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进驻香山。在此后居住香山双清别墅的半年多时间内，毛泽东频繁会见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各界代表人士，共商国是。这些活动进一步凝聚了筹建新中国的广泛共识，为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顺利召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3月26日

毛泽东与黄炎培会谈

黄炎培是民盟和民建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在中共地下党帮助下，黄炎培于1949年初秘密离开上海，经香港乘船到天津，3月25日抵达北平。

3月26日晚上，毛泽东邀请黄炎培作为双清别墅的第一位客人会谈并用餐。黄炎培日记记载：“夜，毛主席单独招餐于其家香山双清别墅，毛夫人、周恩来四人同餐。我畅述所见，获得具体结果三点，决定分别发电。夜十一时始归。”（《黄炎培日记》第10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04页。）寥寥数语中一个“畅”字，可见相谈甚欢。

两天后，黄炎培根据与毛泽东商谈的内容，就邀请陈嘉庚参加新政协会议及组织工商考察团分别拟定电文。接着，黄炎培切实发挥其在工商界的影响力，配合新政权开展工作。

3月28日

毛泽东与刘仲容会谈

刘仲容曾长期在李宗仁、白崇禧身边担任幕僚。1949年初，李、白委派刘仲容北上，向中共方面表明和平谈判的愿望。

3月28日，刘仲容到达北平。当天晚上，毛泽东听取他的汇报。毛泽东最关心李、白的真正想法。刘仲容说：“南京方面希望获得体面的和平，主张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与中共和平共处。”这次会谈从晚上8点左右，一直持续到凌晨3点。

4月2日晚，毛泽东又会见刘仲容，要他回南京一趟，劝李、白在历史转折关头顺应时势，勿再固执己见。但李、白坚持在中共不过江的条件下才能达成和平协议，刘仲容无功而返。

4月2日

毛泽东与李济深会谈

民革在香港成立时，李济深担任主席。1949年4月2日，李济深受邀来到双清别墅。当他见毛泽东亲自在门口迎接时，非常感动。李济深紧紧拉住毛泽东的手说：“毛主席，您太客气了。我这个人您是知道的。我过去是反对共产党的，犯有很大错误……现在才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

两人坐下后，毛泽东对李济深说：“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了，应该对我们多提意见，多提出批评。这样，才能使咱们今后相处得更好啊。”

李济深说：“我相信，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咱们会相处得更好。”（《毛泽东与国民党军队五将领：与李济深最肝胆相照》，《郑州日报》2012年8月9日）

当晚，毛泽东与李济深还就与国民党南京代表团谈判、筹备新政协会议和外交等问题，充分交换意见。

4月3日

毛泽东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

1948年夏秋，在中共中央的精心组织下，大部分民主人士冒着重重风险到达解放区。北平解放后，他们又会聚北平。

1949年4月3日，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到香山集会。黄炎培在当天日记记载：“午后六时，应毛主席招，到其寓庐香山双清别墅。同被邀者李济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常务委员）、马叙伦（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理事）、谭平山（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常务委员）、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央执行委员）、蔡廷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代主席）、陈其尤（中国致公党主席），我以民主建国会常务理事参加。”（《黄炎培日记》第10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页。）

毛泽东首先报告了起草反对北大西洋公约联合声明稿情况。经过讨论，毛泽东与上述各党派负责人共同署名发表声明，反对北大西洋公约。

会议还讨论了中共关于国际大势的看法及其应对方针，以及中共关于国共和谈的经过，包括外交政策等问题。

4月上中旬

毛泽东与张治中等国民政府谈判代表会谈

毛泽东与张治中在重庆谈判时已比较熟悉。1949年，张治中出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4月1日到北平，同中国共产党谈判。

为了推动和谈取得成效，毛泽东于4月8日上午在香山会见张治中。毛泽东与张治中进行了友好的长谈，就一些关键性问题交换意见。

关于战犯问题，张治中希望不要写入条文。毛泽东表示可予考虑宽大处理。关于组设联合政府问题，张提到如按重庆政协会议提出的政治民主化原则及当时达成协议的具体方案，国民政府当将权力移交给新政府。毛泽东表示：联合政府还不知何时成立，希望南京政府当照常行使职权。关于今后建设问题，张治中表示国民党执政20多年，没有能遵循孙中山先生遗教进行建设，愧对国家人民。毛泽东说：“今后，是大家合作做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伟大的生产建设。”（余湛邦：《1949年国共北平和谈始末记》，《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7辑。）

