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党的七大的陕甘宁边区之外的代表，大多来自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部分来自于沦陷区，有的甚至是来自海外，距离延安往往关山难越、道远且阻。每一名外地代表奔赴延安的经历都是一本厚重的大书，这些七大代表要奔赴延安，不仅都要面临交通上的不便，而且往往要经历枪林弹雨才能冲过敌人的封锁线和碉堡群。为了抵达延安，他们有的骑马，大部分只能徒步跋涉，有的由游击队武装护送，有的则是利用统战关系秘密通过，甚至有的在奔赴延安的征程中遭遇意外、赍志而没。对党中央的向往、对事业的忠诚，让这些代表九死一生、不惧艰险，最终汇聚在延水之畔、宝塔山下。
英勇奋斗之路
通往延安的路有很多条，但条条铁路、道道公路都是日伪军重点设防的封锁线。由于日寇封锁严密、战争破坏严重，在鲁西北、在太行山，七大代表有时候只能在野地宿营，尤其是在那些“日寇、伪军和国民党”控制区的“三岔口”，甚至连野菜都要限量供应。面对生活上的困难，来自五湖四海的七大代表却兴趣盎然地搞起“精神会餐”：从叉烧包到馄饨面，从及第粥到茄汁粉肠，大家甚至被“精神美食”搞得“垂涎三尺”，艰难困苦的行军路上欢声笑语。
七大代表奔赴延安，要面临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困难，往往还要面对生死难关。由于要突破封锁线，代表团的组织规模、掩护兵力不宜过大。1939年11月，第115师开始推选七大代表，12月，第115师当选的七大代表奉命到山东梁山九女泉集中，30多名代表组成一个行军队，由闫玉森、徐运北分别担任行军队队长、行军指导员。30多名代表加上警卫员和马夫一共七八十人马，还配备了15头骡子，他们一路上都受到沿途各部队和地下党组织的护送，边走边打。尽管已经控制行军规模了，但他们一行还是目标过大，引起了敌伪军的注意，在娘子关西边夜间通过正太路时，日伪军枪炮密集，炮弹追着马队，闫玉森的警卫员和马夫，一个牺牲一个负伤。
从陆路穿越封锁线常常是崎岖坎坷，海路也往往波谲云诡。1943年初，新四军第3师兼苏北军区抽调一批团以上干部到延安学习。师参谋长彭雄、第8旅旅长田守尧、政治部主任张池明、师作战科科长席庶民、军需科长曹云、阜宁总队队长张友来、涟东独立团政治处主任吴毅、第24团政治处主任程世清等一批干部，由第8旅第22团第1营护送过运河抵达淮海区，彭雄等两次试着偷渡运河不成，决定把女同志暂时安置在群众家中“打埋伏”，深夜转到八滩以南三灶后组成干部队，彭雄为干部队队长、田守尧为副队长，张池明为党支部书记，坐船从海上到山东转赴延安。3月16日下午，彭雄搭乘五桅大船，从淤尖废黄河口出发驶入黄海，不料半夜抵达连云港以东水域，忽然风停了，拂晓后被东西连岛的敌人发现，开来巡逻艇要登船“检查”，彭雄一行等先发制敌，驳壳枪、手榴弹一齐开火。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的敌军巡逻艇用机枪猛烈扫射，彭雄身负重伤，其他同志虽然“挂彩”却毫不畏惧，双方激战到下午时分。在这场遭遇战中，彭雄、田守尧及警卫人员等18位同志不幸罹难。但是幸存者毫不畏惧，坚决打到底，宁肯与敌人同归于尽，也绝不做俘虏。后海面起风，把木船吹到海头镇敌人据点附近的小沙东，直到天色已晚，滨海军区独立团以及警戒海头敌人的地方部队一个连赶到海边，把同志们接上岸，幸存者才得以脱险。
即便有大的部队武装掩护和事前较为周密的筹划，
其间照样可能遭遇危机。1939年晋察冀边区开始着手筹备党的七大代表选举等工作，1940年3月间第一批晋察冀边区七大代表在滹沱河畔组团，组成一个指挥部，申力生、李葆华、吴德负责，军队和地方代表一百余人，分别编为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军事代表组成第一大队，孟庆山任队长，地方代表编成第二大队，姜占春任队长，代表团还配备了一个警卫连。在过封锁线时，代表团在军事上由陈伯钧指挥、冼恒汉当侦察班长，一天走30公里，路上吃饭、住宿都有部队安排。虽然晋察冀边区与陕甘宁边区距离并不远，但代表团并没有因为前期较为顺利而松懈，走到太原以北阳曲县准备过敌人的封锁线，在山里休息了一天；傍晚下山，走到铁道边，鲁贲、吴德、李葆华、栗再温、姜占春等走在前面，在夜幕掩护下通过白水村，谁料刚一进山就发现敌人有埋伏，前后都封锁住了，前进过不去、后退也回不来。警卫连战士冲上去拼死阻击敌人，鲁贲带头跳崖，宁肯牺牲也绝不被俘，姜占春等干部以及随行战士前仆后继选择跳崖自尽。受伤侥幸生存的干部和战士，不顾重伤在身，相互搀扶，追上了大部队，身负严重外伤的姜占春咬牙坚持，过了汾河到达晋西北根据地，才得以包扎治疗。
艰难困苦只能让真正的革命者百炼成钢：天上飞机扫射轰炸，战马都被炸死、本人几遭不幸的王毅之，勇敢地走到了延安；抢渡汾河时天寒地冻，两条腿都和衣服冻在了一起，把冰敲掉后双腿几乎不能挪动的鲁大东，勇敢地走到了延安；在日寇“扫荡”的包围圈中、刺刀底下，高烧40度几乎死在路上的陈祥，勇敢地走到了延安。
统战学习之路
