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调用多艘船艇和水陆两栖车从两个方向突破，目前已经转移出了数百名群众，有孩子、老人和伤员等。”8月4日，记者拨通正在现场指挥的一位救援队长电话时，只听见他声音嘶哑，正在指挥救援人员对仍处于“孤岛”状态的涿州市水岸花城小区进行紧张有序的救援，“现场除了我们，还有其他救援队参与，如果天气不发生变化，今天能实现全部居民转移。”

据了解，该救援队伍在涿州集合了队员135名，船艇22艘，救援车辆36辆，另有指挥车、重型保障车、水陆两栖车、医疗救护车、卫星通信车及配套设备、热成像无人机等专业救援设备。

截至记者发稿，京津冀暴雨灾害的后续救援工作仍在持续。多家公益组织积极响应，调配人员、物资、资金支援受灾地区，成为救灾中的重要力量之一。

历次救灾中，信息递送与救灾成效息息相关，以往曾发生因信息传递有误导致救援力量扎堆、过剩，受灾严重地区反而缺少支援的情况。中国社工联合会应急与救灾社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简称“卓明中心”）创始人郝南告诉记者，较之2021年河南水灾救援，本次救灾中的信息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气象部门发挥了专业性优势，预报科学准确，并且做了很多科普工作，极大地消除了公众的一些误解。灾情进展与气象预报形成了一种呼应，线上志愿者招募和沟通井井有条，互联网‘大厂’们也有了经验，各自启动信息灾情的通道，与国家减灾中心合作，合力开展信息化技术支持工作。应急管理部门也密切关注社会化信息，将其补充到调度决策中。”郝南用“清朗”来形容此次灾情信息传递和沟通的空间。

公益慈善组织中，众多基金会提供了大量的社会捐赠。8月2日至3日，多家互联网企业所属的基金会先后宣布，将提供大额捐赠支持京津冀豫等地抗汛救灾和灾后重建。不少长期开展减灾防灾和救灾工作的基金会有较为成熟的救灾经验，行动迅速。以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为例，该会于7月31日上午11时启动灾害救援响应，动员人道救援网络伙伴中的7家就近或有专业优势和特点的机构到河北多个点进行服务，并派遣一支救援队开展救援工作，同时不断推动过渡安置进展和需求调研。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灾害救援项目部副主任朱一存告诉记者，基金会启动响应时有基本预判，并形成清晰思路。“第一阶段是安置人员的保障阶段、应急救援和受困人群的转移阶段，设立涞水、阜平、涿州、邢台、天津西青5个工作站，主要支持救援队和发电机设备12台，食品水及3个批次人道救援保障箱1500份，以及粮油等保障物资；第二阶段是过渡安置阶段，主要工作是推动快速恢复家园，恢复一些必备的基础设施；第三阶段是灾后重建阶段。”朱一存说：“很快我们会转入到过渡安置、社区服务，并且推动当地快速恢复生产、生活。”

与此同时记者采访发现，公益组织参与救灾仍存在不少问题。例如，社会动员与社会关注高度相关，容易形成救援资源不平衡的现象——受到大量关注的受灾地区，社会捐赠热情水涨船高，其他地区则受关注不够，筹款和救灾较为困难。对此郝南认为，公益组织救灾应多样化开展，要对那些关注度不高且受灾严重的地区予以支持。

此外，暴雨、山洪等造成的灾情错综复杂。行洪区、蓄滞洪区和泛洪区等区域，受灾的时间节点、阶段和灾后需求各不相同，郝南称之为“坡度落差”。卓明中心向各家基金会救灾提出的建议中也对此点进行了强调，“建议关注山洪区的家园重建需求，关注过洪区（洪水已经退去的灾区）的家园环境卫生恢复需求，关注非蓄滞洪区社区的生计需求，关注涿州以外河北、河南、山西其他重灾区的需求，并且关注东北地区汛情。”郝南说。

“坡度落差式”救灾是对公益组织的巨大考验。郝南也认为，公益组织能力仍然不够，往往只熟悉其中一种或几种救灾场景，而不是熟悉全部场景。

记者获悉，目前，处在一线的多支救援队伍，专业水准参差不齐，现场仍有直播作秀、虚报数字等不合理现象发生，甚至还有不带任何装备直接赶往现场“借”设备干活的“乞讨式救灾”行为存在。

具体到专业救援机构近年来发展状况，前述救援队长认为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专业的越来越专业，不专业的越来越不专业。”

该救援队长认为，救援队伍应将安全意识摆在首位，严禁单艇作业，现场要及时架设通讯设施，进行远程调度；在工作方法上，许多救援队只做“点”上的工作，忽视了“以点带面”，即通过调度集合力量连续攻坚单点，形成面上的突破。他建议，民间救援队伍应从安全、理性、自律等方面加强建设。

“我们建议公益组织能够根据自身专业能力、灾害实际情况与需求来开展服务，发挥自己的专项价值，这样有助于体现社会组织服务的成效。”朱一存说。

未来，公益组织如何更好地参与救灾？

郝南建议从基础建设上发力，熟悉和了解气候适应性，掌握气象、水文等方面的知识，提升救灾能力。此外，随着互联网发展，救灾工作应向更加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的方向发展，努力提升和迭代救灾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