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陈红彦

主讲人简介：

陈红彦，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研究馆员。点校出版《花间集》《刘克庄诗集》等，撰写《中国版本文化丛书—元本》《中国古籍装具》等，编辑出版《芸香阁丛书——冀淑英文集》《国家图书馆善本掌故》等，发表论文百余篇。

编者的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推动古籍的保护传承，不仅可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还可以使文化基因得到有效传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本期讲坛邀请陈红彦委员讲述古籍的保护和传承。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在世界诸多文化体系中，唯一文化未曾断裂、传承至今的国家。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不断，中华典籍功不可没。“伏羲氏始画八卦，造书契”的记载、“仓颉造字”的传说……中华典籍从甲骨刻辞、青铜器铭文、石刻文字，中经竹简木牍、帛书，后出现写卷、刻本，其数量之大，世所罕见。这些古籍全面系统地记载着我国的历史、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发展的脉络和成就，中华典籍的存在让我们了解中华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各族人民不断繁衍融合、共同创造历史的事实，了解中华儿女世世代代根脉相承、生生不息的源泉。保护典籍、重视文化传统也成为中华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是典籍载体的脆弱性，决定着典籍从开始生产传播就面临着不断的消亡。尽管今天存世的中华古籍依然可以用浩如烟海来形容，但现存的古代典籍其实只是祖先创造的全部文化财富的一部分。由于历史上人为破坏和自然灾害的致损，许多典籍早已荡然无存。明叶盛说：“夫天地间物，以余观之，难聚而易散者，莫书若也。”历代学者多有研究书厄者，故有五厄（隋牛弘）、续五厄（明胡应麟）、再续五厄（近人祝文白）之说，以为藏书之鉴。造成书厄的方式，多为水、火、虫、兵，也有人为因素。

古籍保护，从根本上说就是用人的智慧和能力对抗人和自然因素对古籍的损害，减缓古籍老化的速度，为古籍续命。其保护方式，一是基于对书籍本身原始状态的保护，表现在书籍制作的手段、不断改进的装帧，从环境、建筑、设施、用具、管理、制度的保障，到书籍修复，书籍本身书衣、包角、护叶、装帧等各个方面。如竹简杀青以防霉，纸张入潢以防虫、金匮石室以防鼠防盗并控制温湿度、生活区和藏书区隔离以防火、及时修复以防止破损加剧。特别是对良好的阅读习惯的规范——赵子昂：“聚书、藏书，良匪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净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随损随修，随开随掩。后之得吾书者，并奉赠此法。”这种保护方式我们称之原生性保护。

二是将文献内容不断复制再造，迁移到其他类型载体，令其不断再生，即利用该原件的复制传播降低典籍消逝的风险。中国历朝历代都有许多有识之士为编纂典籍和传播文化，呕心沥血，甚至献出宝贵生命。先贤编纂典籍、珍藏典籍、整理典籍的优良传统使后人依靠这些典籍将我国的历史和文化传承下来，并不断加以发扬光大。现当代则又有照相复制、扫描数字化复制与影印整理出版等再生方式。

近年也有学者提出第三种保护，命名为传承性保护，这也可视为再生性保护的一种路径。

历史上古籍的再生性保护

中国之所以成为典籍大国，与中国有整理典籍的传统有关。中国历史上有识之士加工阐释，条编整理古籍，并使之广泛传播承继，正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大大推动了文明的进程，也使典籍在岁月的长河中不断传播。孔子删述六经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的时代，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朱自清《经典常谈》)，他第一个站出来打破贵族统治阶级对于学习教育的垄断之后，又成为中国打破贵族统治阶级文化垄断的人，他以那个时代所能具有的眼界和胸怀，对古代文献进行了抢救、梳理、综合、成型，并在其教学活动中传诸后世，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精神文化遗产宝库中的瑰宝。

中国古代的典籍《三坟》《五典》全部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我们仍能看到《诗》《书》《礼》《易》《乐》《春秋》，就是因为孔子当年搜集、归纳、整理，使“六艺”成为影响中国两千年的“六经”。孔子对于古代文献的整理与阐述，让我们对“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的文明古国”体会更加真切。

