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教研制度是中国教育体系的特色，更是我国的传统优势。2019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基础教育教研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进一步完善国家、省、市、县、校五级教研工作体系，教育部专门发文进行了具体部署。四年来我国教研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

9月23日全国政协以“中小学教研体系建设”为主题召开了双周协商座谈会对此予以关注。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郑富芝、张志勇等多位全国政协委员指出， 调研发现，当前我国中小学教研体系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便是：教研机构弱化，独立设置的教研机构越来越少。据统计，目前全国只有7个省份独立设置了教研机构。

这次会议上，大学、社会等各方力量亦表达了进入中小学教研的热情。但在之后9月27日本报刊发的调研性文章《谁能帮到我们》一文中，我们听到了一线教师的心声，一些对一线教师的支持性力量因为缺少协同，导致没有帮助而且添乱。

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对独立设置教科院积极性不够？教科院在整个教研体系的各个环节如何发挥作用，才能有效而有序。

日前，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冯洪荣面对本刊记者的一番分析颇值得参考。

——编者

“中小学教研体系建设值得关注。此时，各方力量如此踊跃参与是好事儿。”北京教科院院长冯洪荣显然已经注意到了9月13日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大学、社会等各方力量进入中小学教研的热情。问题是，如何保障各方力量能够有序进入，彼此契合，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冯洪荣看来，较之于缺乏资源和力量而言，当前我国教研体系不够完善的核心问题是，链条上的各环节职能定位和彼此关系尚未完全厘清。

“教研体系建设是我国独有的，奠基于我国优秀教育文化传统，立足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对我国基础教育质量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值得关注。”冯洪荣对我国教研体系认识深刻，也参与了我国关于教研体系的重大政策的研制工作，说起我国教研体系中每一环的动力机制、新形势下的挑战和价值如数家珍。

冯洪荣自述自己便是在这种教研体系的支持下成长起来的。“一个人离开学校后到职场上的第一位老师常常对自己至关重要。”冯洪荣庆幸自己在工作第一站，在一所中学当老师时，遇到了一位难得的师父。30年前，正是这位师父一堂课一堂课的示范、手把手的指导，让冯洪荣成长为一位优秀的物理老师。而冯洪荣说的这种师父带徒弟的方式便是校本教研，把新老教师捆在一起上课。在冯洪荣看来，校本教研至今依然是我国五级教研体系的基石，在我国一线的教育教学中依然起着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

校本教研之上便是区级教研，在冯洪荣看来，我国区级教研定位清晰，权责分明，和校本教研之间常常能够互相补充。“区级教研有动力有机制有责任有权力，教研员的工作有进度有要求，有一套规范的体系。”鉴于我国区县是基础教育第一责任人的事实，区县教研员常常要对所负责区域学科的基础教育担负着重要的责任，事实上承担试题命制，质量监测的指挥作用。冯洪荣指出，这一级容易出现的问题是，研究不够，支持引领不够而为一线教师摒弃，但目前的总体运转是规范的、有序的，责权统一的。

冯洪荣指出，当前问题比较多的是省市级教研的转型和定位问题。在冯洪荣看来，不论身处教研体系中的哪个位置，中小学教研这项工作的本质决定了体系中所有环节的教研都要对教师的教育教学有帮助有裨益。这也恰是高校的学术研究和中小学教研的本质之不同。如果说高校更多基于学术研究，提高教师学科学术素养。中小学教研则要直接服务于学科教学，要有更强的操作性。这中间，从大学的学术研究走到服务于中小学一线的教育教学，其间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如果不能完成中间环节的转换，变理念为可操作的方法，高校参与中小学教研的作用将很难充分发挥，便很难对中小学老师产生价值。

而对比区级和市级两级教研员队伍，相对而言，区级教研员更偏操作，经验优势更强。而市级教研员，不仅要有经验基础，还要求具有更高的学术修养，从而能够涵养滋养到区教研员和广大中小学教师，从而最终全面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

也正是基于此，北京教科院一直在探索自己的价值和定位。据冯洪荣介绍，精准定位，在一定意义上关涉一个省市级教科院的生死存亡。

据冯洪荣介绍，包括省市级教科院在内的我国事业单位的运转一度带着很强的行政色彩，同样是一级管一级，所以，省市级教科院不存在自己找位置找发展动力的需要——基于行政动力对上负责，也基于行政动力对区县教科院提出要求。但伴随着“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这一事业单位的改革取向，自10多年前始，省市级教科院已经不再对区县级教科院有行政职能，而只是业务统筹指导。如果省市级教科院不能及时转型，从行政要求变成有效的专业引领，自然就面临发展风险。

事实上，今天，在中央政策强调包括国家、省、市、区县、学校五级教研体系建设完善的背景下，依然有一些省市级教科院遭遇了被地方政府合并甚至放弃的事实。尽管有种种原因，但在冯洪荣看来，新形势下的定位不清所导致的价值丧失当是根本原因。“正是因为定位不清，一些教研机构没有能有效发挥引领作用，面临着被裁撤的风险。”

而今天的北京教科院，在300余位工作人员构成的团队中，有70多位研究人员组成的中小学教研中心。北京教科院对这支队伍的要求是，上接天下、下接地气，要把中央精神，把前沿的教育理念变成可以检验需要检验的实验或者可以操作可以推广的模式。在冯洪荣看来，“只有这样，方能到区里到中小学去。要么是去学校找实验田，要么是去学校推广。总之，要有理念还要有可操作的一套方案。”而在北京教科院，在中小学教研中心之外，还有学前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所、德育研究中心等多种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一方面对上级行政部门提供政策咨询，另一方面，又能随时和中小学教研中心互相补充呼应交叉融合。从而对中小学教研队伍的多元视野起到全面的滋养作用。”

冯洪荣认为，鉴于我国教研体系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服务于一线教师课堂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越往上越要融，越往下越要专。”

结束与冯洪荣院长的对话，记者脑海中萦绕着这样一句话：建设一套有序有效有用的完善的中小学教研体系，需要各环节力量的强化，还需要各环节的清晰定位和基于清晰定位之上的各环节的彼此支持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