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回眸宋庆龄在此前后，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崇高声望为救国救民所做的工作，令人深深感动。

发电表明立场

1929年6月2日，宋庆龄由南京抵达上海。下火车后，她派秘书向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说明：此次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国葬仪式，“长途劳顿，故来沪休息”。

8月1日，宋庆龄发给国际反帝大同盟一封电报，其中指出：“反动的南京政府正在勾结帝国主义分子势力，残酷镇压中国人民大众。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但是中国人民大众，不因受镇压而气馁，不为谎言宣传所蒙骗，他们只是将站在革命一边进行斗争”。

有人把这封电报印成传单，从上海南京路先施公司顶楼撒下，市民们争相传阅。一位朋友问及宋庆龄的感受时，她说：“自从我发了电报之后，心里感到痛快多了。我必须表明自己的信念，至于我个人会遇到什么后果，那是无关紧要的。”

8月10日，戴季陶登门“拜访”，宋庆龄当面训斥他：“你散布谣言把我的电报视作共产党的捏造，未免太可笑了。我可以证明，一字一句都是我自己写的。”

9月21日，宋庆龄乘邮轮前往法国，料理制作孙中山铜像事宜。11月中旬，她转赴德国，在柏林致函杨杏佛提及：“我一直在试图说服人们在欧洲设立一家中国新闻机构的必要性。英国、法国和日本的报纸经常散布对我们不利的新闻，而我们却没有办法去纠正！”

其间，宋庆龄常在图书馆“沉湎于书籍之中”，她还担任国际保卫革命者委员会领导机构成员。1931年5月28日，她曾致函杨杏佛，其中说：“衷心感谢你好意打电报给我”“我住了三个多星期的医院，刚刚出院。我受了不少痛苦，发了几天高烧”“我很想知道更多的国内‘政治’。你写信能否多充实一些少保守一些？谈谈你的看法和一些预见”。

发表《宋庆龄之宣言》

1931年8月13日，宋庆龄返抵上海，到西摩路宋宅（今陕西北路369号），在母亲灵前祭奠；8月18日，她出席母亲葬礼。

9月18日，日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当局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却推行不抵抗政策，残暴镇压爱国运动，宋庆龄对此非常愤慨。不久，她会见刚由法国抵沪的何香凝，两人就抗日事业畅谈甚久。

12月19日，宋庆龄撰写政治宣言。当天下午，史量才主持召开上海日报公会紧急会议，要求各报全文登载。翌日，上海多数报纸都不顾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令，发表《宋庆龄之宣言》（后收入《宋庆龄选集》时，题目修改为《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其中指出：“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件无法掩盖的事实”“由于日本公然侵入我东北，广州和南京，这两个集团由于国难当前和舆论的谴责，都不得不暂时停止公开的战争，而召开所谓‘和平统一会议’。阴谋围绕着会议进行了三个月之久”“仅在三天以前，在帝国主义国家使节的命令之下，这个‘统一政府’竟力图镇压爱国的学生运动”“暴行是在这样的时候演出的：一支外国帝国主义的军队正向锦州推进，而所有卖国贼和帝国主义分子正受到优遇、阿谀和保护”“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更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我不得不率直地宣布，既然组织国民党的目的是以它为革命的机器，既然它未能完成它所以被创造起来的任务，我们对它的灭亡就不必惋惜。我坚决地相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我深信：虽然今天当权的反动势力在进行恐怖活动，中国千百万真正的革命者必不放弃自己的责任；反之，由于国家当前形势的危急，他们将加紧工作，朝着革命所树立的目标胜利前进”。

