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简介：
杨朝明，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出版有《儒家文献与儒家学术研究》《出土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儒学精神与中国梦》《〈孔子家语〉综合研究》《从文化自知到文化自信》等著作，主编有《儒家文化面面观》《孔子事迹编年会按》《论语诠解》《孔子家语通解》等，发表文章300余篇。
编者的话：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都要紧紧围绕、毫不偏离这条主线。中华民族是多民族长期交往交流和不断融合形成的共同体，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深沉厚重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壮大，维系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和谐，也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华民族的进步与发展。本期讲坛邀请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杨朝明讲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坚实基础
中国本身就是一种文明的存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就是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积淀逐渐生成的历史。在世界众多的文明中，中华文明光辉灿烂，独树一帜，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值得认真总结、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历史漫长悠久，在形成与壮大的过程中，协同意识、协作观念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遥远的五帝时代，中国人就已经提出了明确的“协和万邦”观念，《尚书·尧典》说：“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协和，意味着协同与公平公正，意味着人民和睦相处，各邦国友好往来。这是告诫为国者要去除一己之偏爱，好恶一同于天下。亲九族、和万邦，不仅把家族、宗族治理好，还要把国家治理好，使各邦团结起来。《左传·哀公七年》记载，大禹当年举行涂山之会时“执玉帛者万国”，众多邦国都认同大禹的统治，这应该就是“协和万邦”的意思了。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产生以来，人们就思考社会地位与物质财富的传承问题，由此产生了最早的规则与制度意识。中华文明从远古走来，考古学家发现，至晚在5000多年以前的龙山时代，中国就产生了礼制，夏、商、西周三代递相损益，到周公时代形成了“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明。《孔子家语·论礼》记孔子说，“夫礼者，理也。”《礼记·礼器》说，“礼也者……理万物者也。”礼乃用以条理社会、整齐人心。既然礼依理制，其功能就在于“济变”“弥争”“决嫌疑”，以使人“知其所止”。
山东曲阜是周代鲁国的国都，周公是鲁国的始封之君，这里在历史上就建有纪念周公的鲁太庙（今俗称“周公庙”）。周公庙第一道牌坊东西相对，分别上书“制礼作乐”“经天纬地”，这正是周公最大的历史功绩。在总结继承夏、商文化的基础上，周公制订周礼，奠定了中华礼乐文明的基础。到春秋末年，天下无道，礼坏乐崩，孔子和早期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尤其把周代礼乐文明发扬光大，使礼乐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荦荦大端。
中华文化的特质在于思考人性与人的价值，思考人与人之间如何更好地相处。《荀子·王制》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明确说出了人与人之间协同协作的重要性。人发挥集体的力量，就需要“群”，就需要合作，形成群体优势。人的特点就在于所具有的社会性，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也更加细密，这对彼此之间的团结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言而喻，人越能互补互通，互帮互助，交流融合，就更能产生大的力量，以共生共赢，共同发展。
在各民族长期的交往交流和融合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心理。春秋时期，尽管周王室衰微，天子威权下降，但以往王官学的巨大文化影响力，列国之间仍然有许多的基本遵循，有不少高度认同的基本原则，例如尊王攘夷，例如恤孤、济困、扶危，例如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如此等等。《左传·襄公十一年》说“夫和戎狄，国之福也”，如何“和戎狄”，就是认同应有的价值观念。
早在孔子时代，人们就崇古、尚古、信而好古，这与中国上古历史的漫长发展有关。人们向后看恰恰是为了向前看，是希望从历史的过往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今天我们只有走出疑古时代，认清中华民族文明之树的根扎得很深很牢，才会理解中华民族深沉的本根意识。实际上，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就是一部相互协作、共同聚合的历史，是互助互惠、合作共赢的历史，可以说中华民族就是在思考礼的过程中一步步走来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涵
英国作家贡布里希（Ernst H.Gombrich，1909～2001）著有《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他在记述汉代以前的中国历史时，使用的标题是“一个伟大民族的伟大导师”，他所说的“伟大民族”当然是中华民族；他所说的“伟大导师”自然指的是孔子。他说：“在孔子学说的影响下，伟大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他还说：“只是由于有了他的学说，这个有着众多省份的大国最终也没有瓦解。”