此后几天，毛泽东又连续会见国民党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卢郁文。毛泽东明确表明了和平立场，并就今后经济建设问题听取意见。

遗憾的是，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谈判双方议定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人民解放军渡江后，在中共方面极力挽留下，国民党南京谈判代表张治中等人留在了人民阵营。

5月初

毛泽东与柳亚子会谈

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后，时任民革中央常委兼秘书长柳亚子积极响应。

1949年春，柳亚子到了北平后，遇到诸多不顺。他写了一首七律诗《感事呈毛主席》，委婉表达苦闷和退隐之心。

毛泽东百忙之中于4月29日写成《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深情回忆了他们之间三次相会，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忘记柳亚子等民主人士的革命贡献。

5月1日，毛泽东携女儿李讷专程邀请柳亚子游颐和园。在交谈中，柳亚子说：“我们都很清楚，蒋介石早晚是要垮台的。但我们没有想到胜利会这么快，人民解放军很快渡江成功，并且占领了南京。我们不知道毛主席用的什么妙计？”

毛泽东说：“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说有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还有，就是先生说的，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李银桥、韩桂馨著：《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

5月5日，借孙中山就职非常大总统纪念日之际，毛泽东邀柳亚子到香山拜谒孙中山衣冠冢并合影留念，随后接柳亚子到家中共进午餐。大家谈诗论政，甚为欢畅。

5月18日

毛泽东与李达会谈

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他早年脱党后，仍与毛泽东保持着个人友谊。于颠沛流离之中，他坚持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毛泽东通过中共“地下交通”带信给正在湖南大学任教的李达说：“吾兄乃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盼兄速来参与经营。”（陈光辉、叶鹏编著：《李达画传（1890-1966）》，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55页。）李达收到毛泽东的密信后，感动不已。可当时他患有严重的胃溃疡，不能长途跋涉。1949年5月14日，在中共组织护送下，李达从长沙秘密出走，经香港北上，到达北平。

5月18日，毛泽东邀请李达到双清别墅。李达受程潜重托，向毛泽东汇报了湖南的政治形势，转达了程潜决心起义、走和平解放之路的心愿。毛泽东听了颇感欣慰。

不知不觉到了深夜。毛泽东看李达疲惫的样子，就留李达住下，睡在自己床上。李达推辞不肯。毛泽东对他说：“你就在我的床上休息吧！我晚上要批阅公文、看书，已是多年的习惯了。”盛情之下，李达才睡在毛泽东那张硬板床上。

6月7日

毛泽东与陈嘉庚会谈

陈嘉庚是我国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教育家、华侨实业家。1949年春天，他从新加坡辗转赴港，乘船穿过台湾海峡，于6月3日抵达天津大沽口。次日，乘中共特派的专车到北平。

中共中央对陈嘉庚这位“南侨硕望”表达了极高的礼遇。6月7日，在周恩来陪同下，陈嘉庚前往双清别墅拜会毛泽东，并共进晚餐。这是陈嘉庚九年前访问延安后老友重逢。毛泽东热情回顾了两人的缘分，并说：“抗战胜利，陈先生功不可没。现在新政协正在筹备，群贤毕至，陈先生可不能不参加啊！”陈嘉庚谦逊地回答：“主席的美意我心领了，但我不懂政治，也不会说普通话，参加新政协之事我不敢接受。”（参阅陈碧笙、陈毅明编：《陈嘉庚年谱》，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页。）

席间，大家纵谈中外时局及新中国建设，半夜方散。

此后数日，在周恩来、郭沫若等劝说下，陈嘉庚允诺参加新政协。

6月8日

毛泽东与傅作义会谈

1949年1月，傅作义率部起义，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贡献。若要实现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绥远方式”，曾经主政绥远的傅作义无疑是关键人物。

6月8日，毛泽东在香山会见傅作义，力图消除他的顾虑。毛泽东对傅作义今后的工作十分关心。在会谈时，毛泽东问傅作义开国后打算干点什么。傅作义说：搞水利可以直接为人民办事。毛泽东便说，那你的意思是想到水利部啦！

在华北野战军保护下，傅作义冲破国民党当局拉拢、暗杀、搅局等各种阻碍，推动绥远和平解放。

6月11日

召开新政协筹备会预备会议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筹备新政协成为中共中央重要的政治任务。在协商新政协诸问题时，鉴于当时情势，根据民主人士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由新政协直接产生中央政府。这使新政协的准备和召开意义更重大、任务更艰巨。

