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简介：

王学典，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文史哲》杂志主编。长期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和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出版有《把中国“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等多部专业学术著作，并主编有《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编年》《史学引论》等。发表论文百余篇，多次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知名的学术史和文化史研究专家。

编者的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本期讲坛邀请王学典常委就此话题进行深入讲述。

超大型、多民族、长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命题、思想命题和学术命题。其中最富有理论含量和解释空间的一个命题就是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命题提出之后，理论界展开了热烈讨论，一批文章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理论上、思想上的探讨。

自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国内外普遍关心的是如何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就是说，在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我们能否缔造一个现代化的中国范式？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于这个问题给予了非常肯定的回答。

所谓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为什么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社会政治体制从学理上，即从政治学、管理学上如何把握？这个问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首先与中国独特的国情及其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就必须理解中国独特的国情及其文化传统。

那么，中国国情究竟是什么？我概括为三点：

第一，中国是一个超大型、超大体量、超大规模的国家。中国拥有14亿人口，横跨温带、热带、寒带，从地理空间上讲非常复杂。这样一个超大规模、超大体量、超大型的国家，总会带来特殊的治理难度和发展问题。量变引起质变，作为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一，完全有道理。

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和一个2000万人口、5000万人口、6000万人口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不可同日而语。在性质上，在治理难度和现代化发展的复杂度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大家可以通过举办学术会议来理解这个问题。比如，我要办20个人的会议，不需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所谓的接待小组、学术组。如果我要办一个100人的会议，我必须得有一个专业的队伍，接待组、学术组，还有其他的小组去管理这个会议。那么如果我要办一个500人的会议，当然情况更不一样。规模大小和管理难度的高低呈正相关。中国是一个超大型、超大体量、超大规模的国家，这是第一个特殊的国情。

第二，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从中华民国一建立，孙中山先生就提出一个口号“五族共和”，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回族五族共和。中国的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甚至一些少数民族还有自己独特的文字。那么既然是多民族，就必须在政策上有差别，不能一刀切。要考虑很多变量，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就带来一系列特殊的复杂性。

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大多数民族聚居在一起。比如新疆大部分是维吾尔族，内蒙古大部分是蒙古族，西藏大部分是藏族。这是第二点特殊的国情。聚居和杂居所造成的历史后果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中国是个长历史的国家。中国有着久远文明体系。学术界认为，在5000多年历史当中唯一保持连续性的只有中华文明，像古埃及、两河流域、古印度文明都中断了，这是常识，不必多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历史长就带来一个问题，包袱重，有积淀，凡是有超长历史的国家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但中国是一个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国家，却有着一套独特的治理体系和治理传统，走着一条独特的道路。中国有着独特的传统、独特的文化、独特的表达符号——汉字，独特的艺术审美。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国家，就像一所百年老校一样，没办法完全推倒重建，只能见缝插针、修修补补，无法做到整齐划一，所以会由此带来特殊的管理难度。

超大型、多民族、长历史这个国情给中国带来了特殊的治理难度和诸多发展问题，也造就了中国独特的国家治理理念和传统。

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了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国家治理体系当中特别规定，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国家的根本制度确立下来。对此一些西方人不理解，他们不理解的原因，一方面是出于价值观的不同；另一方面是他们不理解中国特殊的历史轨道。

如上所说，超大型、多民族、长历史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状况。而要驾驭这个超大型、多民族、长历史的国家，必须依赖一种强大的组织力量。

基于国情的治理体系与传统

在中国古代，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力量，主要是皇权。皇权力量虽然是按照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但它是一种有组织的力量。1912年推翻帝制之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一盘散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历史结果？关键就在于，管控这个社会的有组织的核心力量突然出现了真空。重建掌控中国社会的核心力量是20世纪中国社会一个重大任务。

事实上，从国民政府时期开始，就想重建掌控国家的这一力量。在现代制度框架之下，这一力量只能以政党的形式出现。政党是按照特定的政治理念、特定的纪律原则组织起来的。从孙中山先生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从实际行动上要重新建立这个力量。“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就是其政治理念。但是国民党缺乏铁的纪律。后来，孙中山先生提出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由于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国民党始终没能完成“核心力量”的重建，这是一个事实。这一重建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才得以完成的。中国从此重建了一种能够维护大一统局面的稳定力量，这就是党的领导的作用。我们需要从学术上，包括政治学、管理学上去理解这个问题。