戈宝权在《高尔基与孙中山和宋庆龄》一文中回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了我国东北；接着1932年又发动了进攻上海的‘一·二八’战争，高尔基对日本军国主义者这种‘空前卑劣的暴行’表示了无限的愤慨。当宋庆龄同志代表反帝大同盟向全世界的进步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发出呼吁时，她发了一份电报给高尔基，请求他给予声援。高尔基立即在1932年3月2日的《消息报》上，发表了《响应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呼吁》一文，其中有力地指出：我怀疑，是否能用语言来援助中国的无产阶级……资本家们并不反对发动新的大屠杀。无产阶级能够阻止住他们——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做。援助中国——世界无产阶级团结的表现——这是一件伟大的事业。只有无产阶级能够有力地说出：‘不准干涉中国！’——能够更加有力地证实，这并不是一句空话。”

蔡建国（蔡元培后人）在《崇高的革命气节》一文中回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掀起了要求抗日的浪潮。北京大学教授许德珩、侯外庐等人因多次发表演讲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宋庆龄在上海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同蔡元培以民权保障同盟负责人的名义致电宋子文、于学忠，要求释放，电文说：‘北平警探非法逮捕监禁各学校教授学生许德珩等多人，至今未释，摧残法治、蹂躏民权，莫此为甚。年来国事凌夷，民气消沉，皆坐民权不立，人民在家时怀朝不保暮之恐惧，对外何能鼓同仇敌忾之精神……望即日释放在平被非法拘禁之学校师生许德珩等，以重民权而张公道。’并委派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由沪赴北平，亲自斡旋，把许德珩营救出来。这一时期，他们还出力营救了廖承志、陈赓、丁玲、潘梓年等许多革命志士。”

当时，宋庆龄呼吁抵御外敌和支持爱国运动的壮举，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不惧危险赴前沿阵地

1932年1月，在侵沪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前夕，宋庆龄在上海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寓所与史量才、杨杏佛交换对局势的看法，她认为：“日本人得寸进尺，气焰很盛，看来上海的战事是不可避免的”“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抗战情绪很高，蔡廷锴、蒋光鼐等将领的态度都很坚决，应当给他们以支持，作他们的后盾”。

1月30日，宋庆龄、何香凝赴真如十九路军前线指挥部慰问，她热情褒奖该军洗刷了九一八不战而退的耻辱。

2月6日，宋庆龄偕宋子文夫人张乐怡再次到真如，她巡视战地时手捧战利品在残壁前留影，以表示与十九路军官兵一起抗战到底的决心。

2月12日，宋庆龄又前往吴淞，不惧危险赴前沿阵地向官兵致意，并对旅长翁照垣说：“守吴淞之功极伟，尤望继续奋斗，不使我中国有寸土入于敌人之手。”由于国民党当局未发给棉衣，并拖欠军饷，十九路军官兵在数九严寒天仅穿单薄衣裤；宋庆龄从前线归来，立即发动各界紧急提供御寒衣物。在数日之内，3万余套棉衣、丝棉背心分批送到部队。

十九路军被迫撤离后，许多伤员留在当地。宋庆龄鉴于战时医院力量分散，便与何香凝等积极奔走，借徐家汇交通大学部分校舍建起国民伤兵医院，使伤员们得到妥善安置和治疗。

1933年3月8日，国民御侮自救会成立于上海，宋庆龄担任会长。在成立大会上，宋庆龄发表演讲，呼吁“中国的一切男子、一切妇女与一切的青年，尤其是工人、农民、学生与义勇军一齐联合起来”，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全国军队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配以适当的军械与飞机，应开拔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等要求。

9月30日，经中共江苏省委的周密安排，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即远东反战大会）在上海举行。这天凌晨，宋庆龄在党组织的交通员陪同下，甩掉特务的跟踪，悄悄进入会场。

宋庆龄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在世界反战委员会主席、英国工党议员马莱报告各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形势之后，宋庆龄作《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演讲，明确指出：“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是我们拥护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她还号召：“在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即在争取中国的统一、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团结一致！”

会议通过了《为反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进攻中国红军的抗议书》《反白色恐怖的抗议》《反对帝国主义法西斯蒂恐怖的抗议》等，并成立由宋庆龄担任主席的世界反战委员会中国分会。

这次会议的召开，表明中国进步力量与世界反战力量更紧密地牵手，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已汇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洪流。

（作者系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