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敦煌文化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各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的珍贵史料。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郑炳林致力于敦煌学研究数十年，日前由他主编的《敦煌通史》历时十余年出版，系统呈现了敦煌及丝绸之路东段的历史变迁，为陆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开展奠定基础。同时，由他参与的“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也在有序推进。

人民政协报记者专访郑炳林，请他从推动文化传承发展角度，谈谈如何进一步推动敦煌学研究走向新高度。

立足文献研究，推动敦煌学研究成果不断深化

学术家园：您主编的七卷本《敦煌通史》于日前出版。该书是“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敦煌通史”项目、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敦煌河西碑铭与河西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其编纂出版的意义是什么？具有怎样的特色？

郑炳林：关于敦煌学，晚唐五代宋初这段时期的敦煌历史，因为敦煌文书资料翔实，已经非常明确，而在这段时期之前及之后的敦煌历史，因资料相较匮乏而比较模糊。《敦煌通史》分为两汉卷、魏晋北朝卷、隋及唐前期卷、吐蕃卷、晚唐归义军卷、五代宋初归义军卷、西夏元明清卷等七卷，旨在对秦汉至明清时期敦煌地区的历史进行贯通性、总结性的研究，系统呈现敦煌及丝绸之路东段的历史变迁。

比如汉代时期的敦煌历史，单靠《史记》《汉书》《后汉书》中的相关资料来梳理远远不够。上世纪90年代初，敦煌悬泉、马圈湾等地发掘出土一批汉简，几万枚出土汉简详细记载了汉代时期的敦煌，揭示了一个全新的敦煌面貌。但这批汉简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学界并不清楚。2007年准备这一项目时就遇到这样的问题。随着汉简相关材料的陆续公布，如今已掌握大部分汉简材料所记载内容，虽不全面，但已经可以清晰地将两汉时期敦煌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梳理出来。

这批汉简文献，一方面与《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相关史料相印证，另一方面则补充《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记载之不足。发生在西域的很多事件，《史记》等大多按正史体例有所涉猎，但不充分，而汉简则将这些事件发生发展的具体过程与细节呈现出来。比如西汉时期，汉朝与匈奴争夺西域地区控制权，因匈奴统摄西域事务的日逐王归附汉朝，汉朝最终掌握西域地区控制权，并设置西域都护府，由首任都护郑吉迎接日逐王。根据史书记载，双方接触过程并不详尽，汉简则有详细记载。其中有部分匈奴人行至河曲时反悔归降，《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时认为河曲就是兰州，而汉简所记载资料证实河曲是在塔里木河。除此，敦煌郡与两关设置、移民实边以及对西域、匈奴、南羌等周边势力的经营等方面，在《敦煌通史》中，利用悬泉汉简、马圈湾汉简以及敦煌文献等出土资料，都进行了较为详细而系统的研究。当然，这部书不是汉代敦煌历史的终结，而只是开了一个头。

学术家园：“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也在有序推进。作为20世纪古文献四大发现之一，敦煌文献目前研究现状如何？

郑炳林：“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持，学术界、文化界、出版界共同推进实施，包括《敦煌文献全集》《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敦煌文献缀合全集》《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等内容。近来，我主要在做有关百部敦煌研究著作的精选与出版。这百部敦煌研究著作，包括已出版的优秀论著的重版，以及优秀新作的初版，可以说是“优中选优”。

实际上敦煌学研究工作始终在不断向前推进，我所在兰州大学主要集中于敦煌文献的分类整理与文献专题研究，据此已通过两部系列丛书陆续推出部分成果。一是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敦煌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现已出版第一辑20本，第二辑20本正陆续出版。二是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敦煌与丝绸之路石窟艺术研究丛书”，现已出版第一辑20本，即将出版第二辑20本。从这些阶段性学术成果中，再提炼出质量较高的成果，纳入百部敦煌研究著作中。当然，百部敦煌研究著作出版，并不局限于兰州大学相关学术成果，而是包括国内整个敦煌学术界。随着敦煌学研究队伍的扩大，学术成果必然不断丰富，研究内容也将持续深入。

做好理论阐释，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

学术家园：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充分运用敦煌文化遗产这一宝贵资源，进一步做好相关理论阐释，为“一带一路”等提供重要理论支撑？如何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等，并阐述好这些思想精神的时代内涵？

郑炳林：“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如何做好实施工作，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互鉴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在新时代背景下，聚焦敦煌历史文化中所蕴含的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各地区友好交流的历史传统，充分挖掘它的当代价值，通过深入研究，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合作交流、促进各国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提供理论支撑。

古代敦煌本身就是多地区多民族交流交融的产物，它的文化，是多元文化荟萃；它的居民，是多地区多民族聚居，它成为当时中原地区与西域地区沟通的桥梁。比如，汉朝时期中原地区先进的水利技术，就是经由敦煌传至西域包括现在的中亚地区，为促进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水利建设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了解敦煌文化，就是了解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在古代敦煌，佛教、祆教、摩尼教等多种宗教和谐共存，汉文化与外来文化兼容并包，比如为了贸易交流方便，胡人学习汉文化积极性很高，而汉朝也设置相关机构用于学习外来文化，可以看出古代敦煌实际是中外文化交流交融的中转站。

学术家园：作为敦煌学研究学者，在做好相关深入研究外，如何做好敦煌文化的推广传播，以更好讲好敦煌故事？

郑炳林：最近，敦煌文化产业研究院在兰州大学成立，主要开展敦煌文化的推广与传播。那么，作为敦煌学研究学者，我们应该通过哪些途径对敦煌文化进行有效推广与传播呢？首先可以通过影视等媒体手段，让更多民众广泛了解敦煌的文化内涵。同时还要把学术含量高深的研究成果普及化通俗化。比如刚刚出版的七卷本《敦煌通史》，一卷本就有四五十万字，分量太大，普通学者或者普通敦煌文化爱好者阅读起来比较吃力，下一步就是将这套书凝练成一本50万字的论著，并推出外文版，让国内外读者都能较为便捷地系统了解敦煌历史文化。再下一步就是将其变成4万字的图文并茂的青少年历史读物，让更多青少年了解什么是敦煌文化，什么是丝绸之路。当然，还可以据此开发具有敦煌元素的文创产品，通过在日常用品上附以精简说明，让敦煌文化逐渐走进千家万户，让人们在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中了解敦煌文化、喜欢敦煌文化。

学术家园：敦煌文化属于中国，但敦煌学是属于世界的。敦煌学作为一门国际性学问，您认为，如何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

郑炳林：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需要在敦煌学各个领域作出成绩。敦煌学所涉领域较多，包括历史学、艺术学、宗教学、文学等。文献中有相当一部分胡语文献，比如回鹘文、梵文、古藏文等，其中有些文字已经灭绝，现在不再使用，但想要了解古代敦煌历史全貌，就不得不去研究这些文字所记载的文献资料，这就需要培养这一领域的人才。在敦煌学各个领域查漏补缺，才能守住这块阵地。中国敦煌学脉络不能断，不仅要不断培养人才，还要培养出一流人才，保证各个领域都要有自己的一流研究专家，保证各领域学术成果始终走在世界前沿，才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与同领域研究专家对话时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敦煌学本身就是国际性的，因为敦煌文献流散于世界各地。中国敦煌学正在逐渐从跟跑世界变成领跑世界，但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也有很多领域存在不足。发展敦煌学，需要具备国际视野，不仅需要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还需要积极加强与国外学术界交流，鼓励世界各国学者联合攻关，来共同推动敦煌学研究进入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