中华民族的紧密团结，是因为有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向心力来自共同遵循的“道”，“道”就是王道，就是尊王攘夷；凝聚力来自内心的“统”，这个“统”就是正统，就是崇尚一统。从孔子作《春秋》开始，“大一统”的观念就日渐深入人心。需要清楚的是，这里所谓“大一统”与“大统一”有一定的区别。
“大一统”的表述最早见于《公羊传·隐公元年》，其中解释《春秋》所言“王正月”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徐彦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据《汉书·王吉传》，汉代有人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可见，所谓“大一统”就是以一统为大；其中的“大”是重视、尊重。“大一统”就是“尊王”，就是尊王道、抑霸道，就是天下诸侯皆统系于王。“大一统”不是强调所统辖疆域的辽阔，而是指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与思想文化上的集中。人们不是各行其是，这是“天下有道”的表现。
孔子在《春秋》里寄寓了自己的政治思想，这与其他文献所显示的孔子政治思想一致。《论语·季氏》记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汉书·儒林传》说，“周道既衰，坏于幽厉，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陵夷二百余年，而孔子兴，以圣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乃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尊王攘夷，崇尚一统，这是孔子和早期儒家的政治理想，也是民族共同体所必需的思想前提。
在春秋战国诸子中，“大一统”观念是一个共识，例如儒家与法家、墨家主张有异，但都强调政令统一、步调一致。孔子主张尊王自不必说，孟子也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有人问孟子：“天下恶乎定？”他简洁地回答：“定于一。”谁能定于一？孟子认为，有德者能一之，行王道者能一之。他主张“君仁臣义，君民同乐”，他认为，“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这不是因为桓文所行不是王道而是霸道吗？《吕氏春秋》说：“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一则治，两则乱。”韩非子反对“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墨子有“尚同”主张，希望“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
尊王攘夷与那时的夷夏之辨、华夷之辨一致。王代表王道，代表华夏正统文化。但夷夏之辨中的“夷”“夏”之分，不是在血缘、血统与族群意义上，而是在文化与文明意义上。韩愈总结孔子的《春秋》笔法，明确指出这一点，他在所作《原道》中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到底是夷狄还是华夏，关键在于是否有礼义，是否遵行礼仪道德。因此，华夷之辨说到底在于思想观念和文化认知，是文化身份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标识
几千年来，历代中华儿女以共有的文化身份认同，讲道德、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在和谐中发展，在协作中进步，在中华民族这个多民族的文化共同体中，共同奏响美妙的乐章。这样的思想作为民族思想文化的主流，一直发挥着经国济世的作用。
在“诸子百家”中，孔子特别重视对传统的继承，孔子及其以后的思想家思考世道人心，继续发展与弘扬传统，所以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西方学者常将中国称为“孔子的中国”，实际是对以孔子为中心的儒家文化作用的认知。儒家主张王道，反对霸道，这样的思想强调以德为政，自正而正人、自安而安人、自尊而尊人，各民族和谐相处，共存共生，让人心悦而诚服。在绝大部分的岁月中，中华民族内部的各个族群都和平和睦、友好相处。
思维模式标识或代表着价值取向，决定着行动走向。儒家讲明明德，讲致良知，着眼于止于至善，特别强调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只有知所先后，才能近道而行。抓不住根本，就是舍本逐末。要明德新民，树立好的社会风尚，就要唤醒人性，以明德引领风尚。要唤醒善性与良知，从致知入手致其良知。儒家讲为政以德，讲其身正不令而行，乃是强调为政者要以自身的正引导他人的正。人与他人之间交流与交往也是如此，首先修养自身，才能推己及人。其中，修己是关键、是根本。要使天下“无讼”，必须“见其过而内自讼”；要使社会和谐，就应各明其德、人人修身。
儒家思考人的社会性存在，就是探讨社会安宁与和谐的深层机制。他们关注根本，将个人修养放在中心位置，反求诸己，聚焦发展和成长。人们看到了内在功力，就像火之始燃、泉之始涌，扩而充之可保四海，否则就连“事父兄”也做不好。这样的思维有深邃的动力，有明晰的价值取向，它絜矩成人，至诚无息，执中而立。它以一以贯之的思维模式落地，全然思索古与今、我与世界，这样的思维格局非常宏大。埃及前总理伊萨姆·谢拉夫说：这个“无序混乱的世界”要“找到一个理想的平衡点”，做这件事情的主角应该是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他强调，中国人一定要珍视自己传统的价值观，认为“不光中国人民需要这些价值观，全世界也需要”。
中华先圣、先王站在人类发展的中心点，思考人心与道心、人情与人欲、天理与人欲的关系；中华先民认知世界，以天地为师，着眼古往今来，关注四方上下。这样的思想不拘泥，不狭隘，不自私，绝不唯我独尊，不以“我”为中心，不以“我”为优先。特别注重当位而行，允执厥中。儒家内圣外王之道是“道术”而不是“方术”，就在于它“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也。”这个“一”就是忠恕，是整体意识，是执两用中；也是推己及人，是换位思考。这是中国古代修身哲学的核心概念，是处理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个人身心关系的准则。这样的思维用于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就是友好相处，互帮互助。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认真为对方着想。以忠恕思维交朋友，以推己及人打交道，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才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
