城工部汉口小组建立，刘建章为负责人，在汉口警察局系统开展策反工作。中共武汉地下组织还相继在工人、职员、教师、新闻工作者、妇女积极分子中，建立发展秘密外围组织，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在工人、青年、妇女和爱国人士中开展工运、学运以及其他民主爱国运动。中共武汉地下组织还运用各种条件，建立秘密收听站、地下印刷厂，创办油印小报，广为散发，并大量翻印《新民主主义论》《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毛泽东著作及中共中央文告等重要文件，对国民党党政军人员加强形势、政策的宣传。
据1946年6月15日中共武汉市委给中共华中局的反映武汉解放前地下党情况的报告中显示，中共武汉地下组织的主干是由中共武汉市委领导的390名党员（长沙、大冶、沙市等处除外）及1500至2000名党外核心分子（主要在大的学校、企业中）；另一系统是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及各解放区党委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计11个城工部，共有派遣人员和各种城工关系约2800人，其中党员50余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约950人。
经过不懈努力，中共武汉地下党组织与各民主党派保持密切联系，广泛地团结和争取了工商界、科技界、教育界的一批爱国人士，结成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武汉解放前夕，武汉爱国民主人士不顾国民党当局的胁迫，坚持留在武汉，和群众一道保护工厂学校和武汉地区公共财产设施。
在党的领导下，武汉人民保护城市完整回到人民手中
在武汉解放前夕及国民党军逃离、解放军进城之间的这段时间里，中共武汉地下组织利用一切社会关系，积极争取民主人士，放手发动群众，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护厂、护校、护公共设施的活动，反搬迁、反破坏，保护了城市的完整，为武汉顺利接收打下了基础。
中共江岸铁路支部和武汉工人解放先锋队在平汉铁路局江岸机车厂和机务段、车务段、工务段等职工中组织“保产活命委员会”和工人纠察队，并策动武汉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兼平汉铁路局副局长邬浩、国民党平汉铁路局特别党部主任刘松山等人暗中配合，参加了职工的保产护路斗争。
国民党军队南逃前，命令对武汉电信局的电讯设施进行破坏，中共武汉市委、中共鄂豫三地委和江汉三地委城工部所属地下组织团结上层，发动群众，在武汉电信局开展了护局保产斗争。面对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督促拆机南迁的命令，在中共武汉市委的领导下，电信局党支部、武汉人民解放先锋队电信局支队、江汉三地委城工部电信局团支部分别发动、组织群众，在局长尤箕照、总工程师祝秉珩的支持下，成立了局应变委员会，发动职工分散转移、隐蔽重要通讯设备和电讯器材，并组织工人纠察队，日夜巡逻放哨，坚守在电信局大门口，成功地阻止了国民党军爆破队的破坏，制止国民党散兵游勇的骚乱和趁火打劫，同人民一道迎接武汉的解放。
卓有成效的策反工作
中共武汉地下组织对武汉社会情况和敌特状况进行调查，由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组织编辑成《武汉调查》及《武汉调查（补篇）》资料40余万字，送往解放区，在郑州出版后随南下大军送到武汉，对中共中央中原局和第四野战军制定进入武汉的军管手册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在武汉地下党组织的努力下，大批国民党党政军警各界首脑和核心骨干人员投向人民。中共武汉市委于1949年2月建立了以陈克东兼组长，吴明勋、陈陶、尚家齐为成员的策反工作组，对武汉国民党官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策反活动。中共武汉市委派党员胡铭心策反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书记长陈良屏，陈陆续交出国民党省党部组织系统表、省党部直属“中统通讯社”（特务系统）的资料及两次省党政军甲级联席会议记录等重要情报资料，为武汉解放后军管会肃清国民党特务发挥了一定作用。经中共江汉三地委城工部争取，汉口市警察局保安警察总队长胡武将准备撤退到沙市的保警总队1500余人枪留下，迎接解放，并参与了维持汉口社会治安的工作。汉口特别市市长晏勋甫、武昌市市长蒋铭、汉口特别市政府秘书长杨锦昱、警察局局长李经世、湖北省会警察总局局长胡慎仪等国民党政权高级官员均被中共武汉地下组织策反，有力地配合了武汉的解放、真空时期的社会稳定及城市各项接收工作的顺利完成。
在武汉解放的过程中，国民党高级将领张轸的阵前起义，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武汉解放的历史进程。张轸在武汉解放前任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十九兵团司令、河南省主席。早在抗战时期，张轸就曾先后与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见面，从而对共产党人有了全新的认识和评价。解放战争时期，张轸多次派人前往解放区联系，并接受中共指示，决定将起义时间定在解放军发起解放武汉战斗之时。1949年4月间，张轸又三次赴长沙与老军长程潜密谈，相约张轸先于武汉举义，程潜后在长沙行动。1949年3月，张轸率部退到湖北，在武昌以南沿江一带担任江防任务。5月10日，张轸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的通知，派人由金口渡江到沔阳县彭家场，与解放军拟定起义计划。5月15日，即武汉解放的前一天，张轸率所部2.5万余人在武昌以南的金口、贺胜桥一带举行起义。张轸部起义打乱了白崇禧的南逃计划以及破坏武汉的计划，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先遣兵团的军事行动，加速了武汉解放的历史进程。
制定并公布《致武汉人民书》，为接管工作做准备
为迎接武汉解放，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在武汉内线工作的同志，以武汉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公布并印发了《致武汉人民书》，对党接管城市的各项政策进行详细说明。
《致武汉人民书》对国民党党政工作人员采取的是分别对待的方针，即首恶必办，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做过坏事的只要脱离蒋介石反动集团，准其悔过自新，立功赎罪。对国民党官兵，只要放下武器，战斗结束后一律尽早释放，起义及配合我军行动的官兵，一律按照人民解放军军制整编，政治上与人民解放军一视同仁，待遇也与人民解放军一律平等；对国民党中统局、军统局及其公开和隐蔽的特务机关等一切反动组织，即日解散，停止活动，各该组织人员要依法向指定的机关登记，交出武器和一切反动证件，分别首要、胁从，分别发落，而对隐瞒不报或继续潜伏、阴谋活动者，一经查获，定予严办，并要求所有旅社、公寓、医院、茶馆、戏院、妓院均不得包庇隐藏国民党特务人员，否则一经查出当予以惩罚。
在经济方面，《致武汉人民书》提出：国民党的企业、商店、医院、房地产、市政机关及其各单位，是人民自己所有的财产，要妥为保护，不得损坏、拆卸、转移，等待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后予以接收；属于私人的企业、商店、医院、房地产，都在保护范围之内。为稳定市场，所有民营工厂、商店应该继续开工、开市，加强生产，照常营业；并呼吁所有工厂、企业生产部门的职工严守岗位，照常工作，加强保护，继续生产，为人民服务。对有决心、有思想、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希望他们“大批的参加到人民解放事业和新民主主义建设事业中来”，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骨干”……
这份《致武汉人民书》的公布，起到了稳定人心、安定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为即将建立的武汉人民政权打下了坚实基础。
（作者单位：武汉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