根据当时沿线敌我情况和任务的对象及性质，代表们奔赴延安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一种是公开和半公开的武装接送，还有一种是秘密化装的“合法”接送。这两种形式相辅相成，灵活运用。
利用“合法”的方式，化装后白天通过敌人严密的封锁和搜捕，充分利用各种统战关系，是接送干部常常采用的好办法。为了帮助像陈毅这样的重要干部、七大代表更多更好地越过封锁线，地下党组织交通人员，通过积极的统战工作，利用敌伪组织和敌伪军中的内线，为这些干部提供了敌占区居民的各种证件，其中，交通队就曾通过敌伪警察局的内线，搞到了一批敌占区的居民身份证卡片，仿造了钢印模子和照相器材等制作身份证的工具。他们把被护送的同志安排在堡垒户家中，由交通员向他们介绍敌伪情况、社会情况、群众情况、村庄情况，共同研讨对付敌人的盘查与闯过敌人封锁线的具体办法，然后根据七大代表个体情况的不同，共同制定应付敌人而需要“扮演”的身份，或打扮成商人，或打扮成学者，或装扮成敌伪组织中的工作人员等，再根据身份掩护的需要认真细化方案，凡是从根据地带来的可能暴露真实身份的物品统统留下。在扎实的准备工作基础上，再由交通员护送他们买票上车，通常火车开走接送任务才算完成。如果遇到特殊情况，还要地方党组织设法派人同车护送到中转地或者目的地。
1944年2月，接应陈毅去延安就是采取化装的办法。由于原定路线有了敌情，临时绕道群众基础好的云周西村，准备在此住一个白天后，晚上再走。不料，文水城、下曲镇、信贤、裴家会的敌人出动了，像是来“围剿”和“扫荡”的，敌变我变，护送同志必须天黑前化装出发。陈毅同交通队一见面就说：从现在开始我该由你们负责了。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陈毅一改原来的绅士打扮，脱掉长衫，换上山西农民的旧棉袄，头上包了块羊肚子毛巾，躺在马车上装病。云周西村党支部书记装扮成陈毅的“儿子”，护送生病的“父亲”到城里看病。警卫员换成农民装束坐在车上。交通员化整为零，分散在大车前后保护。由于陈毅的山西话学得不像，只能安排躺在大车上“装睡”，倘若遇到敌人盘查，就哼哼呀呀装哑巴来糊弄，就这样一路平安地越过了太汾公路。
许多来自平津、华北乃至华南地区等的七大代表，都是通过化装、以“合法”的方式接送的。1943年，新四军第8旅第24团的沈东屏一行途经山东奔赴延安，期间由铁道游击队武装护送通过津浦路抵达冀鲁豫军区，每人只穿一身单裤褂，什么东西也不能带，三人一组，由一名地下交通员带路，从彰德北边通过平汉路封锁线。由于从未经历过这样危险的局面，起初还不免有些担心。他们一行在平汉铁路两侧都各住了一夜，第一夜住在有敌人据点大村庄的一家骡马店里，第二天晚上住在“皇协军”据点附近的一间小庙，并由“皇协军”来招待这些人民武装的指挥员。沈东屏深深感到，由于党的统一战线和正确政策的威力，除了少数死心塌地的汉奸、卖国贼外，大多数人是想留条后路的，所以才会出现“皇协军”不仅保障八路军、新四军的过往安全，且还愿意招待共产党党员干部的情形。
理论提升之路
七大代表的长途跋涉之旅，还是代表们提升政治素质、理论修养的大课堂。当时的党内干部，包括党的七大代表，理论学习上仍存在亟待加强的问题。1943年8月，浮山县委书记王锐接到去延安的通知，他与高扬文、周仲英、桂绍彬、王毅之、卫恒、刘开基以及冀南的陈再道等一道出发前往延安。由于王锐以为是去学习，提高自己的觉悟和水平，因此随身还带着王明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直到抵达延安，见到同是七大代表的任志远，王锐才知道王明的书是不该带的，王明的观点是错误的。幸运的是，这些抗日战争期间参加共产党、来不及接受党的系统教育导致理论基础相对薄弱的党员，在奔赴延安的途中往往会得到组织的重点照顾和教育，接受比较集中的理论培训和政治历练。
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当选的姚仲明等跟随代表团一起启程赴延安。抵达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后，朱德接见代表团并转达中央同志，让山东七大代表团暂留太行，集中参加一段时间学习。姚仲明一行留在太行山的辽县学习，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经常来给他们做学习辅导。1940年春节后，中共中央通知山东代表团跟随晋察冀边区在太行参与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部队，到晋察冀边区去参观学习。部队抵达晋察冀根据地，实地参观、考察与学习，其间还听取了彭真同志的报告。其后又接到中共中央通知，随冀中部队前往晋西北贺龙同志处，考察晋绥根据地民族地区的工作，主要是少数民族政策落实的问题。
冀鲁边区关星甫、闫玉森、胡廷一行3人用了一年多时间才抵达延安，虽然路上多次受阻却反而“因祸得福”，先后多次听到彭德怀、邓小平、傅钟等人的报告，1940年3月得以参加北方局在上北漳办的党校，跟着徐懋庸、杨献珍等党内大知识分子学习了3个月的政治经济学和联共（布）党史等。不仅有理论进修，一行3人紧跟着还参加了反击朱怀冰的自卫作战，打完仗，由崔月楠带队赴部队抓政治检查和纪律检查，帮助处理部队和地方党的关系，这一趟下来，实现了文武结合，称得上学用相长。
