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特殊的“一角票”，正面图案是浩瀚的大江，有船扬帆驶过，江岸上一座巍巍的灯塔，正放射出两道巨大的光柱，刺破无边的暗夜；背面图案，高大的江堤上，人们正在紧张地修筑，有六人正在抬夯，一人正挑土走上大堤，一人正在平复堤面，另有两人似乎正从堤下挑土上来；图案四角上面两角正刻着“1”，下面两角斜刻着“1”，图案上方正中刻着“1”以及当时“角”的拼音文字“GYO”，下面正中刻着发行年份，图案上盖着行长和副行长的印章。

大江银行

大江银行是皖江抗日根据地建立的。1941年，皖南事变后，由无为游击纵队、皖南事变突围到皖中的部队和其他武装为基础，组建了新四军第七师，师长张鼎丞在中央党校学习未到任，由政委曾希圣一肩挑。曾希圣在红军长征时担任军委二局局长。从1932年秋红军首破敌军密码算起，到1936年红军会师，共破译了国民党军各类密码860种之多，仅长征期间就破译当面之敌177本密码。

此时的曾希圣狠抓皖江根据地抗敌斗争和民生建设。至抗战结束，皖江根据地建立了3个专员公署、14个县抗日民主政权，面积3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300万。全师也由开始的2000多人发展到3万多人，武器是全日式装备。

就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让根据地军民很尴尬的事情。根据地的经济发展虽然红红火火，但老百姓生活贸易交往过程中使用的不是国民政府的“法币”，就是汪精卫伪政权发行的储备票、军用券等，这不仅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改善提高，也严重影响根据地巩固发展的信心。根据地中心地带是无为等滨江地区，自古即是鱼米之乡，对岸是长江水运重要港口的芜湖，此时被日伪占据着。日伪便利用军用券储备票来根据地套购，骗取各种物资，使根据地军民遭受无法估计的损失。为此，新四军军部要求各根据地建立自己的银行和印钞厂。1943年6月，皖中行政公署决定成立大江银行发行大江币。

发行大江币，首先要能印出大江币。此时根据地一方面指示七师驻上海地下党负责人盛慕莱设法招聘印刷工人，采购印钞机械等物资（后招聘到65人到皖江根据地，并通过中华书局过雪川等人按汪伪的“储备票式样”，将伍元、壹元、伍角、贰角、一角等五种票面的“原版”，包括正背面十块版子的石头和十块花边内的地纹版带到根据地）。但这毕竟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因此，根据地另一方面又采取权宜之计，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先印刷简单的纸币以救急。

特殊的“木刻”

如何先印刷简单的纸币，大家都想到了木刻——木刻是中国绘画传统印刷形式，当时根据地在宣传方面，由于没有照相机，也通常采用木刻艺术来展示宣传根据地军民生产战斗的情景，因而木刻艺术家大有人在。

当时皖江根据地的吴耘就是其中一位。他1940年参加新四军，先后任新四军推进纵队战地服务团美术组长、第七师政治部文工团美术股长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漫画》杂志编委、中国美术馆展览陈列部副主任等。

大江银行负责人找到吴耘，请他用木刻方式来刻制大江银行的纸币图案。吴耘一听，非常高兴。木刻艺术不仅能在抗战斗争中发挥宣传作用，现在还能在对敌经济斗争中发挥作用，一定要好好刻制。

他选用了较为坚硬的梨木和枣木作板，“当时我用的木刻刀，大部分是自己造的。有的利用旧钟的发条改制的，有的是用自行车轮子上的钢丝锉成的。为了刻制抗币，把这些简陋的刀子都磨得十分锋利”，而画面必须以根据地军民战斗生产的情景为主体。

由此，这张“一角票”展现出来了特别的风采。

其票面画面完全是吴耘的木刻作品，充分体现了根据地军民艰苦奋斗的顽强意志，因地制宜的创新精神，和广大革命艺术家服从斗争形势需要，用作品为革命斗争服务的自觉情怀。

吴耘保存了一部分手拓木刻钞票的版样。他后来回忆，那些画面“可以看到根据地军民合作奋勇抗击敌人、老百姓欢庆胜利、慰劳新四军的画面，可以看到皖中人民努力生产、兴修水利、建筑水闸和修建长江堤坝的情景。还有一座灯塔，则是象征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其背面“修建长江堤坝”的情景恰恰记述了皖江抗日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大壮举：抗日战争时期最大水利工程黄丝滩长江大江堤的修筑。此段大堤在夏天洪水季节常常崩塌，然后横扫无为、和县、含山、巢县、庐江等地，甚至冲过巢湖直达舒城和合肥。洪水所过之处，这些地方的洼地尽成泽国，人民惨遭浩劫。这些地方大部分都是皖江根据地区域。必须根除这一水患，保障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1943年11月底到1944年5月初，时任皖中行署主任吕惠生主持修建了黄丝滩大江堤工程。江堤从三支笔到新埂头，全长7.25公里，高2丈，底宽12丈，动用民工21万人。前不久，当笔者去拍摄此段江堤的图片时，对修筑情景记忆犹新的老人仍然动情地说：“那时，天一亮，太阳还没出，民工就自觉上坝啦，打夯的打夯，挑土的挑土，没有谁偷奸耍滑，都知道那是共产党在为老百姓做事。”这一大堤至今仍在惠泽着以上地区的人民。

这就是大江银行起初“一角票”的特殊所在。

（作者单位：安徽省社会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