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底，毛泽东约见工商界著名人士。当陈毅介绍到上海制笔公司副经理汤蒂因时，毛泽东风趣地说：“你就是金笔汤。”并握着她的手叮嘱：“你要做好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啊。”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有一批爱国的仁人志士，不甘心中国权益旁落，决心实业救国，为民族工业的崛起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因此被人们赞誉是行业大王，而女性大王就“金笔大王”汤蒂因一人。如今的网红钢笔“英雄”牌金笔，就是在她的直接领导下研制开发的。本文记载的是她的创业故事。

苦心经营

1930年9月下旬，《新闻报》登出一则“招收女店员”的广告：老上海四大文具店之一的“益新教育用品社”打算招收5名女店员，条件是初中毕业。

小学毕业的汤蒂因鼓足勇气寄出了报名信。几天后，通过语文、算术笔试和口试，她被破格录取。那年她14岁。

报到第一天，老板就发给新店员每人一本价目单和店规，并当众宣布：试用期3个月，干得好提拔加薪、干得差只能走人。

汤蒂因天生好强，经过一番勤学苦练，在很短时间内，逐步掌握了所经手的各式各样金笔的性能、特点和价格，对顾客的各种要求也能应付自如。3个月试用期转瞬即逝，老板夸奖汤蒂因工作卖力，宣布从下一年起升为门市部主任，工资由16块涨到20块银圆。

整个部门的销售业绩都得她来负责，这对一个刚刚进店才3个月的15岁女店员来说，担子确实够重的。汤蒂因从早忙到晚，下班后，又主动去批发部帮着配货、打包、装箱。通过几个月辛勤摸索和实践，汤蒂因丰富了商品知识；懂得了一点做生意窍门；掌握了一些文具的批发渠道。

除了搞好销售，汤蒂因还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及时向老板建议。对于积压、滞销货物，采取跌价出售、买二送一等促销方法。这一系列措施博得老板的欣赏。更令老板刮目相看的是汤蒂因大胆揽下本店橱窗设计布置的工作。她仔细参考南京路各大店铺的橱窗摆设，自行设计、自行布置，让大家耳目一新，并为老板每个月节省了40块银圆。于是，老板对汤蒂因更加器重。1932年1月，提拔她为权力更大的进货部主任，每月工资增加到24块银圆。

看到汤蒂因聪明、能干，会做生意，老板相当喜欢她，动起了想娶她做小老婆的念头。在知道老板心怀鬼胎后，汤蒂因便萌发了自己当老板的想法。恰巧她哥哥失业，汤蒂因便借钱给哥哥跑单帮。她又在自家门口挂出“现代物品社”的招牌，开始搞文具批发。

汤蒂因对文具批发业务熟门熟路，她将各种热门好销产品的价格定得比益新略低一点，寄发到全国各个客户手中。客户也可以通过邮局“代收货价”的方法来邮购。各地客户见现代物品社的价格便宜，纷纷来函订货，近的上海市郊，远至云南、四川。但是好景不长，3个月过后，汤蒂因的“秘密”被益新老板发现。老板当然不能允许她脚踏两只船，汤蒂因干脆炒了老板的鱿鱼。

汤蒂因17岁那年，当上了老板。她利用过去的老关系，开辟进货渠道。原来她在益新任进货部主任时，向来以廉洁、谨慎著称，不摆架子、不受礼请，且各厂家生产出的新产品，她都乐于经销，替厂家推广，名声很好。如今，厂家见她自己开店，同样乐意帮忙，一般先把货发给她，到月底卖出货付款，甚至允许她过两个月再结账。

经过汤蒂因3年的苦心经营，现代物品社终于站稳了脚跟。

重整旗鼓

“八·一三”日寇攻打上海的炮火摧毁了汤蒂因的美梦。汤蒂因家住的南市是上海遭空袭最猛烈的地区，积攒下来的家业顷刻间化为乌有。由于上海形势越来越紧张，日军飞机轰炸范围越来越大，弄得人心惶惶，更别谈做生意了。现代物品社放出去的货收不回钱，损失极大。

