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有一种不可压倒的力量和蓬勃的朝气，是一个充满着希望的新社会。”这是第一位到达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朱学范对解放区的感受。

这段话说出了绝大多数民主人士的共同感受。1949年4月，有59位民主人士组成了“民主东北参观团”，奔赴东北各地，历时40余天，近距离体会到了解放区“蓬勃的朝气”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马叙伦的幼子、本文作者的父亲马龙章参加了“民主东北参观团”……

辞港北上

1947年底，中共地下党组织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安排我的祖父马叙伦等民主人士转移去了香港。临行前，他诗赠即将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的幼子马龙章：“爝火偏争赤日明，鸺鹠当昼肆妖声。每闻盗跖谈仁义，为学夷吾止甲兵。万里磷燃疑纵火，千家巷哭欲崩城。逃秦只是书生事，大业终期在耦耕。”嘱咐儿子学成后即去解放区，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中去。

1948年夏，沪港间的来往已受国民党当局的监控，而台港间尚为自由。马龙章先由其大哥协助暂时去了资委会所属的台湾造船公司，以伺机经香港转赴解放区。

1949年3月，马龙章即按祖父离港前的安排，以祖母病危为由从台湾请假到了香港。

3月中旬，中共香港工委安排马龙章与黄炎培、黄鼎臣、史东山、臧克家等各界人士以及香港达德学院的学生、部分民主人士的家属共250余人搭乘挂挪威国旗的“宝通号”向着解放区出发了。船行多日抵达天津塘沽，此时平津已解放，诸人经天津前往北平。

马龙章和一部分人被分配住在前门外安平旅社。周恩来亲自到旅社逐房看望，在马龙章的房间，他随手拉过一张板凳和马龙章对坐谈话，平易近人的情景让马龙章一直如影历历。周恩来建议马龙章不要急于工作，先去东北解放区看看，这与马叙伦诗中所寄语的到解放区去、到人民大众中去不谋而合。

此刻，马龙章内心里对解放区充满着向往。

马龙章去香港的前一个月，马叙伦的夫人和小女儿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已经乘拉丁美洲一艘小轮船由香港启程奔赴解放区。同行者较少，其中有后来被毛泽东誉为“铅笔大王”的民族实业家吴羹梅，还有民建监事杨美真等人。船过台湾海峡和吴淞口时，担心被国民党军舰检查，大家都躲在船舱内，不敢到甲板上活动，船小空间狭窄，旅途十分辛苦。在中共地下党员的策动下，1949年2月25日，国民党军舰“重庆号”舰长邓兆祥率领官兵阵前起义，脱离国民党江阴防线。那天恰逢吴羹梅等平安抵达烟台，一行人下船上了两头摇橹的木船上岸，才松了口气。

次日，两支队伍汇合于烟台，受到中共烟台负责同志热情的接待。吴羹梅等人小住两天后转乘敞篷卡车出发。经过天津时，又受到黄敬市长的热情接待，后于3月8日抵达北平。从香港一路辗转，危险困难重重，但在解放区的每一天，所见所闻都让这一行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新世界。

吴羹梅创办的中国标准铅笔厂是全国木制铅笔生产规模最大的企业，世界四强之一，在重庆时，毛泽东曾3次接见他。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随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迁到北平，在京的各界民主人士到西苑机场迎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满面笑容地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好。阔别4年后再次与毛泽东相见，而这次恰在全国解放的前夜，给吴羹梅留下了极其深刻、永生难忘的印象。

到北平后，吴羹梅一行和其他先后到来的民主人士住在北京饭店，他们先后受到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林伯渠、李维汉的接见，又一起参加各种报告会和座谈会，并阅读解放区颁布的各项政策法令，加深了对共产党及其在解放区各方面成就的认识。中共中央各方面负责同志还给大家做报告、介绍情况，无不热诚坦率，诲人不倦，令他们深为钦佩。

1949年4月20日，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和平谈判破裂。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过长江。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在这鼓舞人心的时刻，到北平的各界民主人士59人接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通知，党中央同意大家的请求，组成“民主东北参观团”（以下简称“参观团”），到东北解放区参观。

奔赴东北

到东北解放区参观访问，不仅可以亲眼看到东北在战后重建和恢复经济的过程，还可以了解和理解党对工商业者的政策，大家对于能够得到这个机会，感到非常兴奋。

“民主东北参观团”出发前，李维汉当面嘱托吴羹梅担任参观团团长，并请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于刚、管易文和何成湘三位同志任副团长，协助团长开展工作。“民主东北参观团”包括陪同参观者及医护、警卫等工作人员近百人。马龙章及同船北上的很多人也加入了参观团。4月22日，参观团一行乘一列附挂软卧和餐车的专列由北平出发，先后到达旅大（大连和旅顺的合称）、鞍山、本溪、安东（今丹东）、沈阳、抚顺、长春、吉林、小丰满、哈尔滨等地，从南到北参观了东北解放区的各大城市，沿途受到当地党政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和解放区军民的热烈欢迎。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大连“光复”，8月22日苏联红军进入军事管辖大连，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三国（苏、美、中）四方（国民党、共产党）时期，大连被称为“特殊解放区”。这一时期，中共成功探索出管理“大城市”的经验，解决了粮食、住房等民生问题，又在教育文化方面，整合了殖民时期的教育资源，陆续创办了工业专门学校、关东电气专门学校、关东医学院、关东文法专门学院、关东俄语专门学院等，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整合为大连大学（非现在的大连大学），用延安鲁艺文化成功改造了俄、日近70年的殖民文化，并且大力发展制造业。

