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简介：

田青，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音乐学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会长、中央文史馆馆员。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音乐、宗教音乐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和推广，出版包括《中国宗教音乐》《净土天音》《捡起金叶》《禅与乐》《中国人的音乐》在内的学术及各类作品260多万字，2018年出版九卷本《田青文集》。

编者的话：

音乐是如何产生的？我国的民族音乐应如何发展？这是著名音乐学家田青先生近日应中央民族乐团邀请为该团“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系列讲坛——乐问”启幕并进行演讲时提出的问题。田青先生以中国传统音乐、中国民歌、新音乐为脉络，从8000多年前的贾湖骨笛讲到“圣人之器”古琴，从《茉莉花》讲到《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我的祖国》等经典音乐作品，案例翔实，语言生动，见解独到，引人思考。本期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音乐，人类伟大的发明

谁发明的音乐？我认为，音乐是文明的开始，它不是某一个人发明的。那么什么是文明？当代学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种事物出现的时候才能叫作文明：一是文字的出现；二是金属器和冶炼的出现；三是聚落和城市的出现。我们常说，中华文明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有人认为，到底够不够五千年？如果用文字的出现来衡量，我国最早的文字在殷墟，商代的甲骨文有3000多年；我国最近很多考古发现最早的村落、城市的雏形，至今有4000多年的历史；那么音乐呢？音乐完全是人“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因为自然界不存在音乐，有人说有鸟叫，也有人说是海涛，但那只是声，既不是音更不是乐。中国人从先秦时就极其智慧地将人耳所闻分为三个层次——“声”“音”“乐”，中国最早的一部音乐理论著作《礼记·乐记》中说：“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禽兽只能听懂同类之间的“声”，普通人只能懂得由“音”构成的语言，只有掌握了文明的人——君子，才懂得音乐。

和构成绘画的颜色、形状不同，和构成雕塑的材料如土石、金属不同，和构成文学的语言、文字也不同，构成音乐的材料是音阶——do、re、mi、fa、sol、la、si，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这7个音阶在自然当中不存在，完全是人类的发明创造。中国古人说“情动于中，故形于声”，音乐是人类为了表达内心深处的感情而发明的。当人类创造了音阶并用它构成无限丰富的音乐时，应该就是文明的开始，因为创造这些“无中生有”的音阶比创造“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文字更不容易。也正如《吕氏春秋》所说：“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这象征着宇宙万物本源的“太一”，远超人类所能看到、感受到的大自然，更不是自然中所存在的物。《诗经》所谓“天之牖民，如埙如篪”，其实也点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和“太一”一样神圣的“天”，给人类打开了一扇文明的窗牖，这就是通过埙、篪等乐器所发出的音乐。只用自然界没有、完全是人类创造出的7个音符在千百年的时间里抒发着人类无尽的情感，创造出无穷无尽、千变万化的音乐，满足了人类不可替代的精神需要，这还不叫文明吗？

1987年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的贾湖骨笛，它有7孔，由仙鹤的尺骨做成，可吹奏七声音阶的现代乐曲，且音色优美。同时出土的30多支骨笛，经考古学家用碳十四同位素断代法测定，距今已7800年至9000年。这表明我们的祖先在8000多年前就已经创造发明了一种完备的管乐器。这是当今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管乐器之一（过去在德国或斯洛文尼亚发现的号称上万年前的“骨笛”已被学术界怀疑和否定）。假如把贾湖骨笛的出现看成中华文明的第一线曙光，我们的文明史就不仅仅是五千年，而是八九千年。

中国人历来重视音乐。这是因为，一方面有理论，另一方面有实践。从理论上讲，中国人的“乐论”不但开始得最早，而且最完备。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都对音乐有系统的论述和深入的思考。相同时期，公元前5世纪被学者称为是人类智慧突然萌生的时代，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赫拉克里特等也都有过对音乐的思考，不过他们只偶尔提及，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而儒家、道家不但有系统的理论，还有重要的礼乐制度，这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一个伟大贡献。