汤蒂因不服输、闲不住，用仅存的一笔资金加上亲友大力襄助，于卡德路（今石门二路）一弄堂口，盘下一个铺面。因为附近开办了几所中小学校，且周边交通方便，又没有像样的文具店。所以靠薄利多销，总算能喘口气。

不过要有所发展，这么小打小闹不行。汤蒂因发现，当时稍有点文化和身份的人，都讲究左胸前口袋里别一支金笔。当时最流行的是美国的“派克蓝宝金笔”，她把几种金笔拆散分别比较，发现蓝宝金笔没什么特别的构造，唯有笔尖上有一个小斜方块，嵌上蓝色。汤蒂因由蓝色联想到绿色。汤蒂因对绿色偏爱有加，着装、室内外装饰尽量采用绿色，床头柜上常常插着一束绿树枝。汤蒂因琢磨：人家卖“蓝宝”，自己为什么不能卖“绿宝”钢笔呢？

可哪有现成的绿宝金笔呢？为此汤蒂因找到一家名为“吉士”的自来水笔厂，请该厂定牌生产绿宝金笔，并在笔尖上的小斜方块里镶上绿色作为标记，打出“永久保用”广告，推向市场。

这时抗战已胜利，美国货到处泛滥。汤蒂因整天提心吊胆，唯恐绿宝金笔积压卖不出去。不料事实恰恰相反，绿宝金笔销量不断上升，有的顾客竟然成打地买。原来人们普遍存在囤积居奇想法：绿宝金笔的广告深入人心，在用户中口碑不错，所以把绿宝也当成紧俏商品来抢购。

汤蒂因喜出望外，赶紧派人去厂家扩大订货，可是人家却没答应。仔细打听才知道该厂打算自谋发展，开始生产“吉士”牌金笔。汤蒂因怎么肯就此罢休、轻易放弃金笔生意？她四处寻找，终于觅到一家小厂愿意出让。于是她出资2000块法币，将一个厂所有的造笔机械、零配件和原料统统买下，还捎带接收了两个师傅和三个学徒工。

1947年元旦，绿宝金笔厂就在现代教育社里诞生了。汤蒂因除了每天坚持站两个小时柜台外，下午3点钟以后就蹲在车间里抓现场管理以及监督质量。她明白产品质量关系绿宝声誉，若常出次品，名声必然扫地，工厂肯定倒闭。因此她对所有原料、配件的挑选极其严格。生产过程中，每道工序均设立中间分段检验制度，把好各个质量关口。生产出来的绿宝金笔一部分自己门店零售，一部分批发。那时候虽受美国货冲击，但内地和解放区需要量很大。一年下来，绿宝金笔厂业务显著提升，产销两旺。

除了在市场上已具有一定声誉的“绿宝”商标之外，厂里还研制开发了不少新品种，如“长寿”牌金笔，主要对象是老年知识分子。该金笔颜色深，笔杆较粗，便于老人握笔。而笔杆材料采用一般材料，价格较为便宜。由于款式实用，上市后立刻受到广大老年读书人的青睐；如“鸳鸯”牌对笔，两支金笔款式、颜色和内部结构完全相同，仅仅外形尺寸略有大小，放入一个精致礼品盒。虽然一大一小的“鸳鸯”牌对笔售价较高，但名称喜庆，可作为结婚礼品送给新人，上市后，受到年轻人的喜爱；如“小朋友”牌金笔，汤蒂因在传统金笔基础上，适当减少笔杆用料，却增加笔尖的耐磨性能，且在外观上加入红、黄、绿等鲜艳明快的色彩，令中小学生爱不释手，十分流行。

夹缝求生

在商场上摸爬滚打了十几年，深谙经营之道的汤蒂因清楚，想使一种商品畅销，首先靠质量，其次是知名度。要扩大影响，广告必不可少。因此汤蒂因充分利用报纸、路牌、霓虹灯、广播电台等宣传手段，大造声势。除了门店销售，还兼办邮购和电话送货。打开销路后，汤蒂因不仅没有放松广告宣传，且更加重视电台这块宣传阵地。凭着父母都是戏迷，认得沪剧、评弹、滑稽界名角，像蒋月泉、筱文滨、姚慕双、周柏春等艺人的有利条件，汤蒂因亲自上门拜访，请他们为绿宝金笔大作广告。果然，绿宝金笔的销售节节上升。那年月，沪上的报刊、书籍和广播电台等均可看到“绿宝”牌商标的广告。