参观团在大连时，恰逢五一劳动节，约有12万人参加了庆祝集会。吴羹梅第一次听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雄壮歌声，深感此歌道出了真理，便马上学唱。后来每逢民建中常会和全国工商联举行节日联欢集会时，他都要放声高唱这支歌，他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坚信社会主义。马龙章珍藏有一张当天参观团全体在大连劳动公园的合影，画面中张张笑脸，定格了身处解放区的人们无限喜悦与当家作主的自豪！

在大连、鞍山、本溪，主要参观了工业发展的情况。本溪煤铁公司名扬中外，它能生产含磷很少的煤，还可以冶炼出质量很高的钢，产品远销日本。日本侵占这家工厂时，在日本管理下最高生产量是：铁46万吨，煤95.1万吨，焦炭65万吨，使用工作母机1300台，电力10万千瓦，雇工有120000人。日本投降后由国民党接收，设备被破坏，产量大减。1948年10月31日，山城本溪解放，当时产量只相当于日本人管理时期的1/4。这里发生过一个动人的故事，接收此厂时来了9位共产党员，他们一无经验，二无金钱，但遵照毛泽东主席教导的“依靠工人，刻苦兴家”8个大字，迅速组织恢复了生产。他们到厂后，首先请技术工人开“诸葛亮会”，决定要把原有的1300台工作母机（当时仅存38台）至少找回300台来用于开工，并推出600位代表，请大家出主意。根据工人代表反映，了解到好些机器在国民党接管时期被搬走，在山上、林中、田间做防卫工事。于是工人们发起“贡献器材运动”，冒着零下20度的严寒想方设法收集了300台工作母机，开始恢复生产。工人们立下了第一年出10万吨铁，争取超额完成，到第二年争取出55万吨铁，赶超46万吨年产纪录的目标。

参观团抵沈阳时，刚刚解放不到半年的沈阳已经奇迹般地恢复了生机。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当晚，沈阳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云等进驻沈阳铁路宾馆，军管会的工作效率和4000多名接管干部的执行力惊人，按照“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办法，未动一兵一卒，迅速接管了国民党在沈阳的军、警、政、财、经、后勤、铁路等系统。这套被陈云总结为“接收沈阳经验”的做法，在全国推广。参观团成员分头参观了工业、交通、教育、文艺司法等各个方面的成果，所到之处皆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反映出解放区的人们崭新的精神面貌。

参观团抵达哈尔滨后，首先参谒了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大家看到了杨靖宇将军和陈焕章将军的遗首。杨靖宇将军遗体曾被日寇剖腹，胃肠中尽是野草，其斗争之艰苦可以想见，参观团成员饱含热泪向英烈们致敬。当时，哈尔滨人口80万，虽不能与上海相比，在东北却是一个很大的都市，早在1946年4月28日即获解放且始终是我党我军占据的大城市，被称为东北解放区的首都，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指挥部等党政军群领导机关在迁往沈阳前曾设在这里，是民主东北建设的示范样板，支援解放东北全境的大后方，其市政企业、公用事业都已从破坏中逐步恢复起来。

哈尔滨有一家公私合营的哈尔滨企业公司，成立于1948年7月1日，资金为东北币350亿元，其中公营资本占53%，私人资本占47%。如果按照旧的想法来推测，会认为董监事成员人数政府人员应超过半数，以便管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家公司共有15位董监事，其中11人为工商界人士，只有4人是由政府派出的，其中1人担任监事长，2人任常务董事，1人为董事。人民政府认为担任董监事，不是去争取权利，而是为了发挥管理企业的作用。

这家公司的利润分配制度也有几个特点：（1）公积金是10%，工商界或许以为公积金提得太少。实际是因为要取得投资人的信任，不愿把公积金提得太多；（2）给股东的分红是60%，社会福利基金是10%；（3）最后剩余的20%平均分为四份，以其中5%作为职工酬劳，但每人所得不能超过工资的1.5倍，以5%作为劳动保险基金，以5%作为职工奖金，对于有发明、创造和特殊贡献的职工公开予以奖励，最后一个5%作为董监事的酬劳；（4）每位董监事的酬劳不能超过职工酬劳最高额的3倍，例如职工最高工资为每月100元，酬劳一个半月应为150元，那么董监事的酬劳最多不能超过450元。这种利润分配制度在解放初是值得借鉴的，也的确是贯彻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的。哈尔滨有手工业铅笔厂58家，年产达到15万罗（每罗12打），足以满足军需民用。这些都让参观团中以吴羹梅为代表的工商界人士意想不到。

