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病逝。1月9日上午9时，正是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政治学习的时间。我是小组秘书，八点一刻就赶到固定的学习会场——政协礼堂第三会议室，不少委员已到，大家都沉默不语，神情恍惚。

学习组召集人（组长）于树德、王芸生把我召过去说，他俩已商量好，今天的学习会改为悼念周总理的追思会，已来不及向学习办公室报告，要我回办公室后补报。

于树德是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资格最老的主持人，自上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过半的小组学习会都由他和王芸生分别主持。他主动告诉王芸生：今天会议由你主持，我平时发言很少，我今天要说话。

申伯纯委员：眼泪夺眶而出，伏案痛哭！

1976年1月9日上午9时，王芸生（大公报社社长兼主笔）宣布：今天是无法形容的悲伤的日子，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了！我们几个召集人临时商定，暂停正常安排的政治学习内容，小组学习会改为悼念追思周恩来总理病逝。现在全体起立，默哀三分钟。

20多位资深全国政协委员都站立起来！我作为小组秘书，就站在王芸生和于树德的身边，二老让我看着手表，因为会场当时没有挂钟。一分钟后，就有不少委员掏出手绢，二分钟时听见捂着嘴的哭声。是爱新觉罗·溥杰和董竹君（上海锦江饭店老板）两位委员控制不住自己。这时主持人王芸生大声说：“请各位节哀，请坐下！”

王芸生接着说：“周恩来同志是国务院总理，又是全国政协主席。他的病逝是党和人民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震动中国，也震动世界！在座诸公都无例外地难以控制自己的悲痛！我们今天小组学习会临时改变内容，就是让大家痛悼他的离世，追忆他的功德，化悲痛为力量！现在请各位举手报名发言。”

王芸生话音刚落，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主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的副主任委员申伯纯第一个举手，并站起来说“我发言”！主持人王芸生让他坐下说，于树德补充说：“今天大家都心里难受，我们又都上了岁数，所有人发言都坐下慢慢说。讲不完下次学习会继续。”

于是，申伯纯坐下，缓了口气，说：“我同恩来同志同庚，我们都老了。我的老伴有失眠症，每天早上4点就开收音机听新闻，但我们各住各的房间，她从不干扰我。但今天早上4点多，她突然拿着小收音机，呜呜哭着推开我的房间门，开了灯，大声对我说：周总理去世了！我们一起再听了一遍哀乐和讣告，怎么也控制不住，老两口只有抱头痛哭了！到了7点前后进早餐，同住的孩子们一听也呜呜哭了，我们老两口又流了眼泪。他们都劝我，今天上午不要去政协参加学习会了。我说不行，大家心情一个样，还要提前去呢！这不，司机未到我就在门口等了。今天大家差不多都提前到会了。”

说到此，申伯纯还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同在座许多委员一样，或者老早就接触过恩来同志，或者早就在他手下工作过。我第一次见到恩来同志，是1936年12月12日发生震动中外的西安事变，我当时任西北军总部交际处处长，我想起那难忘的日日夜夜，想起恩来同志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丰功伟绩……”

说到此，申伯纯控制不住自己，眼泪夺眶而出，伏案痛哭！于、王两位主持人和我这个工作人员都走过去劝他。王芸生说：“申伯老先休息一下，下面由我们的资深组长于树老于树德常委发言。”

于树德委员：“他的为人、人格、品德，都是超常人的！”

大家各自落座，稍等了一会，于树德开始缓慢而清晰的发言。他说：“我认识恩来同志，可能比各位要早。远在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之前，那时我在天津法政学堂（天津大学前身）读书，他在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前身）上学。因为一块搞学生运动认识，一块成立中国最早的爱国青年团体之一——新中学会。后来我们又一块东渡日本留学，我读了3年大学，恩来同志那时名叫翔宇，在日本没有固定在一个学校，只待了一年就回国，紧接着他又勤工俭学去了法国。自此我们分开了一段时间。”

于树德的开场白，让情绪难控的小组会场平静下来，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同恩来同志的再次见面，是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1924年。国共两党能合作北伐，打倒军阀割据，实现国家统一，是当时的大事，大局一度非常好。……当时，恩来同志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他曾请我到黄埔军校讲课，是一次性的演讲。然而好景不长，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恩来同志和毛主席他们激流勇进，而我这个也算是老资格的同志却激流而退，退出了共产党，也退出了国民党，去做什么合作社事业，惭愧得无地自容……”

