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读到迦陵先生（叶嘉莹先生）的文章，是在1986年的《光明日报》。那年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我小时候，家严多年自费订《光明日报》。他在大学教书，为了备课、写论文，经常做剪报。我就学着，看见自己喜欢的文章，也剪下来粘贴，再装订成册。当年还真剪了不少《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汇报》的文章，其中有程千帆的文章，有陈子谦论钱锺书的，还有龚育之论“红学”的，陈振濂论书法的等，总之是文史方面的为多。叶先生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系列专栏文章，就是“迦陵随笔”。第一篇“前言”写于1986年10月3日，第二篇《似是而非之说》写于10月6日，第三篇《从现象学到境界说》写于11月2日，第4、第5篇也都写于11月。前5篇都发表于1986年，都是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

可以说整个20世纪80年代，我们还处在一个逐步开化、与整个世界重新接通声气的时代，人们不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还比较闭塞、贫乏、僵硬。此前我读文学评论，是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写出像《四部古典小说评论》那样有气势的文章。可是读《迦陵随笔》，虽似懂非懂，但完全是另一个感觉，而且这感觉还是很新鲜强烈的。首先，谈的是词学，是纯文学，也是我完全不懂的新内容。其次，运用的方法概念也是新的，文章虽短，但涉及文学、宗教各方面，不仅有儒、释，还有耶教；谈《人间词话》，却引用佛语，还有现象学、接受美学的理论。真的是让人眼界大开。我就是读“迦陵随笔”才知道现象学、符号学这些新词的。第三，文章的语言也新鲜，是那种典雅、平和的语言，和从容、温和的语气。

1990年秋，我大学4年级，开始给《南开周报》投稿。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报纸的天下。《南开周报》是南开大学校报，四个版，学校的重要信息、通知，上面都有。还有专版和副刊，内容丰富，非常正规，在南开园内地位很高，被我们称为“南开的《人民日报》”。虽说在校内发行，但发行量惊人，每期高达5000余份儿，全校每位教师、每个学生宿舍都有一份儿。而且当年全国各大高校之间，校报互相交流赠送，所以，《南开周报》的实际影响是超出南开园的。1991年10月间，一次大家聊起来，想在报纸上搞点儿创新，就都说《光明日报》“学者答问录”办得好，有特色，我们也办一个“学者访谈录”栏目，让我来写。二版编辑杨光伟老师曾做过杨石先老校长的秘书，他说这个栏目就放在他的版上。正好这时系里通知，说叶先生有个讲座。大家商量，就让我去采访叶先生，作为这个栏目的开篇。

当时系里指派余才林给叶先生做学术助手。老余长我几岁，是同级研究生同学，跟郝世峰先生读唐代文学。记得在叶先生讲座前，请老余提前给叶先生打了招呼。叶先生的那次讲座，其实是在中文系的一个小型讲座，在主楼116小教室，人并不太多。叶先生讲完，老余领我上前相见。叶先生站在讲台后面，因为刚讲完课，显得有点儿累，也比较严肃，话也不多，说写完报道，要给她看一下。说话间，我就说起自己上中学时就在《光明日报》上读到她的《迦陵随笔》。叶先生知道我存有《迦陵随笔》完整一套剪报，就说，她最近讲课，要用到这组文章，需要查用其中一篇，但是她手头儿没有，问我可否借给她一用。我说这当然没有问题。

报道写成后，拿给叶先生过目，她阅后没有大改动，只改了一些字句。这次见面当然又简单聊了一会儿，她问了我读什么专业，读过哪些书。报道发在《南开周报》1991年12月14日二版头条，题为《学贯中西 艺达古今——访叶嘉莹教授》。文中主要讲了两点，叶先生自幼受地道的传统旧式教育，有旧学根底，对旧诗词有自己独到的深刻领悟，借用西方理论术语不过是为“方便”而已，与六七十年代以后一些为赶时髦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的人完全不同；叶先生认为做学术，要有内在追求，她讲授诗词，也不以知识和文字为目的，而是要以诗词中的感发的生命本质来感染学生。文章只有1000多字，自然不可能有多深多全的内容，文从字顺而已。不过杨老师郑重其事，专门请人绘制了一个栏目专用的栏头，放在版面上，比较醒目。报纸出版当天就请余才林给叶先生送去了几份儿。

