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0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省景德镇市考察调研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景德镇——这座“千年瓷都”,在传承与创新、历史与现代的交织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方李莉多年来致力于乡村和传统手工艺城市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尤其以景德镇为重要研究案例,试图以其中的陶瓷手工艺变迁与重构来探讨有关人类社会转型等问题,并提出“后农业文明”的概念。她认为,景德镇是一座具有后农业文明想象的城市。
——编者的话
主讲人简介:
方李莉,社会学博士,曾师从费孝通先生。现为东南大学艺术学院首席教授,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东南大学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副主任,首席专家。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英国杜伦大学人文学院客座高级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咨询专家。她的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人类学、中国陶瓷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艺术乡建等,承担过多项国家重大重点项目,出版专著20部,发表论文200余篇,多篇论文和专著被翻译成英文、西班牙文、法文、阿拉伯文等不同国家的文字并出版。
作为一位人类学者,长期以来,我通过实地考察关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转型问题,通过研究近期提出了一个“后农业文明”的概念。我想,工业革命是在欧洲率先爆发的,后工业革命是在美国率先爆发的,那么后农业革命能否在中国率先爆发?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思考。因为哪一个国家能率先引发出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哪个国家就有可能走向世界的前列。围绕这个问题,我曾带领团队在许多乡村和传统手工艺城市进行社会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发表了许多相关的学术论文。最初,我认为,后农业革命首先一定会在乡村爆发,但通过反复研究和比对,我开始意识到后农业革命的爆发点不在乡村,而是在城乡联动的传统手工艺城市。景德镇,就是这样的一座城市。
景德镇研究进入视野
我于上1996年进入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当时选择了景德镇作为自己博士后期间的研究对象。选择的起因是希望通过研究一座传统手工业城市在现代化过程所经历的种种变迁,进一步理解传统是如何在现代化中重构并获得新生。通过研究,从1996年到2003年,我陆续出版了《飘逝的古镇——瓷城旧话》《景德镇民窑》《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三本专著。
刚进入田野时,我是有些悲观的,以为传统会被现代化取代,但通过深入考察发现传统不仅不会消失,还会成为一个地方再崛起的资源和基础。引起关注的是,当时正在景德镇周边乡村兴起的制作仿古瓷的手工艺作坊。在我看来,这些手工艺作坊之所以能够兴起,是因为景德镇正处于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的时期。当时提出这样的看法是很有挑战性的,因为很多人认为,景德镇虽然具有十余个几千人规模的国营瓷厂,但其现代化的发展是不充分的,而且当时的手工艺作坊主大多是下岗工人和农民工,很难与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然而通过考察,我看到,仿古瓷市场的竞争不是劳动力(农业社会模式)的竞争,也不是资本(工业社会模式)的竞争,而是知识和信息(后工业模式)的竞争。尽管当时这些作坊只是在模仿古代技艺,但对于景德镇的未来却非常重要,因为其是后工业社会手工艺复兴的基础(工业化社会对传统是排斥的,但后工业化社会则对传统充满敬意,而且是以服务经济为主导)。当时的景德镇正面临国营工厂改制,大量工人下岗,对此,许多人感到忧虑,但经过研究我却看到了景德镇新的未来。
后工业的知识经济需要知识人的参与,当时已经有少量知识人开始参与其中,当后来越来越多“景漂”的出现证明这些研究所具有预见性。社会的关注和预见的成功,让我看到了学术的力量,也由此选择了景德镇作为自己长期追踪研究的目标。
为此,在后来工作期间,尽管承接过多项国家重大重点课题,曾带领团队到中国不同的乡村和城镇做考察,但在近30年的时间里,我的研究目光再也没有离开过景德镇,在自己所研究的国家重大重点课题中,景德镇始终是其中的子课题。于是,我带领团队一起完成了《景德镇民窑千年变迁史》《景德镇百年变迁口述史》《景德镇百年变迁史》《从生产地到艺术区——当代景德镇发展模式》4个系列的9本专著。也就是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中,我提出了有关后农业社会的概念。