如果把中华文明比喻成一棵生生不息的大树，这棵中华文明之树在不同时期吸收了不同的文化养分，各民族优秀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千百年来，中国人遵循着谦和礼让、求同存异的传统，主张“礼之用，和为贵”；与之同时，也强调以礼节和，不离中道。在政治上，柔远人、怀诸侯，宽柔以教。这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是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所以能使“近者悦，远者来”。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想追求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哲学可视为“回家”的哲学。中国有“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之类的观念，中国文化重视家庭，从而以家为本位，主张由孝悌出发培养爱和敬。儒学关注天下国家，注重家风建设，把孝悌看成做人的基础，视之为“为人之本”。孔子极重亲亲之爱、尊长之敬，说“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既然把孝与悌看成“人之本”，因而把爱与敬看成“政之本”。
每个人生来都属于一个家庭，都离不开父母家人的关怀，在特定的家庭和家族中，人们自幼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爱，得到了心灵的滋养，那么，父母指出的人生道路就注定影响他的一生，“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被视为孝的重要表现。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人，人都是由家庭走向社会，家与国于是就应该建立有机的链接。于是，儒家把家庭伦理与社会政治伦理打通，把父母对于子女的自然情感社会化，即进行社会化应用与理解，这就产生了家国一体观念。
曾子说：“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养父母，这是人的基本孝道。不辱没父母的名声，为人子者要尽力做到。一个成功的人应是“大孝”之人。“尊亲”即“使亲尊”，就是“扬名声，显父母”。意思是大孝之人应该给父母带来荣耀，使父母受世人敬仰。要做到这一点，个人的作为必须得到世人的认可，这就规定了治家的方向性，就是要与社会价值观保持一致。自己的所作所为得到社会认可，才能给家族带来荣耀，才是一个人的大孝。《大学》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齐而后国治”，这就是身修、家齐与国治的内在关联。好家风的底色是道德，受社会认可的家风一定基于正确的价值追求和高尚的行为方式，与社会国家的需要相适应、相协调。那么，如何治理“邦家”？《论语》记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无论家还是国，公平公正、安宁安定、和谐和睦都应是一贯的追求。
儒家希望世人讲信修睦，希望“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鳏寡孤疾皆有所养”。孔子称这样的社会状态是“大同”，大同则意味着求同存异，意味着互谅互让、互帮互助、相互尊重。孔子还称“大同”为“大顺”，大顺意味着共同的价值遵循，人心和顺，和睦相处。这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成为处理各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
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最晚在我国西周时期就已形成。周初分封诸侯，有姬姓国家，也有异姓国家。异姓诸侯有的是功臣，有的是周朝建立前的方国被纳入到了周的统治体系，这些异姓诸侯之间往往彼此联姻，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联系。同姓诸侯互为兄弟之国，异姓诸侯互为甥舅之国，这成为彼此和睦交流的重要纽带。
人都属于一个家，也都属于一个国。家与国的关系，说到底就是小我与大我的关系。秦统一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也是为了不同族群、不同区域之间更好交流。汉代以后，出现了中原汉族政权与边地少数民族的“和亲”，其他各民族之间也有类似的“和亲”方式，这与西周时期异姓诸侯国之间的联姻有相似之处，各民族由此交流交融，守望相助，手足情深，促进了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上的凝聚与统一。这都可以视为“家文化”的放大。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是外来文化与华夏文化有机融通的典范，从魏晋时期的三教之争，到隋代王通等的“三教可一”，再到后来佛徒主张“力扶姬孔”，佛教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人莫不亲其亲，莫不爱其家。家是讲爱与敬的地方，家是年轻人学习爱与敬的地方。一个人心中有爱有敬，懂得爱敬，才能把这种爱敬推而广之，一个重视家庭的民族才会使得各个族群之间以爱敬之心相互对待，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成为强大精神纽带，产生和谐与和睦。五十六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与这种懂爱知敬的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有内在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