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民建北京市委会教育委员会召开“新时代的科学教育和职业教育”研讨会暨年终总结会。

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康健以《北京“双减”背景下科学教育发展策略建议》为题，汇报了科学教育课题研究成果。“双减”减掉了什么，又增加了什么？本次研讨会上，教育委员会委员们也将视角聚焦到“双减”之后的教育发展。

“在‘双减’背景下，什么不减反增？科学教育就是其中之一。”民建北京市委会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康健认为。通过对东城、西城、海淀等区部分学校科学老师进行的调研，课题组发现“双减”之后，相当比例授课年限较长科学教师没有接受过系统科学教育，“并且在课后服务环节，科学教师的投入过大，但教师能够调配的资源有限，学习形式比较单一。”康健提出，要明确社会科学教育资源在“双减”中的位置和责任，加强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机构对科学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构建校内外科学教育融合发展模式，创新和拓展青少年科学教育形式。

科学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家长是否愿意在孩子的教育上增加投入？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干天琪，就选择了这个独特的观察视角——父母对子女学业能力的信念如何影响教育投资。“通过对一所高中700多名家长的调查，家长对孩子未来学习成绩判断存在，大多都认为会越来越好。同时，对孩子考入大学的难度认知有偏差。”据干天琪介绍，经过实验干预纠正，家长们对孩子学习能力的认知都更为客观，期待值也更高，大部分家长继续增加对教育的投入，“我们要做的是，优化家长对孩子教育的期待和认知，让教育资源广泛分配，避免家长过分追求孩子的成绩，形成过度内卷。”

“教育的特殊性在于几乎没有试错机会、满意程度没有上限以及信息极不对称，所以家长们的判断容易有失客观。正因如此，‘双减’之前教育产业的发展非常乐观。”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教授蒋承表示，曾经教辅机构的吸金能力和火爆程度就是证明，但如果资本介入了教育的“加工”与“竞争”，孩子长大后会是什么样子？蒋承同样进行了广泛的调研与访谈。

“我们对一个‘超级中学’的毕业生进行访谈，这些孩子的三观深受学校教育方法的影响。比如有的孩子说，从学生的角度评价一个人，成绩肯定是最重要的标准，他可能别的事情做得很好，但成绩不好，那么我不认为他是一个好学生。还有的孩子说，我们学校非常强调效率，导致学生做事情目的性很强，效率低的事情就不愿意去做，就连交朋友也把有没有共同利益、能不能进行合作作为主要的考量标准。从访谈中我们不难看出教育方法对孩子三观的影响非常大，同样，教辅机构的理念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们，这非常不利于一个人的健康成长。”在蒋承看来，国家及时实施“双减”措施非常必要。

“对于学科类培训机构的规范，是新时代依法治教的重要体现——更好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推动教育改革、规范教育改革、保障教育改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曲一凡认为，学校是教育的主体，家庭是教育的共同体，社会是教育的有益补充。此前法律法规缺位导致了校外培训的乱象，而通过法律进行规范，乱象得到有效治理。

大家在交流中认为，民建应当充分发挥紧密联系经济界的优势，从经济的角度把教育的问题研究得更深入更清楚，从而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民建北京市委会副主委郭田勇表示，将继续围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等问题，持续跟踪调研，拓展广度、深度、精度，切实将教育委员会的专业优势转化为参政议政的履职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