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由中国作协主办，每4年评选一次。自1981年创立至今，十届茅盾文学奖共评出48部获奖作品，在繁荣长篇小说创作、树立当代文学经典、体现时代文艺高度、推动文学事业发展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奖范围为2019年至2022年间在大陆地区首次出版的长篇小说，参评作品238部。这些作品体现了我国长篇小说创作怎样的特点？文学创作如何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本报记者就此专访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副主任阎晶明。
文化周刊：您对本届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尤其是获奖作品有怎样的印象？
阎晶明：茅盾文学奖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四大奖项之一，也是其中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文学奖。它对过去4年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进行一次集中检阅，在优中选优中评出不超过5部的获奖作品。
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中，长篇小说无疑是最受关注的文学门类。每年出版的作品数量，是一个庞大体量，以万部左右为基本数据，读者的阅读量也大。同样一位作家，以长篇小说出现的独立作品，在发行量和阅读量上，都应超过其中短篇小说集。中国当代作家在题材、主题、艺术上的最新拓展与探索，最集中地体现在长篇小说创作上。这些因素相叠加，以长篇小说为评奖对象，得奖作品数量严格控制在5部以内的茅盾文学奖受人瞩目，就是非常正常和可以理解的了。
今年共有238部作品参评。这些作品的作者来自全国各地各领域，可谓大江南北老中青齐聚。当然，在体现社会要求，表达时代主题，展现艺术风采上，最终的获奖作品更具代表性。
文化周刊：这些作品体现了当前长篇小说创作怎样的特点？
阎晶明：长篇小说创作的井喷状态远远超出预期，要从大量的作品里总结出值得关注的共同趋向，难度太大，不过，通过集中阅读，仍然能读出一些共同趋向和特征。近年来，小说家们集中强化地方性，在突出地方性的同时强调故乡感。所谓“地方性”，其实是作家本人的某种故乡情结，这种地方性不是使作品的格局变小了，而是更加自觉地在地方性中体现主题内容的时代性，以及艺术探索上的现代性。以地理名称作为小说名的作品集中推出，这些地理所指，有大也有小，有古也有今，有虚构也有实指。比如获奖作品的《雪山大地》《宝水》，参评作品中的《野望》《北流》《本巴》《家山》《烟霞里》《凉州十八拍》《金墟》《白洋淀上》等等。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小说内部体现出的风格特点。杨志军的《雪山大地》浓墨重彩地反映了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青海藏族人民艰苦奋斗、发奋图强，使青藏高原发生沧桑巨变的壮阔历史进程，同时体现了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与价值追求。
乔叶的《宝水》是一部主题鲜明的作品，直接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小说的地方性最突出表现在语言上，通过大量加入更具活力的方言俗语，来强化人物故事所属的地方性特质。
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是硬核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又是极具故事强度的长篇小说，同时其叙述格调还拥有新鲜的、充满活力的、让人着迷的先锋意味。小说呈现的画面感、戏剧性，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紧张刺激的敌我斗争，散布其间的城市地标和纷繁意象，都使这部主题鲜明、立场坚定的小说呈现出多重的迷人色彩。
作家们在创作题材的选择上可谓丰富多彩。刘亮程的《本巴》是对民族史诗的现代性书写，既可见出深厚的历史底蕴，又能看到一个小说家丰沛的艺术才华。东西的《回响》则直接表现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生活的表层下，又可见人性的隐秘复杂。一部看上去不无侦破情节的小说，却写出了人性深度，引人深思。
文化周刊：从2019年到2022年，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对于时代的重大主题，您认为作家是如何捕捉和把握的？
阎晶明：时代要求文学要出大作品。大作品就是应该具有更多能够全景式反映一个时代生活面貌，体现出一个时代发展趋势，表达出一个时代人民的情感、观念变迁，体现一个时代的艺术风采的作品。要出大作品，这是一种呼唤，也是一种关切，更是作家艺术家的责任，我们需要更多的努力。这次参评的作品中，多部作品体现出对历史长度、主题深度、艺术广度的自觉追求。这种自觉必将为更多更好的扛鼎之作的诞生打下坚实基础，未来更加可期。
文化周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文学来看，从长篇小说创作来看，您有怎样的思考？
阎晶明：根本上还是人民和生活，这是文学无尽的资源，也是文学最终的归宿和落脚点。“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近年来，中国作协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采取了很多积极有效的措施鼓励作家“深扎”，创作展示时代变革的作品。尤其是“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推出，有力地促进了作家深入生活、投入创作的积极性。我们的文学评奖，也都会把反映现实题材创作、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作为评奖的原则，在这方面起到了较好的引导作用。当然，社会的多样性、复杂性都可以成为创作的题材，但最后要表达的主题，一定是要给社会提供精神资源，其内在应该是昂扬向上的。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对创作题材选择的强调，更是对作家情感倾向和价值取向的期待与评判。只有这样，作家才能真正肩负起文化使命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