1949年6月11日晚，在毛泽东双清别墅寓所举行新政协会议筹备会首次预备会议。毛泽东、周恩来（中共）、李济深（民革）、沈钧儒、章伯钧（民盟）、黄炎培（民建）、郭沫若（无党派）、马叙伦（民进）、彭泽民（农工）、谭平山（民联）、蔡廷锴（民促）、陈其尤（致公党）、朱德（解放军）、李立三（总工会）、刘玉厚（解放区农民团体）、陈叔通（产业界）、沈雁冰（文化界）、张奚若（民主教授）、廖承志（青联）、蔡畅（妇联）、谢邦定（学联）、周建人（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乌兰夫（少数民族）、陈嘉庚（南洋华侨）等出席。在筹备会23个单位中，除了救国会，都有代表参加。

当晚会议的议题非常丰富，研究决定了若干事项：新政协筹备会参加单位、人数和人选；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筹备会分组名单，新政协大会参加单位和人数；筹备会常务委员人选；常委会主任和副主任、秘书长人选；筹备会日程等。

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正式成立。

6月17日

毛泽东与黎锦熙等人聚谈

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总部相继迁移到北平后，中共中央领导人主动与民主人士沟通座谈，帮助各民主党派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完善提高。

1949年6月17日，毛泽东从香山来到北平城内，拜访北平师范大学代校长汤璪真、文学院院长黎锦熙、地理系主任黄国璋等人。黎、黄二人都是北平九三学社的成员。在畅叙旧情后，黎锦熙对毛泽东说：新政协会议就要召开，新中国将要诞生，北平九三学社的人数不多，这个团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正准备宣布解散。

毛泽东听后，诚恳地对他们说：“九三学社不要解散，应该认真团结科学、文教界的知名人士，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对民主党派提出“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的要求，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这标志着民主党派政治地位的根本变化。他们不再是旧中国反动政权下的在野党，而成为新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参与者。他们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共产党一道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

6月28日

毛泽东与张澜会谈

民盟成立时，张澜是主要发起人之一，任民盟主席。上海解放前夕，在中共地下组织营救下，张澜、罗隆基虎口脱险。

1949年6月15日，张澜和罗隆基、史良一行乘火车离开上海，于6月24日到达北平。

第二天，毛泽东亲临北京饭店看望张澜。两位老朋友重庆之后再聚首，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此时张澜已经78岁了。6月28日，毛泽东请张澜到家中吃饭，并亲自到门口迎接，扶他下车，搀他上台阶。席间相谈中，两人为世人留下了一段颇有意味的“北京对”：

张澜：共产党真有本领，解放南京后一个多月，就解放了5个省城和上海，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我们共产党人，其实也无过人的本领，我们只不过做到了谦虚、谨慎、勤劳、节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国人民拥护我们，这才办成了一些事情。

张澜：主席讲的前八个字，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少数人能够做到。但要做到这后一句话就很难啦！恐怕这也就是历来为政者的病根之所在吧？

毛泽东点头赞同。

7月3日下午，张澜再次到双清别墅，回访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说，“咱们要共同商量，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可以明确一点，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而是在朝党。我们早就设想，未来的新政府将是联合政府。民主党派将在这个政府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我们要联合执政，因为我们是一道斗争过来的，民主党派都是有功劳的。”

张澜说：“这几年来，我们对中共的领导有了切身的体会，因而民盟是坚决拥护中共领导的。”（谢增寿编著：《张澜年谱》，群言出版社2013年10月版，第391-393页。）

9月初

毛泽东与司徒美堂会谈

司徒美堂是美洲华侨著名的“传奇人物”。1949年8月，他在美国接到毛泽东的邀请后，克服重重阻挠，经香港乘船北上，9月4日到达北平。

到北平后，司徒美堂受邀到双清别墅，留下了一段“我们大家既是坐轿者，又都是抬轿者”的佳话。

由于司徒美堂年过八旬，毛泽东专门安排工作人员用一把藤椅制成“轿子”。司徒美堂乘着平生最“特别”的轿子进了双清别墅。他深为感动地说：“原来对共产党了解不多，以为来北平是给共产党‘抬轿子’，捧共产党上台的。没想到，毛主席这样平易近人，民主协商的精神对我教育很深。”

毛泽东听后诚恳地说：“我们今后要长期一直共事，我们大家既是坐轿者，又都是抬轿者。每一个爱国的志士仁人，都可以自己的特长，参加人民政府的工作，不但要做到尽职尽责，还要做到有职有权。”（殷开：《毛泽东与司徒美堂交往记略》，《党的文献》2010年第2期。）

（本文作者为中国政协文史馆三级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