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接见《第二野战军战史》撰写组人员时，对二野战史作出很多点评，其中他对解放战争初期的高树勋起义作了高度评价：“他的功劳很大”，“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了3000人”，“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邓小平并表示，“我一直很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邓小平多年后为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仍然怀有歉意，体现了邓小平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实事求是的风范，也证明了高树勋的历史贡献。

“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的缘由

高树勋早年参加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后被蒋介石收编。在1945年10月解放战争还没有正式打响的时候，时任国民党第39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就率部起义，带了1万多人给共产党，并让八路军顺便解决了国民党马法五部近3万人，因此高树勋的起义对于在国共力量对比处于弱势的共产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1945年12月15日撰写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第二条即“开展高树勋运动”，号召“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的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毛泽东要求“各地必须依照中央指示，设置专门部门，调派大批干部，专心致志，从事此项工作。各地领导机关则要给予密切指导”。（《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74-1175页）

策反高树勋的成功经验，一直影响着后来的军事统一战线工作，策反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一直贯穿解放战争始终，最终推动188万国民党军队、1500多名高级将领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对中国革命胜利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高树勋为国民党军将领起义树立了榜样，但是，就在毛泽东号召开展“高树勋运动”的时候，高树勋却被扣押起来，甚至差一点被枪决。幸好晋冀鲁豫军区向党中央作了请示，当时毛泽东立即回电说：“高树勋邯郸起义有功，必须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这才救了高树勋一命，也才有了澄清是非，还英雄、功臣高树勋以清白的机会。

误解来自对起义部队改造工作 缺乏经验

邓小平说的“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指的是1947年6月14日所谓民主建国军“阴谋暴动”事件。

当时八路军改编高树勋的部队还是第一次大规模改编起义部队，一来没有经验，二来过于急躁，八路军方面对起义官兵安排不合理、有歧视，对方提出意见就夸大其词、予以压制，以至于起义官兵有点情绪，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要叛变的程度。

情况反映到某些领导那里，有领导轻信该军将要叛变投敌。因为恰好此前也有原属西北军的郝鹏举起义之后又叛变的先例，对高树勋起了戒心似乎是正常的。其实此时高树勋被安排住在别的地方，对部下的情况一无所知。

恰巧国民党蒋介石派人送信给高树勋，要求其回心转意，信居然也送到了，高树勋一看信的内容，马上把信交给共产党干部，并要求把送信人扣押，却又不料，那个送信人逃跑时被击毙身亡。

这种种情况，让当时当地的八路军负责人（即邓小平后来说的“我们”）立即决定将高树勋夫妇抓捕关押。甚至连高树勋起义时负责联络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策反高树勋有功的王定南也被抓捕了。

王定南为什么能成功策反高树勋

王定南早前作为地下党在高树勋部潜伏，后因事被国民党汤恩伯部抓获，王定南夫妇以“通共”罪名被扣押。高树勋爱惜其才华，先是担保下其夫人，1945年4月又通过国民党第2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将王定南救出。从此，高王二人结成生死之交，王定南也回到八路军中。后来王定南奉命回到高树勋部争取高树勋率部起义，也是顺理成章。

其实策反高树勋成功，主要也不是因为王定南的三寸不烂之舌，而是蒋介石“帮了忙”。蒋介石一直不信任并排挤打击高树勋，使他在蒋介石统治下一直不能自安。

高树勋本是冯玉祥的心腹爱将，1930年中原大战中，西北军被蒋介石瓦解，高树勋进入蒋介石队伍，所在部队被整编为国民党第26路军，调往江西前线围剿红军。高树勋任26路军17军军长，下辖25师，师长由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兼，25师辖73旅（旅长董振堂）、74旅（旅长季振同），高树勋兼27师师长。

1931年12月14日，26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第73旅旅长董振堂、第74旅旅长季振同及该旅1团团长黄中岳发动宁都起义，高树勋的27师官兵也被他们带到了红军那里。尽管高树勋本人并未参与起义，蒋介石还是要追究高树勋的责任，高树勋被迫逃往天津租界躲避。

1933年5月，高树勋应冯玉祥之召参加其领导的抗日同盟军，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直辖部队交通司令兼骑兵第2挺进军司令。

