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叫浦绍林，是云南宜良人，1950年10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赴朝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他当时任50军148师443团3营4连指导员，参加了第一二三四次战役和守卫西海岸战斗。在第四次战役的帽落山阻击战中，父亲结识了447团3营副营长戴汝吉伯伯。父亲在后半生，常常给我讲起他们在战场上结下的友谊：

1951年1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第四次战役打响，父亲所在的50军奉命在汉江南岸、水原城以北的白云山区阻击企图夺回汉城的美军。父亲坚守的帽落山阵地与白云山西侧的白云寺仅一条公路之隔。美军依仗着飞机掩护，坦克攻击，步兵轮番进攻，坚守白云寺阵地的447团八连陷入危急之中。2月1日，战斗正紧张进行着。坚守白云寺的447团3营副营长戴汝吉带着几个人匆忙来到浦绍林坚守的帽落山阵地上，一到阵地就高声喊道，要找阵地最高指挥员。浦绍林接到通信员报告后，赶紧过去，看到一位满脸胡子拉碴、浑身泥巴的人，穿着破了很多洞的大衣，露出的棉花黑白不一。

那年，浦绍林年仅21岁。戴汝吉早年毕业于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长春起义时就是上尉副营长。他见来人像个娃娃，就问：“你们连干部呢？”

浦绍林回答：“连长受伤，副连长牺牲了，我是指导员，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他看了看浦绍林，亮出了身份说：“我是447团3营副营长戴汝吉。”“上级要我组织兵力依托你们阵地，对白云寺突入之敌实施反击。”

“有什么要求？”浦绍林问。戴汝吉说：“向你们借挺机枪，再给些子弹。”

浦绍林没有任何犹豫，说：“机枪不借，我要送给你，你要一挺，我给你两挺，再送两箱子弹。”

戴汝吉听完，又说：“我反击时，你从侧面组织火力支援我一下。”浦绍林坚定地说：“没问题。”

这时，戴汝吉听到浦绍林的承诺后，身心有所放松。但又神情严肃地对父亲说：“如果我牺牲了，请代我向上级报告：就说我戴汝吉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对得起祖国人民。我不是党员，但我要求组织上在我牺牲后，追认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浦绍林听后，对他说：“只要我活着，一定办得到！”这是一个为保家卫国，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用生命对不惧死亡战友的承诺。

说完这些话后，就在戴汝吉转身的刹那间，浦绍林发现他眼角噙着一汪晶莹的泪花。

浦绍林关切地问道：“你没吃饭吧？”“两天没吃了。拿下白云寺再吃。”戴汝吉说完要走。

浦绍林一把拉住他说：“不行，不行。不吃饭我不给你机枪。”浦绍林按住他说：“我这儿有炒面，还有水。你用水和上炒面吃，就不噎嗓子了。你知道我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吗？是通信员把雪装进水壶里，再放到朝阳的地方让太阳把雪晒化。”戴汝吉看了他一眼，也没说个“谢”字，先把沾满泥巴的双手在满是泥巴的棉大衣上擦了两下，就抓起一把炒面放在左手心上，倒上点水，用沾有火药味的手和巴和巴就塞进嘴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吃完炒面，然后带着“借来”的机枪和两箱子弹返回了阵地。

半小时后，戴汝吉率部队反击，浦绍林带领全连紧密配合，一举夺回了白云寺阵地。

在这次帽落山阻击战中，浦绍林和全连士兵奋战8昼夜，在连长、副连长先后负伤和牺牲的情况下，独自组织指挥战斗，打退了敌人多次反击，全连148人，只剩下28人仍守住阵地，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战后，浦绍林所在连队被上级授予“能攻能守第四连”的光荣称号，个人荣立大功一次，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和朝鲜人民军军功章各一枚。

在夺回白云寺战斗之前，1月25日，戴汝吉带8连打入敌人心脏，并率18勇士，夜袭水原城，捣毁了敌指挥部，全歼美军宪兵一个排，毁敌车七辆，迫使美军撤出水原城，立下卓著战功。在夺回白云寺后，2月3日，在坚守白云寺战斗中他身负重伤，被送回锦州治疗。4个月后他又重返朝鲜前线。当年，《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刊登了他的英雄事迹。为此，志愿军总部授予他“人民功臣”“战斗英雄”称号。他还荣立记大功一次、三等功一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他“三级国旗勋章”。

从此，浦绍林和戴汝吉两位云南人成了更加亲密的战友，两家也成为世交。1961年，戴汝吉转业到黑龙江省绥棱县工作。晚年回到家乡云南丽江，他把平时节俭积累的工资，捐给故乡母校——义尚小学。他去世后，1983年12月11日，丽江市人民政府将义尚小学命名为“汝吉小学”，并在校园内建亭立碑，以纪念这位纳西族的英雄。

（本文作者为浦绍林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