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甲骨文，被认为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年代最早的成熟汉字系统。殷墟，则被视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点。殷墟及所出土的甲骨文把中国信史向前推进了约1000年，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宝贵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一曼曾两度参与殷墟甲骨文重要发现，认为通过甲骨文或者商代铜器铭文的细心分析、研究、考定，对考古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的独特地位。

甲骨文的发现开启了中国学术机构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的序幕。为了寻找甲骨文，1928年秋我国学者对殷墟进行发掘。殷墟发掘是第一个由中国学术机构所领导的发掘，也是我国考古工作者第一次对一个古代都城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科学的考古发掘也为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提供了契机。

1936年YH127坑、1973年小屯南地、1991年花园庄东地甲骨文的发掘，被誉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次重要发现。回顾120年甲骨文的发现历史、发掘过程和研究成果，我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两次重要的甲骨文发掘参与者或主持者，可谓感慨万千。甲骨宝库的神秘大门，在考古发掘中徐徐开启。甲骨资料的层层积累，发掘经验的步步提高，研究成果的渐渐丰富，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五光十色的甲骨文世界。

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促进了考古学，尤其是殷墟考古学的发展。其一，它使中国的考古发掘走上了科学的轨道。从1928年至1937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对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收获巨大。其中1931年梁思永领导的第四次殷墟发掘，在殷墟后岗遗址发现了小屯、龙山和仰韶文化的三叠层堆积，使学术界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这两种主要文化的早晚关系及它们与商文化的关系有了明确认识，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后岗的发掘，梁思永把他在美国哈佛大学考古系和古人类学系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发掘中去，结束了过去以人为的水平层位，即通过量发掘的深度来登记出土文物的不科学做法，开辟了以文化层为单位的发掘方法，使中国田野考古学走上了科学的轨道，这可以说是我国田野考古史上一次巨大进步、巨大飞跃。殷墟考古取得的成绩，推动了国内其他遗址考古工作的开展。

其二，甲骨文资料为考定殷墟文化分期的绝对年代提供了依据。众所周知，殷墟是盘庚迁殷以后的都城，在这里一共延续了273年（有的学者说是254年）。考古工作者依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陶器的形态变化，将殷墟文化分成四期，确定了它的相对早晚关系，但是它的绝对年代是要依据甲骨文和商代铜器铭文来考订的。经过学者考订，第一期相当于盘庚、小辛、小乙和武丁早期，第二期相当于武丁晚期、祖庚、祖甲时期，第三期相当于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期，第四期相当于帝乙、帝辛时期。

其三，甲骨文资料为研究遗址现象和考定遗迹遗物的年代提供了依据。下面我举两个例子。例一，分析甲骨文及商代铜器铭文的“车”字的形体，对殷墟车马坑的发掘和车辆遗迹的研究非常有启迪。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清理出两辆完整的商代马车。车辆的结构是一辕、一轴、一舆、一衡，和甲骨文、商代铜器铭文的“车”字结构很相似。这就表明3000多年前的殷人是以现实生活中的马车为蓝本而创造出“车”字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深入研究了甲骨金文中的各种“车”字，不断改进发掘工作，继续探求商代车的细部结构，从而取得了许多收获。具体说，第一就是我们对车衡的认识。在1987年以前，由于殷墟发掘所见的车辆，都是直衡的车，有学者认为商代马车大概都是直衡的。但在商代甲骨文或者铜器铭文里，曲衡的车占了绝大多数，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商代应该有曲衡的马车。基于这个认识，我们在发掘中细心寻找，如果不带着问题是很难找到的，因为是土中找土、灰中找灰，当时的车都腐朽烂到泥土里头了，特别是烂到灰土里的找起来就更困难了。1987年，我们终于在郭家庄发现了第一辆曲衡马车，后来也陆续在殷墟其他地点发现了好几辆这样的车子，这是一个例子。

另外关于车轼问题。虽然商代铜器铭文“车”字中见到有车轼，但是以前一直没发掘到，所以很多学者认为西周才出现车轼。既然商代铜器铭文有这个图像，我们觉得它应该是有所依据的。所以在发掘中就特别细心地注意清理，终于在1992年发现了第一条车轼，此后也陆续发现了几例。

关于车厢，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安阳考古工作清理的车马坑，车厢都是长方形的，因此有学者认为商代马车的车厢都是长方形的，但是，由于金文当中有圆形或椭圆形的车厢，它也应该是有所本的，所以我们也很注意寻找车厢的样子，终于在1992年清理出一个椭圆形的车厢。

此外，在《甲骨文合集》中，有两条十分有趣的卜辞，它记载了商王去打猎时，车辕、车轴都发生断裂，车上的人掉下来了。很有意思的是，我在刘家庄北进行发掘时，在一座车马坑里，发现了两辆车，一辆是好车，另一辆是残破的车，车辕断了，车轴断了，车厢也被压扁了，就这么一辆破车，还埋葬在坑里头，说明当时商代的人造车不容易，车坏了，还留起来用于殉葬。

甲骨文是汉字的鼻祖，它经历了几千年岁月洗礼演变成独特的方块汉字。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有了它，我们浩繁的史料和典籍，民族的记忆才得以延续，中华文明才得以传承至今。通过甲骨文或者商代铜器铭文的细心分析、研究、考定，对考古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的独特地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