汤蒂因没有因此喜形于色，她考虑如何乘胜前进，让绿宝家喻户晓。一天从收音机中听到越剧皇后袁雪芬的声音，汤蒂因豁然开朗，当机立断邀请袁雪芬上电台演唱时替绿宝做一次广告。

通过熟人，汤蒂因见到了久仰的明星。袁雪芬一贯坚持不唱堂会、不做广告、不应酬三原则，但在和汤蒂因交谈后，十分相投，对这位店员出身，靠自己的意志、胆识和勤奋，冲破各种封建势力，在上海滩闯天下的小姐妹，深表同情与敬佩，慨然接受汤蒂因要求，答应破例为绿宝金笔义务做一次广告。这样汤蒂因包下8小时电台广播时间，除了袁雪芬，另请来范瑞娟、徐天红、陆锦华等著名越剧演员演唱。随着悦耳动听的越剧曲调，电波载着绿宝传遍了上海的千家万户，打来订购绿宝金笔的电话铃声响彻不停。后来，汤蒂因投桃报李，将绿宝订购电话“94182（谐音：久书一百年）”长期借给袁雪芬的雪声剧团作为订票专线。

1947年2月16日，国民政府颁布了《经济紧急措施》，好似一场风暴，吹散了汤蒂因的美梦。生产绿宝金笔必不可少的原料——黄金、白银全被搜刮干净。而换到手的金圆券不断贬值，物价如脱缰野马狂奔，原材料根本补充不进来。至1947年底，银根收紧，周转失灵，汤蒂因费尽心机凑不齐钱款，企业顿时停工。虽然与厂里职工商量后，大家都愿意同她一起共渡难关，避免了关厂危机，但依然度日如年。汤蒂因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勉强维持。一向精力充沛的她竟身心交瘁十分疲倦，像得了重病似的。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完全崩溃。上海人心惶惶，企业倒闭、外迁。绿宝金笔厂小，更是困难重重，汤蒂因实在支撑不住，无奈解雇了8个工人。不少朋友则劝她去香港或台湾，说什么共产党得天下，穷人翻身做主人，资本家、老板都得吃苦头。对于这些风言风语，汤蒂因起初半信半疑。不过仔细判断：如果共产党像传说中的那么坏，为啥还有这么多人跟着它？而国民党又打不赢它？更使她难以忘怀的是在1946年的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大会，她亲眼见过站在讲台上发表演说的周恩来。那热情洋溢、亲切动人的形象，怎么也不像坏人。汤蒂因考虑再三，决定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换了人间

新中国成立前夕，汤蒂因怀着激动和好奇心情，与越剧编剧成容随袁雪芬赴京观光。入住的民航局招待所离天安门不远，阳台正对着天安门广场。开国大典的盛况令汤蒂因终生难忘。随后她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并会见了原上海关勒铭金笔厂副经理、实际是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刘晓。所见所闻，无不使她兴奋和快乐。

回到上海，汤蒂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系上海市日用品公司采购供应站，明确表示绿宝金笔厂的产品接受国营公司收购。在所有金笔行业中，绿宝是第二家（关勒铭为第一家）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这一举动对她的企业以及今后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绿宝厂自从与上海日用品公司签订了收购合同，产销两旺。国家为了照顾私方利益，让厂家留出20%产品自行推销。由于生产蒸蒸日上，绿宝金笔供不应求。

1952年绿宝金笔厂的产量比1950年增长了10倍，产品全部由国家包销。身为上海市工商联委员、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会委员的汤蒂因，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评定为“守法户”。紧接着喜讯接二连三，汤蒂因同荣毅仁、胡厥文等一起赴北京出席全国工商联筹备代表大会。代表团路过南京，还受到陈毅宴请。6月30日下午，代表大会一结束，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全体代表。那是汤蒂因第一次见到人民领袖，令她激动不已。