说到此处，于树德哽咽了，掏出手绢，停顿了一会。王芸生见状，说：于老先休息一下，我先说几句。于树德连连摆手：我再说一小段，就结束了。

于树德接着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和恩来同志联名请我赴京共商国是，但我真的惭愧呵！尽管我退党后只从事合作社事业，在政治上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但我脱离革命队伍这么些年，有什么资格赴北京共商国是？我一再推辞，但北京一直催我启程，最后我还是来了，住在北京饭店。恩来同志来看我，一见面就紧紧握住我的手，大声说：‘永滋兄（永滋是于树德的字）您可来啦，您没有忘吧，我还欠您300块大洋呢！’我只是激动，却一时想不起来。恩来同志又说：‘您帮助别人可以忘记，我是受惠者却不能忘掉！五四运动之前，在天津，您在法政学堂，我在南开中学。你我都想去日本留学，你从老家多方筹借到300块大洋，而我当时家里已断了对我的经济供给，怎么多方设法也筹不齐这笔款项。您有一天忽然急匆匆跑到南开找我，高兴地说法政学堂给了你一个公费留学名额，手上的300块大洋给我，我们就可以一起东渡日本了。我比你小5岁，我就当是大哥给的钱，不加推辞地收下了。从此你我天南地北，战火纷飞，见到面也还不上这笔钱。就是现在，本金加利息，不动用公款，我还是还不起呵！’我讲这件往事，到今年（1976年）已经半个多世纪了！我的意思是，恩来同志不仅为党和国家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奉献一生，而且他的为人、人格、品德，都是超常人的。他的去世，无论是于国于民都是无法弥补的大损失呵！我的话就讲到这里。”

申伯纯委员：“恩来同志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有一种光彩照人的魅力！”

申伯纯听了于树德的发言，神情平静了不少。主持人问他还要继续发言吗？申伯纯说：“刚才听了于树老的发言，我想再讲几句，只能是长话短说。关于西安事变，恩来同志的革命原则立场和多方谈判的超人智慧，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我写过《西安事变》一书，‘文革’前就出版发行了，有的同志可能看过，我今天不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是政务院（后改名为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又兼任全国政协主席。我先担任政务院秘书厅（即办公厅）主任，后担任国管局局长。1959年恩来同志在60岁以上的在京全国政协委员茶话会上，发出希望老人们撰写文史资料的号召后，在全国政协建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由历史学家范文澜任主任委员，从国务院系统调我到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党组成员，担任主管日常开展工作的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可以说解放后我一直有幸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工作，要说的话很多。我今天只说几句话，就是恩来同志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有一种光彩照人的魅力！能一下吸引所有在场的人，很少有人能同他相比。我因为在他手下工作，常常受到他的教导，特别是对我的多次批评，每次都让我心服口服且诚悦！我的话也就说到这里，若再多说细说，我又会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的，请各位原谅！”

杜聿明委员：“周恩来总理是我的恩师，更是我的再生父母！”

从1月9日上午开始，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悼念追思周恩来总理的活动每周都有，每次上午半天。1月15日人民大会堂召开周总理追悼大会的前一天，轮到杜聿明发言。

杜聿明是1959年12月第一批特赦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其时他不仅担任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多年，而且他还在“文革”前1964年12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政协会议第一次会议上，与溥仪、宋希濂、王耀武等6名特赦人员一起被推荐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当主持人于树德请他发言时，他左手拿着手绢，右手拿着发言提纲，再一次站起来，说：“为了表达我的极其悲痛的心情，请诸位允许我再一次起立为周总理的仙逝默哀一分钟！”没想到，他一站起来，全组20多人都站了起来。默哀毕，杜聿明分明地说：“谢谢！有劳各位陪我同哀！”

落座后，杜聿明控制自己的情绪，语气缓缓地说：“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快一周了。同诸位一样，这些天来我同老伴饮食不思，天天失眠，精神恍惚，眼泪也流干了，真像丢了魂似的！我的大女儿杜致礼和大女婿杨振宁几次打越洋电话，安慰我们二老，其实他们也很悲痛，强拧着要我们节哀！他们的几次电话，使我们稍有好转，但仍然驱不走这次遇到的平生最痛苦的事情！”

杜聿明接着说：“我今天的发言题目是：周恩来同志是我的恩师，更是我的再生父母！”

这天的小组会，宋希濓专门和杜聿明坐在一条大沙发上，这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因为平时小组会除了几个主持人为了便于商量事，才坐在一排沙发上，其他人都是随便就座的。杜聿明说：“今天我发言，宋公（宋希濂）特意同我挨着坐，因为在学习组里，我们有不少相似的经历。我要说的话，他会有同感。我比宋公大三岁，半个多世纪以前，我们都是中学生，同样出于爱我中华的火热的心，他从湖南，我从陕西，千里迢迢奔广东，考进了广州的黄埔军校，成了第一期的同学。1924年，那是国共合作最好的时期。刚入学时，主要是军事训练为主，政治部主任先后由戴季陶、邵元冲担任，只是挂个名，实际没有做什么工作。我们入学时，周恩来同志新调任政治部主任。到任不久，即在黄埔军校大花厅发表演讲，听讲者挤得水泄不通，我和宋公都在其中！时年不到30岁的周主任，不仅外表帅气，声音洪亮，而且从国内讲到国外，分析透彻，引人入胜。大厅里接连不断地响起热烈掌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后，黄埔军校才真正做到了军事与政治并重，使黄埔精神得到发扬，培养了一批人才，保证了国民革命军平定两广、挥师北伐，节节胜利！我和宋公还有许多黄埔同学，当时大多数都是20岁左右的中学生，后来能够挑重担、打胜仗，全靠这最早的学习和基础的确立，周恩来同志不就是我们的恩师吗？”说到这里，杜聿明停顿了一下，用手绢擦泪……