西汉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校雠学家和文学家刘向与子刘歆受命主持国家藏书的整理，20余年整理596家13269卷，不仅校雠图书，还为每本书写了书目提要，父编《别录》，子编《七略》，系统总结西汉以前学术史，对后世学术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品中撰写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从南朝宋裴骃集解，到唐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让今人与古人间有了津梁，可以穿越千年对话。

东汉熹平年间（172—178）朝廷将儒学经典《周易》《尚书》《鲁诗》《仪礼》《公羊传》《论语》《春秋》刻石立于太学，是我国最早刻于石碑上的官定儒家经本。《熹平石经》开创了我国用刻石的方法向天下人公布经文范本的先河。此后历代又有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北宋嘉祐石经等6次大规模的儒家石经刻石。原石后拓本的传播也是对经典的再生性保护。传拓的方法和技术手段在《隋书》中便已经有明确的记载。

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让洞中4-11世纪的古代遗书和其他文物重见天日，总数约6万号。敦煌遗书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这些黄卷赤轴中，除汉文文献外，还有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梵文等多种文字，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宗教、语言、文学、民族、民俗、艺术、科技、医学、教育等几乎所有领域。涉及语言、文献内容、版本、书法、装帧及纸张、印刷术等方面。写本时代，有时一些佛经就抄写几千件，如唐仪凤元年（676）写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武则天为母亲祈福令寺院抄写的，当时令寺院安排整齐划一，按同样的要求抄写3000件，作为官家写经，为敦煌写本的精品，留存至今的依然有几十件之多，使之原状得以存世。

还有郑振铎先生认为与内阁大库打开、甲骨文的出现、敦煌遗书的发现具有同样的意义的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收元明杂剧242种，所收剧目颇多孤本。此本发现以前，元人杂剧多赖明万历四十四年刻臧懋循的《元曲选》流传，《古今杂剧》比《元曲选》多出一倍半，为中国文学史增添了许多名著。其来源为明万历年间的赵琦美，荫其父赵用贤作刑部郎中，在京城时有机会认识很多名流，如于慎行的儿子于小谷。《古今杂剧》242种一是“从内本录校”（内本指明代末年宫廷演戏的剧本），二是从于小谷藏本传抄。抄录让珍贵的活化石般的《古今杂剧》再生传世。

还有抄录明初以前七八千种重要史籍，形成11095册鸿篇巨制的《永乐大典》，随着明宫的大火损毁其底本后，便几乎成为孤本秘籍，类书的编纂方式让从中复原失传的古籍成为可能，在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用辑佚的方式从大典中辑录出来的失传的古籍就有385部，《永乐大典》因此被誉为辑佚的渊薮。

清乾隆年间，搜罗选编3000余部要籍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问世，当时专供皇家使用的北四阁各一部，供士子读书的南三阁各一部，共七部，方便使用，亦可备不虞之灾，是通过再生的方式让古籍传承的实践。时光流逝中，现虽仅存三部半，也印证着再生传承的必要性。

为古籍传承作出巨大贡献的还有明末毛氏汲古阁。汲古阁以藏书、刻书、抄书为业，有楼九间，多藏书板，楼下两廊及前后，俱为刻书匠所居。汲古阁主人毛晋刻书多用宋刻本作底本，许多宋版书因翻刻而保存下来。毛晋注重校勘，不仅自己校勘，而且延请著名学者到汲古阁校书。汲古阁精刻精印之书，向为版本学家、藏书家所津津乐道，十三经、十七史、六十种曲等成为后世最为通行的读本，影响深远。因毛晋影刻多用宋元本，之后若干年其所用底本又多有散亡，所以毛晋实际保存下来的许多是宋元本的原貌，加之精刻精印，素为后世研习版本、收藏古籍者所重。据统计，汲古阁刻书数量超过900种，抄书580种，“毛抄”，特别是其中的影宋、影元、影明抄本最为珍贵，因保留原本面貌被称“下真迹一等”，备受藏家和学术界重视，是再生保护的范例。