抗日同盟军在蒋介石打压下失败后，高树勋再次避居天津，直到抗战爆发后，在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形势下，才重新出山，任河北省政府保安副处长，不久升任处长，1937年11月任河北游击总指挥，1938年2月任新编第6师师长，开始参加抗日战争。

高树勋除掉汉奸石友三

抗战中，高树勋有一件事做得很有影响，就是惩办汉奸石友三。

1939年2月，高树勋任国民革命军第69军新编6师师长，稍后新6师被改编为国民党第10军团第8军，高树勋任军长，受石友三节制，当时石友三任第10军团总司令。石友三原与高树勋同为冯玉祥部将，他两人还是结拜兄弟。

此时，石友三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已经拉上了关系，准备投靠日本人。对此，高树勋十分不满，双方已有芥蒂。

1940年11月，石友三部下属臧伯风、毕广垣等人与高树勋商议，建议赶快除掉石友三，以防止他把队伍拉给日本人。他们协商决定请原西北军将领、时任鲁西行署主任兼游击主任的孙良诚出面，请石友三到高树勋部驻地面谈，说是要消除两人的隔阂。石友三见是老长官出面邀请，便于12月1日率一连骑兵随孙良诚来到高树勋部驻地河南濮阳柳下屯

石友三一到高树勋军中就被扣押，高树勋当晚即令士兵在黄河岸边将石友三活埋。后来高树勋说起这件事很自豪：“我高某别的不说，抗日、杀汉奸，这一勋没树错。”（此语即由后文提到的张鼎中《我与磨难中的高树勋将军》一文所记载）

杀了石友三，高树勋得到了提拔。1941年2月任第39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5月兼任新编第8军军长，1942年1月任第39集团军总司令，1944年9月代理冀察战区总司令，1945年3月参加豫西鄂北会战，6月任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8军军长，为抗日战争立下汗马功劳。

尽管抗战有功，但蒋介石仍然不信任他，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他到重庆来。谁知道蒋介石玩弄的是调虎离山计，高树勋一离开部队，汤恩伯便“调”走了他的第69军，蒋介石又任命自己的心腹担任新8军军长，剥夺了高树勋的指挥权。更让高树勋想不到的是，他到重庆后蒋介石竟差点让戴笠把他扣起来。1945年国民党六大圈定中央委员时，全国的集团军总司令仅高树勋一人未被圈定当选，让高树勋备感难堪，也把他往起义的路上推进了一步。

高树勋被扣押后如何审查

1945年8月，蒋介石派高树勋的新8军、马法五的40军、鲁崇义的30军45000多人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毛泽东指示刘伯承、邓小平部，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拦这三个军北进。此时，策反高树勋起义已迫在眉睫，刘邓立即召见王定南，让他火速策反高树勋阵前起义。

王定南跟高树勋一商量，高树勋马上表示同意，但此时高树勋家人在徐州居住，他担心家人的安全。刘邓闻报立即专电中央，毛泽东即刻电令新四军张爱萍部设法将高树勋的家属送往河北，张爱萍立即派出精干人员三进徐州，接出高夫人一行。高夫人刚刚出城，蒋介石派来把高夫人等接往南京的人也到了徐州，只是晚了一步。

后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又冒险穿过火线亲自到高树勋军营面谈，使高树勋下定了决心起义。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8军及河北民军万余人在马头镇正式宣布起义，以通电形式向全国发出了《停止内战团结建国的起义宣言》，声明脱离国民党阵营。高树勋部撤出战场后，他的同僚马法五两个军向南退逃，但已来不及了。刘伯承部全歼敌军近3万人，生擒第11战区副司令兼第40军军长马法五、副军长刘世荣等高级将领。

马法五被俘后不久也派上了“大用场”。1945年8月毛泽东飞赴重庆谈判期间，当面向蒋提出释放叶挺、廖承志，蒋介石当时没有表态，到1946年，蒋介石同意放人，条件是用马法五来换，立即“成交”。1946年3月4日交换战俘，我方以马法五换回了叶挺和廖承志。可惜叶挺于当年4月8日乘飞机返回延安时因飞机失事牺牲。

经与刘伯承等人商议，高树勋以“民主建国军”的名义通电全国。11月2日，毛泽东和朱德发来贺电。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高树勋起义的消息及通电。