中国音乐的实践也非常发达。1978年，无与伦比的乐器——曾侯乙编钟出土。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参与了最早的复制。当时集结了国内有关科研院所，包括声学的、物理的、化学的等，把编钟的构成研究得清清楚楚，复制出来的外形也一模一样，后又通过测音系统把音准调好，但敲出来的音乐还是不如出土原物好，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呢？最后发现问题在于音色。音色是区分音乐好坏的标准之一。曾侯乙编钟音色纯正优美，高音清朗，中音明澈，低音浑厚深沉。每件甬钟竟可以敲击出两个大、小三度的和音来。在钟中间的隧部和侧面的鼓部，都铸着该音的音阶名。这不但说明“一钟双音”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且足以使所有以为“中国音乐就是单声音乐”的人大吃一惊。

儒家高度重视音乐，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六艺”第一是礼，第二就是乐；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把音乐文化视为最高的修养，他自己还会弹琴、唱歌，并且“无故不撤琴瑟”，除了发生大的变故，音乐都是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乐由心生，《礼记·乐记》中说：“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也就是说，道德是人性的制高点，音乐是道德之花，金、石、丝、竹这些乐器只不过是发出音乐的工具。今天的中国人，不但应该记住我们祖先这些伟大的创造，赓续传承，发扬光大，还应该多欣赏音乐，有条件的话，可以唱唱歌，学一件乐器，因为孔子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音乐，是养成完美人格最后的一步和标志。

所以，中国传统文人历来重视音乐的功能和作用，甚至发明和使用许多乐器，古琴即是之一。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是家喻户晓的古人对音乐尊重、对知音尊重的故事。为此，还有一首著名的古琴曲——《流水》。1977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向外太空发射了两艘“旅行者号”探测器，它们各自搭载了一张十亿年都不会坏的镀金唱片，录着人类主要语种的问候语以及代表人类文明的90分钟音乐，其中最长的一首乐曲就是古琴大师管平湖演奏的《流水》。乐谱最早见于《神奇秘谱》，但大家目前普遍听到的谱本是川派一个叫张孔山的琴家所传下来的。《流水》最早见于《列子·汤问》，故事说伯牙在船上弹琴，先弹了一首，子期说：“善哉，峨峨兮若泰山。”他又弹了一首，子期说：“善哉，洋洋兮若江河。”这就是《高山》《流水》的来历，也是中国人重视音乐的例证。

民歌，一颗璀璨的明珠

人为什么要唱歌？古人说“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当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让人激动需要表达时，语言的局限性便成了障碍，不但人类使用的各种语言不通，而且有些微妙的感情是语言难以表达的。怎么办呢？于是古人说：“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语言表达不了，大声嗟叹还不行，就只能唱了，正如一首山西民歌中唱的：“心中难活唱一声。”于是，民歌就出现了。

民歌是民众的集体创造，常常是一位不知名的普通老百姓一段真挚感情的即兴流露，而后在逐渐传唱的过程中，被更多不知名的老百姓润色、加工，经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传唱，终于定型，被打磨成一首永恒的经典。因此，绝大部分民歌是找不到作者的，那些标明某某作词，某某作曲的“民歌”，只能被称为“民歌风”的创作歌曲。

千百年来，民歌在传唱中不断丰富、发展、传布，和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积淀在世世代代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成为我们民族的基因、我们民族精神的根与魂，也成为我们民族、地域的一个标识。当在屏幕上看到青山绿水的景象时，可能分辨不出这是什么地方，只有当看到此番景象的同时还听到“长调”“信天游”“海菜腔”时，才会分辨出这是内蒙古、陕北、云南。

民歌最大的特质就是一个“真”字！

目前我国声乐领域大致有四种唱法：民族唱法、美声唱法、通俗（流行）唱法和原生态唱法。这四种唱法的名称都是约定俗成的，并没有经过学术界的讨论和严格定义，但因为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为了比赛的需要而先后以此名称分组，遂被群众和声乐界习惯并接受。

