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连续剧《香山叶正红》第25集中，毛泽东称吴羹梅为中国的“铅笔大王”，他创办的中国标准铅笔厂产品曾远销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国木制铅笔生产规模最大的企业，世界四强之一。我们熟悉的中华铅笔就是他们生产的。

1949年，吴羹梅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本文记载的是他的创业故事。

筹措资金选址开厂

据资料显示，1925年至1931年，上海江海关进口的铅笔金额约600多万银圆。要打破洋货铅笔对中国市场垄断，就必须从中国人自己开办铅笔制造厂做起。

这一现状击痛了一位在日本留学青年学生的心。他叫吴羹梅，是江苏省武进县人，1922年进同济大学学习，1928年赴日本留学，1932年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后，进入日本真琦大和铅笔株式会社实习。看到了日本铅笔制造业的发达，受到启发，决心要创办中国自己的铅笔厂，让中国人用上自己制造的铅笔。

1933年底，吴羹梅学成归国后，筹措资金、召集人马，遴选厂址。那时候的民族实业家们，认为由于租界属于洋人管辖范围，较之华界，社会秩序比较安定，且市面也比较繁荣，容易做成生意，因此一般愿意将工厂建在租界之内。但问题是租界的地价已经被地产投机商炒得很高，对于一个新办的中小型企业来讲，资金有限，所以厂址只能在华界地面上“做文章”。

经过反复寻找，终于在南市肇家浜南岸的斜徐路1176号找到一家倒闭了的缫丝厂作为新厂厂址。肇嘉浜原是上海地区一条东西走向的通航河流，也是上海进入松江府的运粮内河，东接黄浦江，西连蒲汇塘，地跨徐汇、卢湾、南市3区境内，全长10公里。沿肇家浜两岸各有一条东西向平行的马路：北岸为1862年法租界公董局强行越界修筑的“徐家汇路”；南岸系1914年沪南工巡捐局修筑的“斜徐路”。斜徐路1176号旧厂房约两万平方米，木结构两层楼，翻修一下勉强可以使用。底层做车间，二层是办公室、库房和宿舍。新厂址较有利的条件是交通还算便利，离法租界仅仅一水之隔，通过打浦桥即可到达。

1935年10月8日，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简称中铅）正式开工。由于中铅产品价廉物美，又正值提倡国货，且在营销手段上，中铅以特别折扣的优惠方式，所以销售良好，深受国人欢迎。1936年1月，教育部通令全国教育厅（局）及各学校，一律采用中铅出产的产品。在上海市场上站稳脚跟后，中铅逐步扩大销售区域，远至云南、陕西、新疆等边远地区以及南洋等国家。

危急关头撤离上海

经过两年苦心经营，中铅已初具规模。正当厂里业务蒸蒸日上之际，国内形势发生剧变。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当华北战事迅速扩大时，华东局势也日益紧张，尤其上海，中日两军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早在淞沪抗战时，社会舆论就开始提出内迁沿海地区工厂的问题。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中国工业多集中沿海一带，假设中外有战事发生，沿海各地先遭轰炸，工业势必将被摧残无余，一二八上海之役，可为殷鉴。”也有人提出，我国因为没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故沿海地带必先受敌人飞机大炮的蹂躏；况且我国交通素不发达，战时调遣军队，运输军需，车辆船舶必不敷用，所以可在战争未爆发前，根据原料出产、货物销路情况，将重要的工厂分别转移各省。如是，则战时人民生活资料、战地给养，不至于缺乏；而固有的一些重要的工业，不至于完全破坏。可是，严重的局势和社会舆论，并未引起国民政府的重视。

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才让民间自发组织起来，准备内迁。

8月3日，资源委员会派遣林继庸等人携带内迁草案抵达上海，同上海工商界负责人胡厥文、吴蕴初、支秉渊、颜耀秋等商谈工厂内迁事宜。8月11日，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成立，林继庸任主任委员。次日，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成立，在监督委员会指导下开展工作。各企业代表推举颜耀秋、胡厥文、支秉渊等11人为委员，监督委员会指定颜耀秋、胡厥文、支秉渊为正副主任委员。在两个委员会的具体安排布置下，上海工商界便开始着手拆迁的准备工作。

内迁肯定得赔钱。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爱国决不做亡国奴，即使毁家纾难。同时，吴羹梅预感到，这场抗日战争不可能在短时期结束，而铅笔制造是文教事业和宣传工作必不可少的工业，内地又尚无铅笔厂，正好中铅可以填补这一空白。吴羹梅义无反顾作出决定：内迁。

