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先立后破，作为经济发展指导原则出现在重要新闻稿件里，引起广泛关注。其实，在党的重要文件或公报中，这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比较近的一次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就明确提出，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

这也恰恰说明它的极端重要性。仅从一名经济记者的观察，至少有三个角度可以深入探讨。

一是实践有效性。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实践和治理探索，我们发现，先立后破其实正是我国培育新产业、新增长点的一条基本经验。

如，改革开放初，我国率先在农村采取一系列措施，农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为城市经济改革创造了物质条件和人力储备。伴随农村和城市经济改革，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一大亮点，并形成了三大模式，即以集体兴办乡镇企业带动农村全面进步的苏南模式，以个体经济为主和家庭工业为主的温州模式，以外向型企业为主的珠江模式，共同构成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携手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

此后，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民企重型化、互联网经济崛起、民企造车浪潮、新能源全面突破、制造业数智化等阶段性热点，无不沿着坚持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进而带动全产业转型的路径演化，生动演绎了先立后破的历程。

需要注意的是，立是一个新事物成长的过程，但破并不代表湮灭，而是旧事物随时代需要而不断升级、迭代实现涅槃的过程。

二是经济合理性。

市场经济有基本运行规律。经济合理性是检验一种治理原则、理论是否科学的基本标准。20世纪初期，社会系统论代表人物、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一个理论，后世经济学界称之为“帕累托最优”。内容大致为，一个方案或治理原则、方针，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能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帕累托最优曾一度被视为评价一个经济体或政治方针优劣的重要标准。

在经济学理论日新月异的当下，这个理论虽然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却依然有巨大影响力。既因其不仅表达了学者们的良好愿望，也因其在经济治理理论中的基石地位。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探索形成的先立后破原则，正与其高度契合。

三是治理匹配性。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经济治理对手段与资源的匹配性，有极高要求。

先立后破原则要有效适用在经济治理领域，需要两个基本要素共同支持。一是经济体量要足够大。这与军事领域讲的“战略纵深”有相似之处。立新，需要资源支持，而且面临极高风险，没有足够体量，必然要挤占传统产业资源。这也是三百多年来，西方经济危机频发的现实逻辑。以巨大的经济体系破坏为代价，换取新兴产业的未来，即先破后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没发生经济危机而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正是建立在日益庞大的经济体量基础之上。二是执政团队要有足够前瞻性和战略执行定力。破与立，是经济形态的转变，是对资源的舍与取，也是对战略耐心、智慧，以及对不确定性把握能力的考量。这两个要素，恰恰是我国的优势。我国超大经济体规模和结构特征，给予新产业无限试错空间和发展潜力。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已经证明了其强大的战略执行力和动员能力，以及对发展规划编制、执行的高度重视。

历史正在书写新的篇章，未来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