又过些时日，一天晚饭后，六点来钟，老余敲门进来，说有事找我——我和田新舟住研究生宿舍十七楼515，老余住隔壁516，平时互相串门不分彼此，这次却面带严肃。他说叶先生看了《南开周报》上的报道，比较满意，让我去找她一趟，不知道有个什么事儿。第二天，我就随老余一起，再去专家楼一层最东头儿的那间，见叶先生。

叶先生说，她的《中国词学的现代观》出版后，四川大学的缪钺先生来信，非常肯定此书，希望有人来写书评。叶先生拿出缪先生的信给我们看。信的部分内容，叶先生后来在《中国词学的现代观》增订版的序言中有引用。叶先生说，她从来没有找人为她自己的书写过书评什么的，可这次是缪先生这样主张。她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上次她听我说中学时就读她的文章，而且正好是现在收入《中国词学的现代观》的《迦陵随笔》，她觉得我研究生专业又是文艺学，了解一点儿西方文艺理论，也许可以写这篇文章。

我当时听了，感到有些突然，有些不知所措。就和叶先生说，让我回去考虑一下。回来后，老余、老田和胡学常几位同学都鼓励我，说就只当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可我还是没有信心，就凭我小学时背的《宋词一百首》，怎么能担此重任。

两三天后，又去见叶先生，算是勉强应承下来。这样一来，去叶先生那里就多了。为写此文，她专门约我长谈了一次，讲她的思路，我也把自己初步的想法说了。我再回来后，先找相关的书，补课学习，然后起初稿。初稿叶先生不满意，我们又比较正式地谈了一次。后来是胡学常帮着我理思路，我又大改了两稿。我现在还记得五月初的一个晚上，在《南开周报》编辑部，有老田陪着，我和老胡一起探讨了两三个小时。文章前前后后改了四五遍，6月底、7月间成稿，近一万字。文章好坏另说，于我个人而言，学习提高和练习写作的目的算是达到了。

文章除了论及《中国词学的现代观》，还论及叶先生的另一种新著《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中外文学》第20卷第8期、第9期），主要谈了叶著三个方面的学术创新和学术意义：感性与知性结合，对词的特质，对以“境界”说为代表的王国维词论作了富有创见的理论化阐述；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来把握词学上的研究对象；运用西方理论，进行了成功的批评实践和理论建设，打通诸家隔碍，在中西文论之间架起一座桥。

文章改定誊清后，叶先生寄给四川大学的缪元朗先生，就是缪彦威先生的哲孙。缪元朗把文章推荐到《四川大学学报》，发表在1992年第4期，总第75期，题为《中西融汇的现代词学观——评叶嘉莹先生的两种词学近著》。当年的川大学报还是季刊，这一期是1992年12月下旬出版。这是我平生在正式的学术期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无论是对于当年一个20多岁的青年，还是对于今天已经年过半百的我来说，这篇文章都有特别的意义。说叶先生是我学术研究上的引路人和老师，是不为过的。

1993年夏天，天津的谢景林先生等人张罗，由河北教育出版社为叶先生出一套文集，共十种，其中一种是《我的诗词道路》，这是最早的以叶先生自传经历为题目的书，这套文集也是叶先生出版的第一套文集，当为研究者重视。当时编辑《我的诗词道路》时，叶先生让我帮她复印、选编她的文章。她本人则亲自选了几篇他人的文章作为附录，有谢景林、赵玉林两位先生写的长篇报告文学《明月东天》，两篇缪钺先生的文章，一篇周汝昌先生最初发表在《读书》杂志的《愿抛心力作词人》，最后，就是《四川大学学报》上的这篇。书出版时，已经是1997年7月。叶先生当面签名赠我一本。遗憾的是，此书编校错误较多。

从《光明日报》读先生文章算起，已过去37年。因《南开周报》拜识先生，开始直接交往，于今也33个年头了。载有叶先生文章的这两份报纸，1992年的《四川大学学报》，还有先生当年亲笔签名、亲手赐我的《中国词学的现代观》和《我的诗词道路》，一直都在我手边，平展干净如新。

附记：著名中国古典诗词研究专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南开大学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叶嘉莹先生今年迎来百岁华诞。10月15日，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举行。会议由南开大学、中央文史研究馆、国际儒学联合会主办。来自国内外近200位学者齐聚一堂，共话中华诗教的传承与弘扬，以学术研讨交流的方式向叶嘉莹先生致敬。百岁高龄的叶嘉莹先生亲临开幕式现场，讲述自己的诗词人生与诗教情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审、《人文》学术集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