我提倡原生态唱法，它指的是我国各民族传统歌唱中固有的唱法，应该称之为“民族民间唱法”。2006年第12届“青歌赛”增加了“原生态”组，成为那一届“青歌赛”最大的亮点。

近20多年来，我一直在关注非遗保护问题，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歌都是中华民族的DNA，流传到今天的民歌都是珍珠、宝贝，是百唱不厌的。

比如传唱大江南北甚至是海内外的《茉莉花》，是怎么在世界范围内开始流行的呢？这是因为1924年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临终之前将这首江苏民歌的旋律作为主题音调写进了歌剧《图兰朵》，1926年在托斯卡尼尼的指挥下，歌剧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首演。之后，这首歌的旋律便越来越为世人所知，逐渐成了中国的一张名片，不但外国人听到这首歌的旋律时会想到中国，在中国许多对外的盛大场合中，它也被我们自己当成代表中国的旋律演奏、演唱。

因为歌剧《图兰朵》的巨大成功，这首中国民歌蜚声海外，以至于不管什么人只要听到这段旋律，就会联想到中国。其实，由于文化的隔阂和普遍存在的偏见，这部歌剧充满着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误解，剧情不但不符合中国国情，而且严重偏离了中国人的民俗、民风、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图兰朵》在西方演了几十年，居然没有一个人对剧中极不合理的情节提出过疑问——“中国公主”图兰朵公开用猜谜的方式征婚，却要杀掉所有没有猜破谜底的求婚者。这种乖戾的暴行不但令人费解，也缺乏任何文化心理学和人类行为学的解释。我想，只有把文化自卑消除了，我们才能文化自信，才能美人之美，最后达到美美与共。

到新音乐时期，主要是强调西方音乐进入中国之后给中国带来的冲击，在近代，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化都面临着衰败甚至衰亡。比如古琴，20世纪50年代，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曾经组织了一个古琴普查小组，有査阜西、许健、王迪等，在全国做了三个月的普查，想了解当时有6亿人的中国还有多少会弹琴的人，结果是不足百人。所以，上世纪中叶，古琴艺术只剩一息尚存，直到近年来，古琴艺术重新焕发新的光彩。另外，可喜的是，中国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很多偏远的地方还保留着一些乐种，还有很多地方保留着中国的礼仪传统，在中国传统的婚丧嫁娶中，这些民族音乐还在流传。所以今天，当我们复兴中华传统音乐的时候，我们会找得到一些种子，这些种子是在田野，当然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新音乐，时代前进的旋律

所谓“新音乐”，是指在西方音乐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与中国传统音乐不同的音乐。中国传统音乐分为四大类：宫廷音乐、宗教音乐、文人音乐、民间音乐。1840年以来，只有民间音乐因为与底层民众的生活、生产息息相关，无法分割，故得以艰难存续。

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弱势的中国音乐面对强势的西方音乐，在剧烈的冲撞与令人心碎的比较中，经历了无数痛苦的思索与艰难的抉择。“五四运动”之后，面对中国音乐的困境和未来，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见解，也进行了不同的实践与试验。更多人认为面对西方文化的进入，改革与改良是必须的，只有了解西方音乐，才能将中国传统音乐转化为中国的“新音乐”。

从20世纪初开始，新音乐在启迪民智、激发爱国热情、鼓励全民族团结抗战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一代无产阶级作曲家积极投身革命，把音符变成一颗颗杀敌的子弹，把生命化成一首首高昂的战歌，英勇奋战、慷慨报国，成为当之无愧的民族解放的旗帜和号角。