描述和定义“后农业文明”
提出后农业文明概念与我长期考察的积累有关,也与当下的科学家提出的“人类世”有关。人类世概念之所以会引起关注在于:第一,人类的无意识活动自20世纪中期以来成为改变生物地质化学循环和地球系统的最重要因素;第二,人类对地球和生物圈的影响自20世纪中期以来升级了。
这个概念的启示就是:以往全球系统是科学家用来分析地球环境变化的概念,其中虽然也包括人及社会,但只是把它当作与其他环境因素类似的因素来对待。在今天我们能否将环境史与人类史的发展融为一体,在地球系统的大框架下求得人的自然性、人文性和社会性与地球系统中的物理性、生物性等构成的环境因素进行交融互动和平衡?这是值得思考的。
这样的思考也许会促进一个新的社会模式的产生,这一模式就是后农业社会的发展模式,其不是一种想象,而是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所带来的成果。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建立在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基础上的,而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必将会导致一个新的文明的产生。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第三次工业革命预示着化石燃料驱动的工业时代即将结束,人类正在寻求一种使人类进入“后碳”时代的新模式。这一变化不仅是新能源的出现,还有互联网的出现。其预示着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新经济即将到来,而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融合数字、物理和生物系统,它的主要驱动力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这是当代最重要的科技发展趋势,正在引领全球创新浪潮,迅猛地改变世界经济发展和结构。在人工智能时代,大多数的人类脑力和体力劳动最终将被自动化技术所取代,然而复杂的认知技能,如创造力和情商,将需要更长的时间才会被替代。因此,可能会有一个时期,更多地使用这些技能的就业机会将会增加,如建筑师、艺术家和设计师、信息专家和公共关系专业人员。他们将会成为重塑地球系统的重要群体之一(这些群体正是我们所关注的对象),由此,人类将进入的是一个以生态为主导的科学技术人才与各种具有创意精神的,寻求高科技与高人文合作的时代。
这是人类重新建造和描绘未来的一场新契机,在这场契机中我们看到的是,由于网络技术与智能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社会结构正在由以往的集中化、规模化、标准化的发展模式,开始转向扁平式的分散化、小型化、多元化的发展模式,这样的社会结构具有了某种农业时代的特征。也就是“后农业社会”概念提出的理由。在这里本人要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当下工业革命为人类建构的物理系统正在把多元化的全球生物系统和文化系统连接在一起,将形成一个全球性的新的文化生态和新的自然生态的高科技加高人文的新社会景观。面对这样的新的社会景观,我们将如何描述和定义后农业社会这一概念?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后农业社会”的概念下一个定义,因为“后农业社会”是与“后工业社会”前后或平行而存在的一种社会发展形式,因此,要对其进行定义,必须以此为坐标,以通过对比其中的异同而达到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按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定义: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知识组织起来的服务性经济,其关键集团是科学家与工程师,其中轴原理是理论优先,而且理论知识日益发展成为一个社会的战略资源。而我们对“后农业社会”的定义是:围绕生态知识和创意组织起来的体验性生态经济,其关键集团:一是生物学、环境学、气象学、海洋学方面的科学家;二是智能化方面的科学家、工程师、网络专家;三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研究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考古学家;四是从事文化创意研究工作的文化学者,艺术家、设计师、文艺工作者与媒体人等,这是一个更加庞大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和人文社科知识分子以及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文艺工作者等相结合的队伍。其中轴原理是在生态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推行生物、生态的保护和研究优先,在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中重构适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创意策略优先,在这样的过程中,各种相关的生态理论知识和创新能力日益成为一个社会的战略资源,从而形成一个高度生态化和知识化的社会发展模式。