1956年1月，汤蒂因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会场里邓颖超找到汤蒂因，讲：“毛主席要在主席团休息室接见你。”汤蒂因来到毛泽东面前，主席亲切问道：“你们制笔行业全行业公私合营有没有强迫命令？目前还有什么问题？”汤蒂因反映了合营后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有些小厂与家分不开，老板娘也要求进合营厂，清产核资时生产资料同生活资料难以划分。”毛泽东听后大气地说：“老板娘可以带进合营厂，生活资料划起来要从宽，不要影响他们原来的生活。”

回到上海，为了进一步扩大金笔生产，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学习文化需要，汤蒂因代表绿宝金笔厂与天鹅金笔厂和博文笔尖厂谈判合并事项。但私私合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牵涉到许多利益问题，协商了半年多并无结果。

1953年，汤蒂因代表华东爱国工商界参加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归来后，思想和认识受到最可爱的人的英雄事迹感染，觉悟和境界均有极大提高。心胸一豁达，3家私营企业的合并顺利达成协议，于1953年国庆节，成立了上海绿宝金笔厂股份有限公司，并在北京设立分厂。人力、财力、物力都充实，且可以彼此取长补短，对发展生产十分有利，同时为今后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打下了良好基础。

周恩来总理曾在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期间，鼓励汤蒂因不论厂大厂小，党和人民都欢迎工商业者走社会主义道路。于是在1954年，汤蒂因主动向政府提出申请，将上海绿宝金笔厂公私合营，她自己被国家任命为私方经理。1955年，又与公私合营华孚金笔厂合并（即后来的英雄金笔厂），仍旧担任私方经理。

同年，汤蒂因做梦都没想到，她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妇联执委，与国家领导人一起共商国家大事，参与制定我国第一部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汤蒂因带头搞社会主义，不仅自己厂公私合营，且带动全上海制笔行业进行公私合营，成立了上海制笔公司。那是全国第一家工业专业公司，汤蒂因任私方副经理。

“英雄赶派克”

1958年，针对代表世界一流水平的美国“派克”牌金笔，汤蒂因提出了“英雄赶派克”的口号，汤蒂因带领全厂科技人员和工人，群策群力集体攻关，通过比较，总结出11条差距，并以此制订了11项赶超指标。其中笔尖圆滑度最为关键，历来都是工人们用手指捏着细小的笔尖在砂轮上慢慢打磨，所以产品质量很不稳定。经过两个多月废寝忘食地精心钻研，厂里设计出一套崭新的磨尖机，并改进了生产工艺，由原来9道工序简化为4道，每道工序均使用机械控制，磨出的笔尖不仅圆度高，表层光洁，且每支笔尖标准一致，大大超过了派克笔尖。也正因为这一创举，“英雄”牌金笔的笔尖这一自来水笔核心部件的制造技术，一直领先于同行，并保持至今。

在经历了80余次的失败后，1958年10月，日后誉满中华大地半个多世纪的100型“英雄”牌金笔正式投入生产。以“英雄100”命名，就是表示要100%地达到“派克”金笔的水平；100%地达到国家标准。后来，原轻工业部在上海组成专门小组，对100型“英雄”牌金笔进行技术鉴定，最后得出结论：根据轻工业部部颁标准，在10项指标中，有4项即笔尖圆滑、漏水温差、吸水量、铱粒耐磨，超过51型“派克”牌金笔，3项持平，2项没有可比性，1项即塑料性能差于派克。鉴定结果令100型英雄金笔名声大振，产量也连创新高，1958年共生产了1万多支，到了1960年，达到152万余支。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及时抓住新闻热点，以当年整个研制过程作为背景，拍摄了电影《英雄赶派克》。

1957年，汤蒂因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途经苏联、出访芬兰。汤蒂因为此自豪地说：“幸福来自两条：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好；二是我愿意为国家出力。”

（本文作者为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第一铅笔有限公司文史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