历代的作者、注释者、抄手和出版者在再生性保护古籍方面功不可没。也正因如此，中国的典籍的数量在历经困厄多有损毁的情况下，依然在世界上无与伦比。著名学者钱存训曾说：“中国书籍的产量，直到十五世纪末年，比世界上各国书籍的总数还要多。而中国丛书、类书卷帙之浩繁，亦少有其他文字的著作可以比拟。”正是这些作为中华文明载体的典籍的存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世代相传，至今仍发挥作用。

当代古籍再生性保护的路径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将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列为受国家保护的文物，通过影印等方式减少古籍使用的工作在公藏机构展开。政府主导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在这一年启动。《中华再造善本》共分五编，自唐迄清分为唐宋编、金元编、明代编、清代编、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编。历经十年，遴选并组织影印藏于各处的珍善孤本，令其化身千百。完成再造的善本被送进110所高校、30余家省级以上图书馆、港澳台地区，在海内外藏家、高等院校图书馆、专家书房服务专家学子，实现了孤本不孤，减少了原件的使用，很大程度上让珍贵古籍分藏各处，一定程度上实现异地灾备，保证了善本书的传承安全，在使珍贵古籍传之久远的同时更方便了利用，推进研究、传播普及文化，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民族文化中的智慧为全人类共享，堪称泽被后世、功德无量的文化工程。

“中华再造善本”的优势在于政府出面组织，便于整合各家资源，收入孤本秘籍时成功地让分藏各处的残本数部合一、数处合一、臻于完整，便于利用；而且政府出资分藏各处，既可保护传承，亦可传播利用。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的国宝级古籍，有现藏英国的中国有确切纪年的最早雕版印刷品唐咸通九年（868）《金刚经》；有国家图书馆藏，硕果仅存的《范文正公文集》等几部北宋刻本，蝴蝶装原装的宋刻《文苑英华》、承载中日文化交流的宋端平本《楚辞集注》、宋本《忘忧清乐集》、蒙古时期刻本孔氏家谱《孔氏祖庭广记》；还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南宋庆元元年刘元起刻本《汉书》、辽宁省图书馆的宋刻《扬子法言》《画继》《抱朴子》、天一阁明本《天圣令》……

2007年，国办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古籍保护的顶层设计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为目标，针对保护古籍的种种问题进行整体与全局的分析，从长远上对保护古籍的策略与方法进行统筹规划，明确主要目标，寻求稳步推进保护古籍的主要路径。

2007年至今的16年间，以再生性保护方式传承文明、服务社会、保护古籍的脚步越来越快。现当代再生性保护的主要手段是将文献内容迁移到多种载体上，主要方法有照相复制（缩微摄影）、数字化公布数字资源、影印与整理出版、仿真复制、新媒体的手段传播等。

缩微摄影技术从萌芽至今180多年，是用拍照技术将古籍内容转移到胶片上，利用缩微阅读机阅览。其优点是标准化，易操作、易保管、存储稳定性好，寿命可达500年，可分藏多处，成本低。在过去的20余年，中国古籍缩微拍摄和利用是古籍再生性保护的重要手段，大大减少了原件的动用。其缺点是必须到馆才能使用，阅读体验不理想，由于成本控制，绝大多数采取黑白拍摄，古籍部分信息无法呈现，读者利用时内容存在不完整的现象。即便如此，在电脑尚未普及、数字化加工起步阶段的几十年间，缩微阅读成为大量利用、实现再生性保护的主要形式。

应用广泛，持续时间比较久的再生性保护方式是影印出版，指照相制版印刷，或者扫描件进行高清仿真印刷等，有黑白、灰度、彩色等不同呈现模式，查阅研究古籍非常便捷，经常在收藏单位、学者书房提供使用。《中华再造善本》及续编出版后，古籍影印、整理、研究、出版成果越来越丰富，古籍目录、图录、影印丛书、整理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地方典籍丛书编纂出版蓬勃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中华医藏》《中华续道藏》以及《绍兴丛书》《广州大典》等各地文库如井喷般呈现。仅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在“十三五”期间为各单位影印出版的古籍就超过1.5万种。而国家图书馆的古籍特藏则与近百家出版机构合作，近几年几乎每年出版量可达3万余册，相当于每年一部《四库全书》的体量。近年《鲁迅手稿全集》《<永乐大典>影印本》《敦煌遗书书法精选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山川名胜舆图集成》《国家图书馆藏黄河历史文献》《国家图书馆碑帖综录》《国家图书馆藏青铜器全形拓集成》《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明代诗文集珍本丛刊》《历代农业古籍珍本丛刊》《馆藏样式雷图档》的陆续出版发行，积极配合了国家文明溯源、古文字工程、黄河长江大运河文化公园、敦煌与“一带一路”等文化战略，方便了学术研究。曾陆续有人告诉我，有了国图古籍资源的出版物，在疫情封控的情况下完成了博士论文，加上网上资源库，疫情中不来国图也能用到书。