中国可能成为率先进入后农业社会的国家
任何一种新的社会模式的出现首先都需要在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产生,就像是工业社会最早爆发的区域是欧洲一样。那么后农业文明的最早爆发地会是中国吗?这是我脑海中一直在盘旋的问题。我认为有这种可能性,一般来说,哪个国家的学者先提出这个问题,爆发点就会出现在哪个国家,因为学者提出的概念一定是其在面对社会实践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感受到了这种可能性,在面对中国社会实践的研究中,我们首先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中的种种因素。
中国文化中的乡土基因
任何一种社会模式的产生都需要有适合的土壤,我们认为,不同的文化基因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国的地理环境是一个相对独立发展的次大陆空间,费孝通先生在其著作《乡土中国》中写道:“在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也就是说,居住在这片大陆上的人们主要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乡土社会,乡土基因决定了其和大自然的亲近关系。也由此,生活于其中的人们重视查看天象,掌握节气,最重要的是要保护好自己生产和生活高度依赖的自然环境。因此,中国很早就通过观察自然而形成了“二十四节气”和“十二时辰”的四季节律及昼夜节律的,描述自然周期循环及生物生长周期的“标准时钟”,并以此来管理社会的劳动和生活作息,这是一种更符合人性和大自然节律的生物生态系统。
而由西方城邦文化基因形成的工业基础,是来自对机械原理以及分子和原子级的物理时空的理解和管理,在这样的管理系统中,描述自然生物生长的历法几乎可以无视,工业劳动的主要场所常常是隔绝自然环境的工厂。工厂隔绝了季节、气候的影响,尽量创造一个符合工业生产所需要的物理法则的“理想空间”。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现代工厂对季节和气候的隔绝能力越来越强。所以工业不但不需要生物生长的自然周期循环而制定劳动作息,还需要隔绝生物生长的自然周期循环。而形成工业文明社会的“标准时钟”,规范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们的生活作息,这是一种更能提高社会生产率的物理系统。
但这样的物理系统扩散到世界不同国家后,为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困境,为了解决这样的困境,人类需要一个融合了物理系统、生物系统、社会系统等更高级的生态系统的出现,来保证地球的运行能进入到一个更绿色和更生态的发展系统去。如今的新能源、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出现为这一更高级别的生态系统的交融打下了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如果能够重新探讨中国古代所形成的传统生物系统的当代价值,并为人类社会提出一套后农业文明的价值体系,那将是东方智慧与西方智慧的合流在为人类的未来带来新的希望。
中国农工相哺的生产方式
古代的中国不仅是一个农业大国,还是一个手工业制造大国,不仅有发达的手工业城市,还有围绕着手工业城市相互联动的“亦工亦农”的乡村社会。在未来的智能社会中,手工还有可能会回到我们的身边,成为人类手脑并用的,具有创造性的、时尚性的生产方式之一吗?这是我长期考察和长期研究的重要课题。通过考察和研究,我们认为,这些在不同手工业城市和乡村的自然环境中发展出来的传统手工技艺,其代表的不仅是一种劳动方式,还是一种具有人文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哲学体系;并认为,任何一个文明形态的转型都与其技术手段的改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人类进入后农业文明以后,智能化加互联网加手工的技术模式是否可能代替工业化时期的机器大生产模式?为深入研究此问题,我曾申请国家课题带领课题组成员考察了许多的区域,景德镇是其中的子课题,也是考察得最深入和最全面的案例。通过研究,我们的结论是:完全有可能让手工技艺与3D打印、电脑和网络结合,开启一个后农业文明时代的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生活方式,这是一套更接近于人文和绿色文明的发展模式,而且这也是促使后农业文明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当下发达的基础设施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发展,在基础设施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尤其是在高铁、高速公路和机场建设方面,甚至超越了许多的发达国家,而且网络的覆盖面也已经基本在乡村中完成。这是“后农业文明”的最重要的基本条件,因为唯有如此,乡村的分散式、多中心式结构才可以得以与城市联结,并呈现出新的经济与新文化发展的价值。