跟随山东代表团一路抵达太行山的七大代表柳运光在北方局驻地才看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如获至宝，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等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有了系统的学习。而朱广泉等代表行进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时，不仅得以聆听程子华关于边区建设的报告，而且近距离观察和分析了这些根据地对于减租减息等党的重要政策的布置、实施与调整。再对比山东根据地、对比自身工作和自己的认识，柳运光、朱广泉等人更加理解了“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等根据地建设的政策，对于什么是政策、什么是政治领导权、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建设等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作为上海地下党的代表，张妙根一行50余人深夜渡过长江，抵达定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作为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不仅来看望他们并给每一位代表送了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而且还安排代表们听他所作的《从华北经验看华中工作》的报告，让张妙根等七大代表更加明晰国内形势、更加理解战略方针、更加重视统一战线。刘少奇还特别给代表们解释了要以共产党为中心，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建立自己的政权，在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中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刘少奇的报告给与会的七大代表以很深的理论触动。
中共中央有意识地让七大代表经历反“扫荡”作战、反国民党顽固派“摩擦”作战、统战工作、减租减息工作等实际锻炼，让七大代表奔赴延安之路，成为一条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工作中学习政策的自修之路，变成一条接受党内高级干部政治培养和理论辅导的集训之路。
党性锻炼之路
通向延安的路固然艰苦，然而却成了七大代表们在一次次淬炼中的党性升华之路。
在开赴延安的征程中，各根据地高级干部的模范言行，让代表们感受到了加强党性修养的教育示范。大后方代表团经桐峪、麻田、占壁，到达八路军太行山总部时，正是我军发动百团大战的后期，敌人的活动相当频繁。八路军总部因正处于战争状态而经常移动。大后方代表团西去的路线又因敌人的严密封锁而不能通过，只好随总部机动转移。转移到桐峪时，柿子已经成熟，有的掉落在驻地的院子里。由于总部经常转移，粮食供应缺乏，大家的生活相当艰苦。有的战士饿得受不了，宿营后去捡柿子吃，七大代表团的同志也是如此，却没人意识到这种行为是违反群众纪律的。这种情况被彭德怀发现以后，第二天一大清早，司令部集合驻地开全体人员大会。会上，彭德怀狠狠批评了违反群众纪律拿老百姓东西吃的错误行为。彭德怀严厉批评道：有人说是掉在地上捡起来吃的，我说掉在地上的也是老百姓的东西嘛，为什么要拿来吃？八路军总部责令各单位负责同志进行检查，凡是摘了、捡了的柿子，一律送还给老百姓，吃了的就一律赔钱。这一堂“柿子纪律课”，使得大后方代表团的代表们经历了一次深刻的纪律教育和党性教育：共产党人必须时刻严格遵守群众纪律，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不能纪律松弛，这样，群众才会真正相信我们。
生死已属平常事，英雄何惧前路难。敌后各战略区，尤其是远离陕甘宁边区的华中、大后方的代表团，奔赴七大的路程，往往要经过八九个省，要通过敌占区、缓冲区和敌后等复杂的环境，要经受各种各样艰苦生活的考验。对于很多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代表和自小生活在优渥家庭中的年轻人，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集体的战斗生活，对每一个人的党性和意识，都是一场特殊的检验，每一位七大代表奔赴延安的历程，都是一本生动的党性教科书。
（本文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