考虑到内迁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铅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吴羹梅在大会上向全厂职工宣布了中铅内迁的决定，解释了必须内迁的理由，做了内迁动员，希望广大职工尽量随厂内迁。会后，全厂立即投入紧张的拆迁。其间，日军飞机无数次地从中铅的上空掠过，并在离厂址不远的地方两次丢下炸弹。炸弹腾起的气浪和巨响，令人心惊肉跳。就是在这种危险的环境里，中铅员工争分夺秒，拆卸机器设备。看到炸弹扔下来便伏地躲避，敌机刚一离去又拼命工作。仅用了几天的工夫，就完成了全部机器设备的拆卸和打包入箱。

当年由于火车开行不正常，时开时停，且拥挤不堪，人们都往外地避难，以至于从陆路运输机器设备已经完全不可能。而水运，因为黄浦江吴淞口已被日军封锁，长江航运不通，只能走内河太湖到镇江，再装上长江轮船驶往武汉。内河吃水浅，大轮船不能航行，仅靠木船载货，用小火轮拖运。所运的货物吨数有限，再加上上海的内迁工厂不少，需要运输的东西很多，一时间可供雇用的木船紧张起来。物以稀为贵，吴羹梅不得不花了一笔不菲的费用才雇到1艘小火轮和三四条小木船。中铅员工们赶紧冒着生命危险，将打好包的机器设备运到沪西的码头，夜以继日地装船。待机器设备全部装上船后，已经是10月底了，吴羹梅总算松了一口气，立即下令开船，离上海越远越好。

步步内迁来到重庆

中铅的机器设备约于11月中旬运到武汉。机器设备刚一运到，厂方便积极寻找临时厂房，筹备开工事宜。经过努力，租到汉口市中心方正里一幢空房子，又通过工矿调整委员会武汉办事处的协助，解决了电力供应问题。1937年底，中铅正式复工。反正是临时性的，并未安装所有机器设备，仅仅装建了铅笔成品车间，把在上海已制作成半成品的白杆铅笔加工为成品，行销市场。

12月13日南京陷落后，安庆、九江也相继沦于敌手。武汉的局势越来越严峻。此刻汉口国民政府军委会所属工矿调整委员会改组为工矿调整处，隶属经济部。1938年3月22日，工矿调整处召集武汉内迁工厂开会，讨论再度内迁事宜。会上各厂纷纷响应；会后各厂重新拆卸机器设备，准备再次迁移。

1938年4月间，中铅再度迁移，由于厂里的大部分机器设备还封存在仓库里，仅有铅笔成品车间在生产，因此拆卸也容易得多。在接到通知的几天时间内，工厂便撤往宜昌。迁移到宜昌后，中铅租赁厂房，陆续恢复了笔芯车间、笔杆车间和成品车间。没有恢复的是铅笔板车间，因为中铅西撤前就已经备足了铅笔板，够用一段时间。由于全厂职工一道努力，半年内，中铅就生产出100多万支铅笔，供应市场。

1938年10月25日，武汉会战失利，武汉沦陷，宜昌离武汉不远，受到直接威胁，内迁工厂在宜昌是待不住了，工矿调整处通知内迁工厂继续西迁。仅维持了半年的生产，又不得不停顿下来。中铅广大职工不分昼夜重新拆卸机器设备，装运上船，再进一步迁往大后方——重庆。

由于内迁工厂都需要继续西撤，囤积在宜昌亟待运走的物资堆积如山，而运输能力却无从增加，运输成了一大难题。且时值长江枯水季节，一般江轮只能驶到宜昌。再上行，川江滩急水浅，除少数小型客货轮外，仅木船可以运货。

川江一带原来盛行一种白木船，每只约可装运30吨货物，顺水下行日可驶300里，逆水上行无风日可行50里。后来由于浅水轮船竞争，渐渐被淘汰。工矿调整处武汉办事处主任林继庸请求川江航务处协助，重新启用白木船。航务处召集大小河流木船帮开会，决定租几百条白木船供内迁工厂使用。

从宜昌到重庆，也是走水路，全程约1300里，有70多处险滩，其中以青滩、泄滩为最险恶，滩流湍急、暗礁丛生，须由纤夫在岸上拉纤前行，速度很慢。白木船吃水浅，过急滩时控制不好极有可能倾覆。中铅运载货物的白木船因为过滩时被浪涌入，发生两次翻船。所幸人无伤亡，不过还是有两成设备掉进江里没有打捞上来，损失不小。

经过全厂职工齐心协力艰苦奋斗，终于在1938年11月完好地迁到山城重庆，结束了为时1年半的颠沛流离的生活。

复工期间遭遇轰炸

重庆长江北岸的菜园坝，集中了一批内迁中小企业，譬如沙千里的建国机器厂、重庆军布联谊社等。吴羹梅选择菜园坝正街15号作为新厂厂址。该处原系“傅全福堂”房产，比上海斜徐路1176号面积大。解决了设备缺乏、供电困难等难题，通过广大职工的努力，中铅于1939年上半年复工。在内迁大后方的工厂中，中铅是复工较早的一家，同时也是大后方唯一一家铅笔厂。

