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

如何做好文化遗产保护？怎样找好文化遗产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如何进一步有效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在日前举办的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系列分论坛之文化遗产保护分论坛上，相关领域的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就此共谋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大计。

讲好中华文明故事

“中华文明是何时形成的，是否确实有五千年历史，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为何会经历这样的过程？文明形成的标志是什么，有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志？中华文明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历史格局是何时、又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能够形成这样的格局？中华文明有何特点，为何会形成这样的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谈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探究的核心问题。

目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取得的成果之一，就是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的提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冲破冶金术、文字和城市这‘文明三要素’的束缚，根据中国的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国家的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的最主要标志。”王巍不无自豪地介绍，从考古遗存中可以辨识国家和王权产生的五大特征——都城，宫殿或神庙，大墓，礼器和礼制，战争和暴力。比如新时代考古发现证实，良渚古城具有完整的都城结构，成为中国后来都城结构的滥觞，为中国城市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源。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还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万年奠基，栽培农业出现，定居村落形成。8000年起步，农业初步发展、精神生活日益丰富，社会开始出现分化端倪。6000年加速，社会出现明显分化，大型中心性聚落和规模较大墓葬开始出现。5000多年进入，大型都邑性城址和权贵阶层的大墓出现、社会分化显著。4000年王朝建立，开始中原地区的引领局面。3000年巩固，封邦建国，礼制完善。2000多年转型，中华文明由王国文明转化为帝国文明。”在王巍看来，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可以从考古发现中得到验证。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曾带队发掘位于甘肃省的南佐遗址，该遗址是5000年前黄土高原地区一处大型高等级都邑性聚落遗址。“南佐遗址的发现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重要发现，为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研究提供了关键材料，南佐遗址能证明黄土高原地区在5000年前就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文明社会阶段。”韩建业表示。

2017年，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被列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传统村落保护坚持以居民为主体，让居民在传统村落中过上现代生活，体现了文化遗产保护在有效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如何做到有效保护与推动？“要保护单栋建筑，还要保护环境。”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谈到如何做好城乡历史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时说，特别是对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他建议建设“双速”城市，“把‘增长’放在一个空间，把‘保护’放在另外一个空间，将新老城区分开发展。”

“希望能够建立持续、动态的文物普查和登录工作，让重点文物获得国家保护的资格，拥有法律保护的身份。”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曹劲坦言，在此保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探索文物的活化利用，让老百姓共享文化遗产保护成果，让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可持续发展。她以广东省文化遗产保护为例，“这些年我们在做一些尝试，用更多更好的方式去讲岭南故事，如2016年开展南粤古驿道工作，2019年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以此共同讲好粤港澳三地故事，这些都是成功探索。”

传承中华文化基因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今天人们生活中仍然具有应用价值，不管是物质层面、习俗层面还是思想层面，都注定要走向未来，这是今天非遗保护的重要意义所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邱春林表示，调动社会方方面面的资源，注意产生非遗的原有生态要素，是非遗系统性保护工作必须注意的问题。“传统文化的源头是活的，真正的源头来自社会生活本身，是人们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中华文明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启发我们去思考如何进一步做好非遗保护工作。”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继富认为，非遗作为一种文化生命体，最核心的就是文化基因，并且蕴含的是中华文化基因中被人们所共同遵守的、所实践的、所共享的内容，比如人和自然的关系。“这种基因在非遗中编织成中华文化的绵密系统，也编织成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林继富说。

“在当今社会，非遗保护不仅仅是把非遗留下来，还要让它们很好地回到生活，实现活态传承、活化实践。”林继富深切感受到，让非遗与生活实现对接，需要找到一个很好的连接点，比如非遗和旅游融合过程中，如何将非遗进行实践转化，传统民间游戏中所传递的规则意识、公平意识、秩序意识等如何为当今所用。

“把中华文明传承好，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好，需要用活态非遗去阐释。”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俊华为此表示，非遗教育融入国民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对学生的素质教育，最核心的是文化自信的教育。“学校教育是培养非遗传承人的重要手段，非遗在今天仍然有用，我们需要通过不同类型的教育把非遗传承人培养好教育好。”宋俊华说。

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创新了我国文化保护、传承、发展、繁荣的体制机制。”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总协调人韩子勇阐释道，我国幅员辽阔，长征跨越15个省区市，黄河跨越9个省区市，大运河跨越8个省区市，长江跨越13个省区市，长城跨越15个省区市，这都是贯穿许多省区市的巨大文脉文象、精神特征、文化标识，要把它们做大做强，抓住要点、抓住标识、抓住根本，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就起到这样的作用。在韩子勇看来，国家文化是国家文化一体化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一体化的重要力量。他强调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也要注意区域内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使古老文明和现代文明相映成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胡兴军是“考古中国”项目——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他说，长城是一种以连续性高墙为主体，并由其与城池、关隘、壕堑、烽燧等设施共同组成的综合性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烽燧作为前沿的预警设施，是长城防御工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新疆境内遍布天山南北的烽燧遗址，也是国家长城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万里长城向西的延续，是家国天下的边陲记忆。”胡兴军表示，在维护丝绸之路交通畅达、保障国家统一和西域社会稳定等方面，这些遗址曾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以克亚克库都克烽燧为代表的孔雀河烽燧群遗址也被纳入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

考古发现，烽燧修筑于孔雀河北岸一处大型红柳沙堆上，是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属一处基层军事机构——“沙堆烽”的故址。“沙堆烽考古成果揭秘了边塞烽堠系统运行的诸多细节，活化了唐代戍边生活全景，是唐代中央政权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有效管辖和治理边疆的生动缩影。”胡兴军表示，这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