在抚顺，主要参观了煤矿。有一处世界闻名的露天煤田叫作“大揭盖”，藏量大，产量高。工人们深知自己是国家的主人，都在拼命地工作，争取早日把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烂摊子恢复起来；在安东（今丹东）郊区，大家看到了土改后农民领取土地证的欢乐与自豪；在长春，参观了郑洞国起义的司令部。这个司令部设在国民党长春的中央银行里，银行大楼建筑得非常坚固，外表也十分壮观，国民党原以为可以在此死守，殊不知蒋介石政府腐败无能，其部下倒戈起义，投奔了光明。

马龙章曾回忆说：“经各地参观，想起在校时学唱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声，此景此情确实如此。”东北全境刚刚解放数月，即让参观团的成员看到，共产党人不但善于打破旧世界，还能够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能力让世人刮目相看！

东北的冬天寒冷无比，诗人胡风却感到自己被一股股暖流包围着：“好像从严冬走进了和煦的春光里面。土地对于我有一种全新的香味，风物对于我有一种全新的彩色，人物对于我有一种全新的气质，我感到我的心里充满了长年以来所期待的，对于祖国的祝福。”这是1949年初诗人胡风在东北解放区的感受，又何尝不是参观团全体成员的感受呢！

参观归来

参观团于6月8日回到北平。在40余天的参观生活中，全体团员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也感受到了莫大的荣誉。回到北平后，参观团全体团员和陪同人员共72人于6月14日联名致书毛泽东主席陈述感想。信文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

为了亲身体会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发展，我们一共有59个人选择了东北这个地区去参观了40多天。我们走遍了所有东北重要的城市和若干农村，看了许多厂矿，接触了许多人，也看到了许多伟大动人的场面。

首先，使我们感到最重要的是：向来被人看作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主席领导之下，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和锻炼，现在已经组织成并教育成钢铁一样的坚强的集体了。政府的民主集中制已经充分发挥了效能——群众有发表意见的绝大自由，而中央的政策又能贯彻到最下层去。这样坚强的集体，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不久的将来，革命在全国胜利，中国对世界和平事业将起极伟大的作用，是无可置疑的。

其次，我们看到了东北在教育司法方面的改革和经济建设方面的发展，特别是看到广大的劳动人民现在能以国家主人翁的身份发挥前所未有的创造力量，这是中国前途富强并能迅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保证。

由于种种重大的设施与改革，使得整个社会风气显然起了根本的变化。新生的朝气冲洗了旧社会的残渣，勤劳朴实的作风代替了过去奢侈颓废的病态。在这里，中共干部和党员的优良作风起了很大的作用。

综括这次参观所得，使人感觉振奋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在此不能一一赘述。我们深深感到，一切优美的成绩，应当归功于人民力量的伟大，归功于共产党领导的成功，归功于主席英明的决策和指示。

同人（仁）等参观归来，感到今后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与信念，将愈加坚实，这是可以告慰于主席的。谨向主席致最崇高的敬礼！

民主东北参观团：吴羹梅、于刚、邓裕志、李文宜、罗叔章、郑坤廉、王雪莹、王仲元、张曼筠、史东山、梁均、何成湘、常任侠、高静宜、程绯英、石振明、杨静仁、胡守愚、朱烈、刘玉厚、高祖文、尹华、徐涛、盛志侠、邓子平、李海、费振东、严信民、储安平、戴子良、王静之、蔡国华、黄适安、冯天正、李伯球、韩兆鹗、邓冠杰、管易文、张文、谭惕吾、陈此生、林汉达、陈劭先、马思聪、谭冬菁、黄子彦、张西曼、杨子恒、李子诵、李丽莲、胡耐秋、赵钟、张永池、潘辑武、朱富胜、黄铸、张默然、吕集义、石定康、胡一声、陈尚明、马龙章、沈知津、杜君若、金满成、冯伯恒、秦威、唐远之、张留云、罗子为、秦元邦、章培

六月十四日于北平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参观团成员吴羹梅、罗叔章（女）、李文宜（女）、刘玉厚、杨静仁、戴子良、费振东、张文、陈劭先、林汉达、严信民、杨子恒、秦元邦、谭冬菁、陈此生、邓裕志、史东山、马思聪、李伯球、韩兆鹗谭惕吾（女）等21人为正式代表，张曼筠、罗子为、李子诵、郑坤廉（女）、吕集义、朱富胜、石振明、储安平等8人为候补代表，出席了大会。

此前，马龙章已于6月由参观团的党组织介绍在东北军区参军，被分配到人民空军的摇篮——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为该校第一批教授美制P-51和C-46两种机型场外维护的科班理论教员。他的学员，驾驶这两种机型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空中阅兵中，成功飞过了天安门，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本文作者为沈阳市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马叙伦孙女，马龙章女儿。本版照片为马龙章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