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的名山大川曾给予古代无数诗人以灵感，近代则尤其成为画家驰骋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舞台，李斛便是绘画方面的一位天才与革新健将。

独辟蹊径，进行前无古人的创新

李斛在20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的艰难处境之中，化腐朽为神奇地运用中国水墨，在重庆当地用来包东西的土纸上进行中国水墨画的创作。他独辟蹊径，从人物画突破，进行前无古人的创新。

1946年，李斛作了《纤夫》。这是多人物的大幅构图，6个人物中有用力昂首向前者，也有低头俯身以一只手支持地面者，有双手抱住腰部奋力拉纤者，有疲惫不堪几乎倒地仍在坚持用力者。动态的强烈达到极致，人物坚韧刚强的神情，特别是向侧前方用尽全力的动势令画面传达出感人的力量。

也是在同年，李斛还凭借其过硬、坚卓的素描功力尝试用中国水墨在土纸上表现人体之美。《嘉陵江纤夫》为向左侧方拉纤的5人，全部为裸体。其中有一人被部分遮挡，但露出已跪倒在地上的双腿和已几乎顶到地面的头部，背景是以淡墨绘出的波涛滚滚的江面。众多用力的裸体，特别是肌肉的表达更使画面的力度达到空前，更为了表现这些劳动者，李斛不知多少次在北碚到重庆的沿江码头和石滩上观察、记录、琢磨、酝酿、构图。他对自己的同学讲达芬·奇为《最后的晚餐》中的犹大形象，留下上百幅画稿。他便是以这样的努力来进行纤夫创作的。看到这两幅纤夫，令人有受到震撼之感。这种力量的表达、所采用的技法，甚至纸张，包括观察方法和审美角度，都是千年中国画从未有过的。它们在中国绘画进入现代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

在这之前，李斛尚未毕业时的作品和刚毕业时的作品，如《战火中的难民》《山城小妹》就已开始新的尝试了，并且开拓出了现代中国画的一片崭新天地，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先君悲鸿公看到李斛的探索兴奋不已。两次为他题词，给予极高评价：首先是“用中国纸墨，以西洋画法写生，自中大艺术系迁蜀后始创之，李斛仁弟为其最成功者”。然后再次赞扬他在发展中国绘画上的突出贡献：“中国画向守抽象形式，虽亦作具体描写，究亦不脱图案意味。李斛弟独以水彩画情调写之，为新中国画别开生面”。在第一次评价之中，先君称李斛为仁弟，即为自己喜爱的学生，而第二次改称谓为弟，则是把他看作同辈的大画家了。

在中国画革新上更加勇猛精进

在20世纪50年代，李斛被调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在中国画革新上更加勇猛精进。在审美的两大要素“形”与“色”上，都取得了突过前人的辉煌成就。他率先在中国画中发挥出了颜色互为补色关系的魅力，使画面顿觉丰富。形与色，形与墨都达到和谐自然，尤其解决了彩与墨的融合这一中国画发展的关键问题。

《小运动员》以其子李凡为模特儿，画面上沁人心脾的黄与紫的互为补色关系和素描与色彩的巧妙结合堪称典范，在处理体面关系和冷暖色调的变化上微妙而自然，酣润的墨块和劲健而富于表现力的墨线使得画面效果出人意表，富有音韵。《披红斗篷的老人》是展现暖色之美的力作，造型的结实，表现力的丰富、坚卓较之西方油画的杰作，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物神情和皮肤的质感表达都在中国人物画上达到了新的高度，红色与墨的融合使画面更加浓郁而沉着，并使人物的神采分外突出。这两幅杰作都是在给学生们作写生示范时完成的。其过硬功力和对教学所产生的作用都代表着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的最高水平。

《齐白石像》把老画家安排在温暖、和煦、明亮的氛围之中，似乎正在聚精会神地观察身前的两只鸽子。他的左手扶着椅子把手，右手食指微曲，似乎在勾勒着眼前看到，并在心中涌现的形象。飘拂的白色长髯打破了浓墨衣帽的厚重，在画面上造成了不可思议的运动感，将人物的头部与双手联系到一起，而且将浓重墨色的人物与轻盈飘舞的紫藤花结合得完美、自然，令人赞叹。

这幅画的环境刻画引人入胜，紫色藤花与绿色藤叶，组成温馨而典雅的花海，本身已是一幅花鸟佳作。而花又有偏蓝色和偏紫色的，藤叶亦有呈现厚实的蓝绿色与代表欣欣向荣的绿黄色，把互为补色的关系运用得得心应手。呈现出黄一点的树叶被着意地安排在画的左上角，也是老人的正前方，那里好像正有一抹阳光射入一般，令人神往。浅灰色彩的背景衬托着赭色的面部与双手和因欢笑而舞动的长须，传达出令人感动的亲切与安详。《齐白石像》堪称新中国人物肖像画的代表作。此时身为中央美院中国画三人创新小组的李斛，已经是中国画系的主力教授，由“纤夫”开始的新中国画探索已经成熟并结出累累硕果。《女民警》《印度妇女》《关汉卿》《广州起义》《炉前浇铸》《工地探望》均令人赞叹不已，过目不忘。

李斛在中国人物画的发展上是一位深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巨匠，形成了自己优美、雄奇的风格和有系统性的造型技巧和主张，他的名字和卓越成就已经镌刻在中国美术史上，无疑地应与当代美术大师并列。

（作者系徐悲鸿先生之子，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徐悲鸿纪念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