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称《征求意见稿》），引发社会各界热议。多位持续关注网络暴力问题的政协委员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解读。委员们表示，《征求意见稿》明确的“惩治网暴20条”是很大的进步，有助于治理“按键伤人”，守护好互联网的清朗空间。

网络暴力急需“已病”“未病”共治

近年来，网络暴力犹如出柙猛虎，屡屡突破道德与法律底线，对公民权利和舆论生态造成严重危害，而且一直是网络治理的难点和痛点。

究其原因，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王学坤分析称：一是部分网民的网络素养不高、法治意识不强，认为在网上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二是网络平台和自媒体社会责任感不强，日常管理不到位，片面追求流量；三是立法不完善，法律层面对网络暴力缺乏准确定义，法律法规及管控措施相对滞后。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韦震玲介绍，近年来国家对网络暴力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不过，更多的是“治已病”，即已经造成恶劣影响方才处理，未能形成“治未病”和“治已病”相结合的防、控、惩一体化的综合治网格局。

“网络暴力的持续存在和我们长期以来重建设轻管理有关，而且就网络暴力对公民权利和社会秩序的危害认识不足。”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帅和律师事务所主任沈腾进一步表示，以往我们对待网络暴力的态度主要还是抵制、反对、谴责，是一种道德层面的软约束，法律层面没有硬规定、行政层面没有硬措施，让施暴者有恃无恐。

立案难、取证难、公诉难等问题有望破解

《征求意见稿》称，将对一些网络暴力违法犯罪行为从重处罚，包括：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实施的；组织“水军”“打手”实施的；编造“涉性”话题侵害他人人格尊严的；利用“深度合成”技术发布违法或者不良信息，违背公序良俗、伦理道德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发起、组织的情形等。

韦震玲表示，《征求意见稿》对网络暴力的具体行为、社会危害、法律救济、综合治理等方面予以明确，对网络暴力案件中长期存在的立案难、取证难、公诉难等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破解途径。

在王学坤看来，“惩治网暴20条”可以有效解决三个方面的难题：一是解决网络暴力取证难问题，明确规定了在网络侮辱、诽谤自诉案件中公安机关协助被害人取证的程序要求和法定义务；二是可以有效解决以往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成本低的问题，明晰了网络暴力的具体罪名及法律责任；三是可以有效地解决遭遇网络暴力维权成本高的难题，明确了遭遇网络暴力的维权渠道。

沈腾举例说，《征求意见稿》的第11条，明确了公安机关协助取证的法律依据。今后，如果被害人就网络侮辱、诽谤提起自诉，法院经审查认为被害人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

根治“按键伤人”须打好“组合拳”

委员们认为，依法治理网络暴力，根治“按键伤人”，需要提高网络综合治理能力，全社会齐抓共管、形成合力，特别是要在立法、执法、普法全链条打好“组合拳”。

韦震玲表示，建立防、控、惩一体化的网络暴力综合治理体系，需要“多主体参与”，通过完善立法明确各层治理责任：第一层是强化网络平台经营者的制度化管理。第二层是行政处罚。第三层是民事诉讼。第四层是刑事处罚。“把这四个层次的监管责任和法律责任都落实到位了，综合治理能力就会得到显著提升。”

“既要重点打击网络暴力的恶意发起者、组织者以及相关的网络平台，又要惩处网络暴力的推波助澜者。”王学坤表示，要坚决矫治“法不责众”的心态，重典治乱，强有力地震慑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网信办、公安等监管部门可以建立黑名单制度，对于网暴行为出现较多的平台重点监控。”沈腾进一步建议说，要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落实监督职责，倡导实名制上网并且设置一键防护功能；建立快速举报通道；网络暴力发生后，及时确定施暴主体，并对违规账号进行处罚。

“治理网络暴力还需要多种手段相结合，特别是要重视技术手段的作用。”王学坤建议，网络平台要强化网络暴力舆情事前预警，通过技术手段，及时收集网络热点问题和舆情线索，防止媒体的不实报道或片面报道。要加强合规建设和事先审查，通过人工智能等方式，对图片、文字、语音等进行识别，过滤网络暴力违法信息。

委员们呼吁，要从立法、执法、普法的全链条形成法治威慑力，让保护网络生态环境的社会认知深入人心；广大网友也要文明上网，不要把网络当成法外之地和舆论飞地，共同维护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