几经磨难，中铅终于又开始生产了。当机器重新隆隆地开动起来，成批的铅笔制造出来时，吴羹梅同全厂职工都心情异常激动。但复工是一回事，正常生产又是另外一回事。电力供应不足是影响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内迁工厂大量涌入，当地本来就不富余的供电能力更加紧张，而新建的发电厂又不能在短期内解决存在的问题，因此，中铅一开工，便接连不断碰到停电。时间久了，生产自然大受影响。到了1939年下半年，日军飞机惨无人道的轰炸，更令中铅雪上加霜。

1938年10月日军攻陷武汉后，12月2日日军对重庆进行战略轰炸，目的是希望震撼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打击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于是日军飞机频繁飞临重庆上空狂轰滥炸，一日之内，少则一两次，多则三四次，爆炸声不绝于耳。每当防空警报响起，厂里的职工便紧急疏散钻防空洞，停电、停产，一停就是两三个小时。有时，人们刚刚走出防空洞，又传来空袭警报。更有甚者，整天都钻在防空洞里，职工钻进钻出，机器开开停停。

在这种战时状态下，中铅每月也仅仅生产40多万支铅笔，从未恢复到上海时每月100万支的生产水平。1940年夏季，日军飞机轰炸，炸弹击中了中铅的成品车间，车间房顶被炸弹气浪掀掉，厂门也因此被炸毁。即使如此艰难，中铅还坚持生产，支援大后方，并将铅笔运到延安，及时满足延安军民学习文化需要。

抗战胜利返回上海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在渝的许多内迁工厂都盼望返回原地生产。吴羹梅也急于回上海，准备复厂复工。

1946年7月，国民政府经济部核定上海24家内迁工厂“优惠承购敌伪工厂”。吴羹梅通过参加胡厥文等举办的“星二聚餐会”，基本了解了上海敌伪产业以及接收方面的信息，知道上海有一个原来由日本人开办的制箱厂，其生产、设备同制笔行业相关度较高，且该厂地处虹口，离外白渡桥不远，交通比较方便。于是，吴羹梅承购了位于东汉阳路296号的上海制箱厂，重新建厂。

不料复工后，大批美国商品以“美援”物资名义，潮水般地涌进中国市场，对中国民族工业构成严重威胁。其中美国产的黄杆橡皮头铅笔由于价廉物美，很快就占领了中国市场。中铅无力与之竞争。尽管吴羹梅想尽办法，也难以熬过这段困难时期。

上海解放前夕，中铅的生产处于半停工状态。

一唱雄鸡天下白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30日，中铅即恢复生产。由于工人翻身做了国家主人，工作积极性高涨，年产量（实际上是半年多）达到1700万支，基本上达到建厂以来最鼎盛水平。

制笔行业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政府扶持，生产规模和速度不断扩大加快，特别是全国掀起文化学习高潮后，对三笔（金笔、钢笔、铅笔）的需求增加，新厂纷纷设立。1953年国家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工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国内市场庞大，形成了制笔行业生产增长最多、最快的一年，属于私营制笔行业的黄金时代，中铅的年产量突破1亿支。

1954年10月1日，在南京西路新华电影院召开了上海三家铅笔厂公私合营大会，成立公私合营中国铅笔公司，吴羹梅任经理，中国标准铅笔厂改名为公私合营中国铅笔公司一厂。

由1953年制笔行业产量大幅度提高，超过了市场需要，且那年制笔行业中私营企业比重仍然相当大，私营铅笔厂的产值，占铅笔总产值的59%。在市场活跃情况下，私营老板盲目增加生产设备；盲目增加生产产量。有的老板甚至虚报生产能力，骗取国营订单，以追求更多利润。还有自由市场的存在，大部分批发商尚未改造，客庄、单帮、行商等埠际贩运活动活跃。那些批发商同私营老板历史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私营老板敢于追求高额利润，盲目扩大生产，造成重量不重质，这种铅笔被称为“削光笔”。结果市场销售显著降低，库存积压，导致1954年铅笔行业陷入泥潭。

为了走出困境，从1954年下半年起，国家在加工订货的工缴货价、质量验收、原料核配等方面，进一步加强管理。由于一系列措施初见成效，私营老板们认识到没有党和政府的全面安排，要彻底解决制笔行业所面临的困难是不可能的，甚至有的老板感叹“没有公方代表下厂，我们简直毫无办法”。而争取实行公私合营，走社会主义道路，则是老板们的共同愿望。因此，在铅笔制造业实行公私合营后，制笔同业公会打报告申请全行业公私合营。

1955年6月24日，上海市制笔行业被批准全行业公私合营，成立上海市制笔公司，撤销公私合营中国铅笔公司。公私合营中国铅笔公司一厂更名为公私合营中国铅笔一厂。1966年改为中国铅笔一厂。

（本文作者为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第一铅笔有限公司文史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