1945年11月10日起义部队改称民主建国军，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高树勋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王定南为总政治部主任、范龙章为第1军军长、乔明礼为第2军军长。高树勋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于1945年11月13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担任民主建国军总司令的高树勋被扣押，王定南时任民主建国军总政治部主任也被扣押，民主建国军的番号也由此取消。所谓“阴谋暴动案”，审查了近一年，没有发现证据。

对高树勋的“审查”，其实就是安排一位叫张鼎中的干部每天到高树勋被关押的地方陪他聊天。聊了一年，张鼎中越聊越觉得高树勋胸怀坦荡、没有异心，便向上级建议解除关押、安排工作。领导机关采纳了建议，被关押人员在1948年春开始分配工作，高树勋被任命为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王定南先在政务院工作，后在山西任省政协副主席，1990年去世。张鼎中晚年写了一篇《我与磨难中的高树勋将军》一文，细述了他和高树勋相处一年的经过，写得很真实很感人，文章发表在2012年第4期《文史精华》杂志。笔者读此文的感想是，幸亏组织上派来的是张鼎中这位优秀的干部，他公正客观地对待高树勋，使高树勋免于劫难，得到了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应有关怀照顾。

不公道的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

在抗日战争时期，原来西北军的部队被改编到其他部队中，尽管有一些西北军将领投敌成为汉奸，但成为抗日将士的更多，一部分西北军将领成为抗日名将，如张自忠、孙连仲、池峰城、吉鸿昌等，高树勋也是其中之一。高树勋原来的队伍后改编为第二野战军第10纵队，开赴南阳地区参加解放战争，后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58军。高树勋的部队原属原西北军部队，因冯玉祥治军有方，战斗力还是比较强的。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23日，毛泽东和朱德专门宴请了26位国民党起义将领，其中就有高树勋。这次“9·23晚宴”，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充分肯定国民党军起义将领历史贡献的一个历史性事件，尤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革组织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的充分肯定。晚宴是以毛泽东和朱德的名义举行的，宴请的客人有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黄绍竑、李书城、李明灏、刘斐、陈明仁、孙兰峰、李任仁、吴奇伟、高树勋、张轸、曾泽生、何基沣、刘善本、林遵、邓兆祥、左协中、廖运周、李明扬、张醁村、黄琪翔、周北峰、程星龄等起义将领。这个名单只是起义将领中的一部分代表，后来国民党起义将领中还有一些人的贡献也很突出，如刘文辉、邓锡侯、卢汉等，并未进入这个名单。

此次晚宴的看点有三：一是时间背景。开国大典前夕，毛泽东、朱德于百忙之中专门安排晚宴款待国民党军起义将领代表，充分体现了中共领导人对国民党军起义将领的功绩的肯定和重视。

二是宴会的陪同人员。据《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记载，此次宴会“应邀作陪的有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周恩来、陈毅、刘伯承、粟裕、黄克诚、聂荣臻、罗瑞卿、邢肇棠、周保中、赵寿山、张学思、杨拯民”。（《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77页）这个陪同人员名单突出了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四位民革领导人，而且排名在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之前，体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民革所作贡献的肯定和鼓励。

三是，席间毛泽东多次举杯庆祝到会的原国民党将领起义的功绩。他说：“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77页）毛泽东的这一总体评价是实事求是、非常公道的。

高树勋被列入“9·23晚宴”的起义将领代表之一，体现了中共中央对高树勋起义的高度评价。1953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高树勋时说：“树勋同志，你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们的大忙，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在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大忙，这是极为难得的。1955年高树勋获得了一级解放勋章。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树勋得到了很好的安排。先是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开国大典。1954年国防委员会成立，高树勋任该委员会委员，并且在国防委员会存续的三届中一直担任委员。根据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在国家体制中设立国防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咨询性质的机构，不是全国武装力量的领导机关。但高树勋作为原国民党起义将领能够在国家国防委员会中任委员，有机会为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建言献策，既是对其在解放战争中贡献的肯定，也是对他作为军事指挥人才的“话语权”的肯定。

高树勋还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长期担任河北省副省长职务。参加民革后任民革中央委员、民革河北省委会副主委。1972年1月19日高树勋在北京逝世，当时的党政军领导人参加追悼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谓民主建国军“阴谋暴动”的冤案最终平反。

（本文作者为民革中央社会服务部原一级巡视员，中共党史专业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