总之，驾驭这样一个超大型、多民族、长历史的国家，必须依赖有组织的力量。这个有组织的力量，要么按照血缘原则来组织，比如在中国古代；要么按照政治原则来组织。而这个重建过程在中国共产党这里完成了，这就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党的领导”作为国家根本制度确立下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经常打比方说，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好比一辆有轨电车，自古以来有固定的轨道。这辆从5000多年前开过来的电车，无法沿着西方式的民主框架走。中国今天走的这条道路从古至今是历史的规定。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要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国家制度的一个规定，放在国家治理体系规定的核心地位？就是因为中国社会走的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由于超大型、多民族、长历史的特殊国情，我们在历史上很早就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传统，其表现就是大一统的国家、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大一统”的理念是几千年中国历史经验教训的思想总结。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始终维系、维护这样一个统一的局面？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三点：第一，这片土地必须统一，这是5000多年历史造成的中国根深蒂固的观念。只要是中国人，这个观念从潜意识里就牢不可破。第二，如果这片土地发生分裂，一定会兵连祸结，覆巢之下无有完卵，各个社会阶层都将无法幸免于难，文明果实都会在分裂中化为灰烬。从秦至清两千年的历史，是这一看法的鲜明例证。第三，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个朝代，都必须有义务来维护这个大一统的局面。如果哪个朝代、哪个政权、哪届政府无法维系这种大一统局面，严格地讲，它就在中国丧失了执政的合理性、合法性。

中国自古以来的“大一统”观念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是巨大的治理需要造就了当下的治理结构，是这片土地的稳定需要造就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这片土地要维护统一，不能分裂。西方社会科学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强调，是需要或功能造就结构，而不是结构造就需要，并不是由结构派生出相应功能。治理结构、社会政治结构是什么样是由需求来决定，由功能来决定。总之，是我们这个超大型、多民族、长历史的社会需要这样一个核心力量来掌控，需要这样一个有组织的力量来维系、来治理。当下依然如此，甚至尤其如此。

“统一性”植根于中华文化

中国社会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牢不可破的“大一统”观念，而且其政府必须有义务来维系这个局面？我觉得这主要源于儒家文化，是儒家提供了这个观念，是孔孟之道提供了这样一个观念。

孔子周游列国的全部追求是再造秩序，重建秩序，恢复周礼。而周礼就是一个社会秩序，一个社会政治结构。孔子经常梦见周公，他认为周公是这个理想体系最好的代表人物。孔孟之道在历史上也被称为“周孔之道”，因为孔子是按照周公的理念去应对春秋时代所谓春秋五霸的局面。孔子对“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痛心疾首。他认为按照周礼，礼乐征伐应该自天子出，不能自诸侯出。当然他对于从何处着手重建秩序有一套自己的理念想法，尽管当时那些诸侯王并不接受他的主张。孔子《论语》的背后都是对秩序的追求，对“礼治”的追求，对稳定的追求，对“大一统”的追求。

不仅孔子，孟子也是这样。孟子跟梁惠王对话的时候，梁惠王专门向孟子请教未来天下大势的走向会是什么样，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孟子说“定于一”，必须走向统一，必须重建天下的秩序。董仲舒在汉武帝时期，作为一个国师提供治国的方案，他的《天人三策》专门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在他看来，大一统不仅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且要放之古今而皆准。这是所有儒家的追求，大一统这种观念是儒家的主要观念之一，这个观念对于维系中国的大一统局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大一统”观念就是儒学带给中国人的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只要读《论语》，就会不知不觉接受这种观念。只要看《三国演义》，就会不知不觉接受这种观念。在从事历史创造的时候，就是这种不自觉接受的观念在起支配作用。这种牢不破可破的、种在我们脑子里的、实实在在的大一统观念，相当程度上是儒家传播而来。“二十四史”把儒家这种观念完全化作具体的编纂。那么“二十四史”为什么是本纪、世家、列传的结构而不是另外的结构，这实际上是当时社会结构的折射。这个历史编纂的背后是什么？是儒家的观念、是大一统的观念、是正统的观念。

儒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观念？这又牵扯到对儒家思想学科属性的认识。儒家为什么一定要维护这样一个大一统的局面？这是儒家之所以成为儒家本质所在。儒家是一个有着强烈的使命担当的思想流派，把民族和国家担在自己肩上，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个人感觉，儒家思想是一种典范完备的社会发展理论。儒学不是修身养性的伦理学，不是一种单纯的道德哲学。格物致知也好，修身齐家也好，最后落脚点都是治国平天下。儒家的核心概念是小康、大同、天下为公、治国平天下。把社会、历史扛在肩上，把国家发展、民族统一和文明延续扛在自己肩上，这是儒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强调“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理念融通起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虽然从主张来讲是近期提出来的，但绝不意味着在这之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发生联系，只是我们现在更自觉了。所以我认为，我们党和国家历来对统一的执着，说明我们早已接受并继承了“大一统”的观念。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继承人，这句话是有内涵的。大一统的理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被接受下来。这也是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在今天依然具有很高价值的地方，是值得我们在社会治理上高度关注的问题。

中国社会、中国历史是一辆有轨电车，自古以来有它固定的轨道。我们沿着这条轨道，用了5000多年时间，从古代社会走到了现代社会。历史和现实证明了这条轨道的独特性和有效性，也证明了中国不可分裂、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可离散、中华文化不可消解。这条由中国历史、国情和观念所决定的轨道就是“中国道路”，这条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未来我们必定还会沿着这条轨道奋进前行，继续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