一般来讲,交通是一个国家的动脉,是经济和文化快速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纵观历史,中国唐代的经济起飞,就在于其开凿完成了大运河工程,使中国南来北往的水陆交通得以通畅,在长江、黄河及大运河两岸出现了许多的手工业城市及手工业生产集散地,不仅推动了内陆的经济发展,而且加速了与东亚、东南亚以及伊斯兰世界的贸易往来,让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出口贸易国。今天的中国也一样,如果我们能通过网络覆盖、智能系统、新能源、高铁、高速公路下乡,通过便利的网络销售,便捷的物流运输连接分散式在不同地域的乡村和城市,实现工业文明的物理系统与农业文明的生物系统的高度链接,建立一个高科技与高人文、高生态结合的发展模式,做到让乡村和城市齐头并进,共同发展,就能率先进入“后农业文明”,为众多的尚未完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第三世界蹚出一条新的发展模式。
景德镇——城乡联动的传统手工艺城市
我一直以为后农业文明的爆发地一定是在乡村,所以关注了大量的乡村研究。后来随着景德镇课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尤其是近年来景德镇的变化,让我意识到后农业文明的爆发地不在乡村,而是在能与乡村联动的城市,景德镇就是这样一座城市。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景德镇近郊的乡村出现了许多的手工艺陶瓷生产集散地,近年来,这些集散地正在四面开花。尤其是2008年以后,景德镇涌现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国及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以及艺术院校毕业的青年学生们,他们纷纷到这里创业,形成了引人注目的“景漂”潮。这些“景漂”们的到来扩大了城市的发展规模,以前的近郊已经融入到市区,而市区的手工艺集散地开始向远郊发展。从2008年至今,许多“景漂”在景德镇已经有了积累,这些具有知识性和创意性的艺术家、设计师、媒体人纷纷在远郊建立起了一个个新的陶瓷艺术集散地。高速公路、物流、淘宝网、网络直播等的便利,让他们更愿意享受这样的远方与诗的田园式手艺生活。中国古代的农工相哺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这里得到了复兴,这些“景漂”的工作室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就业的机会,许多村民成为了他们工作室的辅助工。这些“景漂”刚来到景德镇时是依附于工匠们的作坊,现在反过来他们的工作室有了更好的条件和设备,让工匠们游走在他们的工作室之间提供服务。这让我们看到后工业时代是知识的竞争,但在后农业时代则是创意的竞争。
在考察中,我们还看到城乡联动的后农业社会场景的体现:一是生产单位的小型化、分散化、家庭化。许多“景漂”虽然是来自国内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艺术家或设计师,但到达景德镇后,自然形成的是小型化、家庭式手工艺生产模式。二是生活方式。在这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一体的,他们或夫唱妇随,白天做手艺,晚上三两朋友聚集在静谧的山村喝茶聊天,其中有客户也有知己。三是销售方式。工业时代的销售方式是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隔着一条长长的商业链,但在景德镇每个周末都有集市,集市既是卖东西的地方、与朋友见面的地方,也是休闲和体验各种景观和做陶艺的地方。四是人际关系。如果说,工业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而当下的景德镇通过集市、通过直播、视频号、朋友圈、快手,开始形成了一个熟人社会。五是社会身份。这里兴起的不仅是陶瓷手工艺、还兴起了夏布、漆器、金银器等为陶瓷手工艺服务的各种手工艺和手艺人。他们大多数毕业于艺术院校,有的还是高学历,也有不少是归国留学生。他们来到景德镇创业未必做的是艺术品,而是为生活服务的实用品。他们创作的不再是脱离生活的艺术,而是艺术化了的生活本身,是一种具有浓厚东方情趣的生活方式,即使是来到这里创业的外国人也受到感染,他们不再说自己是艺术家,而是“手作人”,或者是工作室的“主理人”。以上的后家庭手工业、后集市、后熟人社会、后手艺人以及后田园式生活方式等,都具有浓厚的农业社会的特征,也都是我们要表达的后农业发展模式的具体体现。
这种发展模式不仅是建立在手工、网络的基础上,还建立在传统的文化遗产的基础之上,从发展模式来看,景德镇的老城区是手工业遗产地,是以御窑博物馆为中心的手工业历史观光体验地;景德镇东郊新城是工业遗产地,这是当代景德镇时尚和艺术生活的体验之地,上面覆盖的是后工业模式;三宝以及周边的乡村是农业遗产地,这里是田园式手艺生活体验地,覆盖的是后农业模式。在这三足鼎立的五种社会发展模式并存的共融中,构筑了一种城乡联动的体验经济发展模式,并具有我们提出的绿色可持续的后农业文明的种种因素。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好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打造对外文化交流新平台”的要求,而我们的这些探讨正是落实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指示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