国家图书馆古籍特藏文献经过114年不断积累，所收古籍特藏文献类型包括古籍善本以及甲骨、敦煌遗书、西域文献、金石拓片、古旧舆图、方志家谱、契约文书、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名家手稿、革命文献、外文善本等特藏，馆藏总量为300万册（件）。多年来通过国家委托项目、出版社选题合作等方式，已经有大量古籍以影印出版方式服务大众。

古籍数字化也为古籍的利用及保护插上了翅膀。2001年起，国家图书馆与英国国家图书馆共建的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简称IDP）采取藏家共建公众共享的理念和模式是数字资源可建设的早期成功范例。基于敦煌西域文献是珍贵的历史文物、历史原因分藏世界多个收藏单位、大多存在一定程度的破损、学界使用不便的难题，20世纪末，国际学术界日益认识到解决上述问题的紧迫性的同时，数字摄像与扫描技术、数据库技术与网络技术日臻成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机遇。

其后国家图书馆全力推进数字资源建设并积极公布成果？所建设的全文库——数字方志成为当时点击率最高的数据库。之后甲骨、拓片、照片、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等数据库陆续上网服务。近年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大框架下，依托国家图书馆丰富馆藏，通过自建、征集，“中华古籍资源库”平台累计发布古籍及特藏数字资源超过10万部（件），免登录在线阅览，极大满足了社会公众对古籍资源的利用需求。通过联合发布，全国几十家古籍收藏单位在线开放共享，正在建设的智慧图书馆项目将会推进数字人文建设快速发展，让用户对传统文化的体验可视可听，数字中国中的古籍元素将点亮传统文化的传承普及。

新媒体的运用也让古籍活化重生。2021年春节，疫情笼罩下，国家图书馆和阅文集团合作将国家图书馆珍贵藏品中康熙、雍正、王羲之、颜真卿、赵孟頫等名家手书的福，结合年轻人喜欢的梗，制作福字故事手机壁纸推送，借手机阅读方式，让大众秒懂汉字书写之字，为疫情中坚守的读者送去一个最具仪式感的春节祝福。

2022年新年伊始，国家图书馆携手阅文集团又发起“甲骨文推广公益项目”，以“让中国字源远流长，让好故事生生不息”为主题，通过甲骨文与网文的跨千年碰撞，以“网文”助力古老的“甲骨文”在数字文明新时代焕发生机，完成了一次经典传统文化活化和传播的经典案例。

《典籍里的中国》第一季节目播出后，在海内外掀起“典籍热”。近期“一馔千年”“寻古中国”等也导入古籍，让古籍中的记载融入生活。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工作启动15年后，2022年中办、国办联合发布《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也把古籍工作再次推向快车道。《意见》明确要求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促进古籍事业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

《意见》要求提高古籍保护水平，完善古籍保护、修复、整理、出版、数字化等工作规范，健全古籍公共服务、出版物、网络服务等质量检查制度。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挖掘古籍时代价值。将古籍工作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注重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中的古籍保护传承和转化利用，促进古籍有效利用。完善古籍资源便捷使用机制，提高古籍资源开放共享水平，推进古籍数字化，实现古籍数字化资源汇聚共享。核心便是将古籍的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完美结合，让中华文脉赓续。

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又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为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温故而知新，知古能鉴今，汲古可润今，古籍的再生性保护是当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献保障，值得付出更多的精力去做好这份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