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城楼先后悬挂了八版伟人画像。北平和平解放大会，伟人画像第一次悬挂在天安门城楼。随后的“五一”“五四”及北平市各界人民纪念抗战十二周年暨庆祝新政协会议筹备会成立大会上，天安门城楼都高悬伟人画像。“开国大典”上，伟人头戴八角帽的巨幅画像悬挂在城楼正中。第二年，第一张免冠画像短暂悬挂后，以伟人第一张标准像为摹本的画像挂上城楼，迎接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庆节。其后，以第二版、第三版、第四版标准像为摹本的画像挂上城楼。

以第一版标准像为摹本的画像挂上天安门

1950年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中央新闻总署副署长兼新闻摄影局局长萨空了向胡乔木建议，由新闻摄影局专门为毛主席拍摄一张正式的标准像，向国内外发行。这样不仅能保证国内许多重要场所和会议上悬挂毛主席像的标准一致，同时也在国际上树立毛主席的新形象。

拍标准像最好到照相馆去拍摄，因为照相馆里的灯光照明条件好。但在新旧政权更迭之初，国内局势复杂，出于安全考虑，毛主席不能外出到照相馆拍摄照片，为此中央决定由新闻局派摄影师到中南海为毛主席拍标准照。

中央新闻局经过研究，派出了齐观山、陈正青、郑景康、侯波四位摄影记者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所。毛主席政务繁忙，只能抽出一个小时拍摄。由于时间仓促，加之光线等客观条件的原因，4位摄影师拍出的照片都不是很理想。

这次拍摄可谓“出师不利”。怎么办？萨空了把陈正青找来商量，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在摄影局找一位摄影后期加工制作技术顶尖的同志，从毛泽东现有的照片资料中挑选并制作出一张毛主席标准像。

“陈石林同志能担当此任。”陈正青向萨空了建议道。萨空了当即拍板：“对，让陈石林来制作毛主席标准像。”

陈石林何许人？为什么萨空了和陈正青两人都倾向由他来制作毛主席第一张标准像？

陈石林1929年出生于江苏扬州，曾就读扬州中学，后因国事纷乱家境贫寒，不得不中途辍学。15岁时，他在扬州的一家照相馆里打工。在这里“偷艺”学会了冲洗胶卷、修片等技术。他带着“偷”学来的技术，先后来到南京国际艺术人像摄影公司和香港大光明电影公司深造。在这里他有幸接触到了欧阳予倩、高岭梅、赵家禹、舒绣文、顾而已等摄影界、电影界名流。在香港，陈石林不仅提高了摄影技术，还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1949年，年仅20岁的陈石林就担任了台北市国际艺术人像公司工作部主任，与我国摄影界泰斗郎静山先生一起共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正是用人之时。陈石林响应周总理的号召，假道香港回京。在香港滞留期间，他从电影艺术家欧阳予倩那里得到一张由徐肖冰拍摄的毛泽东和朱德在延安窑洞一起研究作战计划的电影拷贝。这张电影拷贝让陈石林激动不已，因为在香港还没有一张毛主席像。陈石林要用这一电影拷贝制作出一批毛主席像在香港发行，让香港同胞一睹毛主席的风采，也算是向新中国诞生献上的礼物。

冲动即刻变成行动，陈石林和大光明电影公司的两位同事沈克定、盛家骥合作，开始了毛主席像的制作：修改，翻拍，再修改，制成负片后再冲洗放大，一批层次丰富、画面清晰的照片被制作出来。照片随后被分批送到香港九龙的各家书店，很快售罄。这次制作，不仅让陈石林向新中国献上了一份贺礼，同时也为他后来制作毛主席标准像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陈石林到北京后，分配到中央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从事修版等技术工作。当新闻摄影局将制作毛主席第一张标准像的重任交给他，他在激动和自豪的同时，也感到巨大的压力。要制作出能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展示的毛泽东标准像，既需要真功夫，更需要对毛泽东的了解，为此，陈石林扎进了资料图库，把所有与毛泽东相关的工作照、生活照、团体照、个人照全都看了一遍，然后精挑细选。再将精选出来的照片，一张张地进行揣摩和研读。

最终，陈石林将目光定格在1950年6月毛泽东主席与部分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的合影照上，其由陈正青拍摄。拿着这张照片，陈石林向局领导汇报。经局领导同意后，陈石林便开始了加工制作。