比如，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它在20世纪中华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发挥了无与伦比、无法替代的作用。在中国传统音乐里，没有“进行曲”这样的体裁，《义勇军进行曲》的写作用的是西方音乐的歌曲形式。聂耳在创作中充分发挥了他的天赋与才华，歌曲的前奏模仿冲锋号的吐音，在五个小节里连续用了多个三连音，似乎是机枪的点射。第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起”字起于弱拍，“来”字才落在强拍的重音上，开始便造成一种沉郁雄劲、内在动力十足的态势。歌曲开始后，小音符的紧张急促与一字一音的沉稳庄重交替，将铿锵有力的进行曲节奏一步步推向高潮，“中华民族”四个字用连续四个标加强音符号的四分音符，让歌唱者将心中的无限自豪充分表达出来。到“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之后，接连三个弱起的“起来”，一声比一声高昂，一声比一声雄壮，这是数亿中华民族子女“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发自内心的声音，是哲言，是决心，是号角，是端着枪冲锋上阵时的呐喊。

新中国成立前夕，新政协筹备会正式发出了征集国歌的启事，仅仅一个多月，收到应征作品数百首。但经过多轮筛选评审，大家都感到很难从里面挑选出可以作为“国歌”的作品，因此提出“拟从现有流行革命歌曲中挑选”的办法。当时，有代表提议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此议虽然获得大多数人赞成，但也有人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提出异议，认为中华民族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建议修改歌词。

在最终讨论国旗、国歌、国徽等问题的专题会议上，毛泽东一锤定音，表示不要改词，要安不忘危。最后，会议于9月27日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再如，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今天，在中华民族争取解放和独立的伟大斗争中，在中国人民争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黄河大合唱》始终是民族解放的号角，是中国人民高歌猛进的战鼓，是一部划时代的、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的伟大作品。换句话说，在中国整个近代史中，还没有哪一部其他大型音乐作品曾经像《黄河大合唱》一样如此震撼人的心灵，也没有哪一部其他大型音乐作品曾经像《黄河大合唱》一样在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斗争史中起过如此重大的作用。

《黄河大合唱》有着超强的生命力，是那个时代艺术创作中最完美的作品，是当时抗战文艺无与伦比的高峰。它不仅以波涛般壮阔的激情，通过黄河的形象讴歌了我们伟大的民族，展现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恢宏画卷，还以中华民族博大胸怀和海纳万物的君子之风，体现了一种自古就有的对“世界大同”理想的认同。

还有，著名词作家乔羽作词、刘炽作曲、郭兰英演唱的《我的祖国》，这首歌是电影《上甘岭》的插曲，1956年12月一上映，随即传遍大江南北。《我的祖国》以细腻真挚的描写、阔大深沉的情感、平白如话的诗句、动人心魄的旋律，尽情歌颂了祖国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将士们。

我曾有过这样一个经历：有一年到国外去，在一个傍晚的街头散步，在迷离的晚霞中，看到一栋楼房前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四个汉字：身土不二，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二”是佛经里的词语，所谓“无彼此之别，谓之不二”；“身”是此身，是自己；“土”就是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这片生我养我的热土。“身土不二”四个字告诉我们：我们脚下的土地是无彼无此、如如一体、不可分开的！“身土不二”四个字，充分阐释了爱国主义的根源与不言而明的理由：这片土地就是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爱祖国，就像爱母亲一样，还需要别的理由吗？

古往今来，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华精神和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无论是屈原的行吟泽畔，还是杜甫的漫卷诗书，无论是辛稼轩的“栏杆拍遍”，还是李叔同的“披发佯狂走”，这种爱国主义情感如熔岩一般炽热，也如熔岩一般平日深藏心中，但在某一个节点会突然喷发，像基因一样流淌在中国人的血脉里。《我的祖国》所蕴含的情感和优美动人的旋律，在出人意料的时间和空间里被传唱。有时候，一首歌真的不仅仅流传于一个时代。

100多年来，中国的新音乐从单纯照搬、引进、学习、模仿，到逐渐成熟、创新发展，中间经过排斥、抵制、崇拜、全盘西化等不同观念的斗争，终于在大量实践中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新音乐健康发展的道路，那就是立足本土，面向世界，敞开大门，拥抱未来。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虚心学习世界所有民族的优秀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充分实现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在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努力创造不愧于新时代的新音乐，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贡献音乐和音乐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