陈石林首先将这张合影中的毛泽东主席单人像从其第三颗纽扣以上进行裁剪，放大成12英寸照片，然后将毛泽东主席左侧后面的人头像修去，再对毛泽东主席像的面部、头发、衣服等处加工修饰。在制作中，为了能突出毛泽东像面部影调的层次，陈石林选用了几种不同反差的相纸，运用遮光技法，制作出十多张不同反差的12英寸照片。在反复比较中，选出了一张面部光影层次丰富、布幕背景明亮的照片，翻拍成6×4.5厘米的底片，放大成标准照。这张毛泽东主席标准像，形象大方，和蔼可亲而又不失庄严。有关领导阅后非常满意，经毛主席审阅同意后，新华社很快就向国内外公开发稿，同时大批量洗印。

当年印刷发行的毛泽东第一版标准照达2000多万幅，发行到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新中国成立50周年发行的新版百元人民币，2000年10月发行的20元面值的人民币，它们正面毛泽东头像，都是以这第一版毛泽东标准像为摹本雕刻成凹版印出来的。

与此同时，参与毛主席画像任务的画家们，便以毛主席第一张标准像为摹本，绘制出第五版毛主席画像，于1950年国庆前夕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这幅毛主席画像的绘制者仍是辛莽、左辉、张松鹤等人。

伟人画像的再次变换

1951年春，为了配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出版，中央决定再制作一幅毛泽东正面的标准画像。

陈石林和新闻摄影局的同志一起翻阅了成千上万张照片，终于从一卷用摇头转镜相机拍摄的团体合影中，找到了一幅适合制作标准像的毛泽东正面形象。但是，这张照片是用美国制造的7英寸宽的黑白航空胶片拍的，照片反差过大，影调层次欠佳，再用简单的遮挡放大技术是不行了。陈石林大胆采用绘画主义摄影派的表现手法，将毛泽东的头像从合影中单独剪裁出来，放大成12英寸的照片，然后用刮刀在不损伤相纸纸基的基础上把药膜面上的黑色背景一点点刮掉，再将毛泽东面部精心修整，并更换了浅色背景后，将一幅和蔼可亲、气宇轩昂的毛泽东正面标准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这幅照片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认可和毛泽东本人的赞许。随即，毛主席第二版标准像开始大量洗印并发往全国，同时，以这张标准像为摹本绘制的毛主席画像于1952年国庆节前夕被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这次绘制毛主席画像的有张振仕、王其智、金石、陈永贵等。这次画像，按时间为序，是第六版被悬挂在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画像。

1959年，为了迎接国庆10周年，需要更新毛主席的标准像。这项任务交给了新华社摄影部中央新闻组资深记者孟庆彪和新华社驻中南海记者侯波同志。他们事先在毛泽东住处附近布置了一间摄影室，安置好灯光，测试了各种不同的光线和曝光指数，趁毛泽东开会的空隙时间，拍摄了第三版毛主席的标准像。但由于受客观条件限制，两位摄影师拍摄了两个胶卷的底片，却没有一张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负责摄影的侯波同志请了四位照相馆高级技师进行加工修整同一画面，每人修一张，共四幅照片，他们修得都很细、很均匀，但经翻版放大出的样片难以令人满意。在这种情况下，编辑部的同志要陈石林修整一幅供领导评比。

陈石林事后回忆说：

我首先自创复制底片，然后在复制底片上修整，去掉画面背景上的灯罩投影，衣服上多处皱褶，修齐了衬衣领，减少强光部位密度，增加暗部密度，控制好复制底片的密度差。对面部皮肤、面额，每动一笔都要从政治人像的真实性考虑，直接用复制底片放大出皮肤润泽、柔和而有质感的样片，和照相馆高级技师修整的四幅样片，一同送中央审批。经过评选，选用了我加工的照片，作为侧面标准像向全国发稿。

毛主席标准像向全国公布后，画家们便依这幅毛主席标准像绘制天安门上悬挂的毛主席画像。这次的毛主席画像绘制，以画家张振仕为主，金石、陈永贵、王其智等画家配合。经过画家们的努力，以第三版毛主席标准像绘制的毛主席画像于1963年9月30日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由于画家张振仕当时年已半百，体力已难以承受大负荷的劳作，天安门管理处便将绘制毛主席画像的任务交给北京市美术公司来独立承担。从1964年开始，美术公司分配王国栋、陈永贵、金石三人来绘制天安门城楼伟人画像，王国栋为负责人。

王国栋以毛泽东主席标准像为摹本，注重对毛泽东主席眉宇和眼神的表现，力求在描绘毛主席慈祥和善的同时，表现出他的性格中敏锐、机智和洞察一切的特点，通过毛主席的眼神，表现毛主席的内在气质。王国栋认为绘像应力求准确，尽量求真，使人们在看到画像的同时，想起毛泽东主席的丰功伟绩，感受到他的伟大，更生崇敬之情，一切绘画的技巧都应服务于此。

王国栋特别注意兼收并蓄，吸取他人之长。在掌握民族画法的基础上，他虚心向学习西洋画法的公司同行陈永贵请教。因此，王国栋在绘制巨像中，既能准确地掌握人物的轮廓，又能以中国老百姓可接受的方式着色，使他画的毛主席油画像更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为了画好毛主席画像，王国栋、陈永贵、金石等人还想出了一些独特办法：由于画像巨大（一只眼睛、一张嘴就有一米多长），画家们要不断从各种距离观看自己的作品。为了把握好效果，他们把本应是放大的望远镜倒过来，从近距离缩小巨像的局部。一边画像一边用余光扫视附近的红墙，使画像上毛主席的气色能与天安门城楼的红色相配；如果近看，毛主席面色很红，也极为立体，但放在城楼上，就与周围环境十分协调。

在画像的背后即画框的龙骨上加一层铝合板，然后再加上五合板。绷上画布，可以使雨水顺着铝合金板流下，从而保证了画像在较长时间内不变色。这是王国栋在绘制毛主席画像时的经验总结。

在最初，绘制毛主席画像所用的画布，是三块画布拼接在一起的。因接缝不平，画面上两道直贯上下的棱子十分显眼，影响肖像面容的美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天安门管理处派人到哈尔滨亚麻厂求援，要求生产出适合用于绘制毛主席画像用的整幅布料。但亚麻厂的织机的宽度不够，管理处又找到天津地毯厂。两厂合作攻关，终于试织出密度不同的几种宽幅亚麻布。王国栋亲自去工厂，选定了一种，当时织出的亚麻布足够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各用十年。后来人民大会堂改挂国徽，几百米亚麻布就统归天安门使用。新织布约五米宽，正好是画像的宽度。

群众出自对毛主席的热爱，对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半侧面标准像提出意见建议，比如毛主席画像只突出左耳朵，且左眼珠偏上，显得不庄重。于是中央决定要赶制一张两耳全露的正面标准像。陈石林再显真功，毛泽东第四版标准像公布。画家王国栋根据这一版标准像，精心绘制出巨幅毛主席画像，于1967年国庆前夕，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这是自1949年天安门悬挂第一个版本毛主席像后的第八个版本，也是画家们根据第四版毛主席标准像绘制的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

伟人画像的秘闻

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画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期，不是每天都悬挂。通常是每年五一、十一，悬挂画像10天左右。从1966年8月18日开始，天安门城楼每天都悬挂毛泽东主席画像。

唯一的特例是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在举国追悼的日子里，天安门城楼换上了新华社用翻正翻底法制作的毛主席巨幅黑白照片，追悼会后仍悬挂王国栋画的画像。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王国栋的徒弟葛小光在1977年接继开始绘制毛泽东主席画像后，力求通过对毛泽东主席眼神的刻画，表现出一代伟人深邃的思想和博大的胸襟，并力图通过这双眼睛，在领袖与人民、历史与现实甚至未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画像时，葛小光总是在寻求一种“感觉”，这种“感觉”难以表述，但也正是这种感觉恰好完成了他所追求的神似。正如许多人在天安门城楼前仰视毛主席画像时，都会说出同一句话：“真像！”也正是画家炉火纯青的画技，从而达到了这种效果：站在天安门广场，面向天安门城楼，无论怎样变换位置，都会感觉毛主席在用慈祥的目光注视着你。

有人会问，天安门城楼毛泽东主席画像为什么不挂照片。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的画像是一年一换的，一年中，要经受风吹、日晒、雨打，挂上去时与取下来时色彩相差不能太大，因此，制作时也就特别讲究，着色时太淡不好，太深也不行。照片存在角度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只能如实反映，最多只能修修版。画像则不同，画本身把伟人的形象给理解化了，通过各种角度的照片考证、验证，观察，在画家的脑子里形成一个立体的形象，这样在绘画时就把照片上精到之处得到保留，照片在摄影上弥补不了的，绘画时都可以克服。这就是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画像不通过照片而运用绘画手法制作的原因。

1994年前的毛主席画像板由21块五合板和铝板制成，不仅易变形翘角，而且影响画像的整体效果。1994年，为迎接国庆45周年，在大规模粉刷、装饰天安门城楼的同时，对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也进行了更换。更换后的画板为一整块采用新工艺研制而成的平面玻璃钢，弥补了以前的不足，增强了画像的效果，使毛主席画像更加光彩夺目。

（本文作者朱彦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民盟盟员、陕西省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特约研究员，闫树军为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