“使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在战犯改造所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十年后的1959年12月4日，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博大胸怀和改造罪人为新人的伟大政策，第一批特赦了我和宋公希濂及爱新觉罗·溥仪等战争罪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更没有想到的是，特赦后的第十天即1959年12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陈毅副总理和张文白（张治中）、章行严（章士钊）、傅宜生（傅作义）的陪同下亲切接见了我们，谈话两个多小时。我只讲一段周恩来总理讲话的开场白和他对我本人的极为亲切和细致的关怀。”

杜聿明喝了一口茶水，缓慢而有力地接着说：“周恩来总理同我们一一亲切挥手后，一落座周总理的开场白就说，多年后又同你们见面了，很高兴！今天在座的，除了傅作义先生，几乎都是30多年前的黄埔军校毕业生。那时我是你们的老师，在座的文白（张治中）先生也是黄埔教官。不管怎么说，学生走错了路，我们做老师的总是有责任的！文白频频点头，陈毅副总理则笑出声来。但我心里却不是滋味，明明是学生背叛老师，老师是恩师却怎么承担责任？容不得多想，周总理提高嗓音继续说：‘现在好了，历史已成了陈迹，你们走了一条大弯路，今天又走回来了，又回到人民的阵营，这叫殊途同归，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会场上立刻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回到了人民的阵营，这是多么崇高而中肯的评价，我们一个个听了心里乐开了花！周总理没有马上先作长篇讲话，而是一个个询问身体、生活和家庭情况，第一个询问的就是我。他说：‘听说你现在身体恢复得还可以。老伴和孩子都在台湾，有一个在美国？’我站起来回答，他摆手让我坐下。我回答道：‘感谢共产党毛主席宽大为怀，把罪人改造成新人的政策！在改造所通过学习和劳动改造思想，今天的杜聿明已不是昨天的杜聿明！我因为过去得病割了一个肾，只剩一个肾，体质差，常闹病。在改造所得到很好的照顾，干轻活，有病即治还常住院，还长期特供我每天喝牛奶！我有四个孩子在台湾，一个大女儿在美国。老伴曹秀清长住台湾，有时也去美国短住。’周总理当即回答我：‘你先给大女儿写信，让你老伴到美国长住拿绿卡，孩子们回不来，争取你老伴回国与你团聚还是有可能的。但人在台湾就不好办了。’我点头称是。接着周总理又问溥仪和宋希濂的具体情况，每个人都问到了。”

“后来的事，我就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办。”杜聿明情绪又激动起来，使劲控制住自己，接着说：“我先给美国的大女儿杜致礼写了信，老伴很快到美国住下来。也就一年多的时间，正是在周总理的亲切关心下，经过许多不认识的朋友的帮忙，甚至是冒着风险，引领我老伴先到欧洲旅游，然后秘密回到中国，到了北京，让我们分离十余年的老两口重聚，至今又在一起生活了16年。我们在海外的儿孙都非常高兴，经常来信来电话。特别是我的大女婿杨振宁是物理学家，得过诺贝尔奖，也爱中国，他和我大女儿杜致礼在我老伴回到北京后，已经回中国访问几次，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我本人1961年就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有工作岗位，有固定收入，居住条件也好。特别是到了1964年12月召开的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我和溥仪、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等人又担任了第一批全国政协委员，工资待遇翻了一番。我思前想后，没有周恩来总理我的恩师这样切实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各项政策，我杜聿明能有今天吗？所以我说周恩来同志不仅是我的恩师，更是我的再生父母！可是他今天却先我们而走，再也见不着他，听不见他的亲切教导了……”

杜聿明讲到此，终于控制不住，呜呜哭出声来。于树徳和王芸生两位主持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杜公你讲得好，先休息一下，要节哀！”

陆殿栋委员：突发脑溢血病故在会场

1976年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召开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政协直属学习组有一半成员出席了追悼大会。次日是政协直属学习组例会时间，因为头天刚召开了追悼大会，这次例会到会人员有近30人，由于树德和王芸生共同主持。

史良同志的丈夫陆殿栋委员给主持人打了招呼，由他第一个发言。

9时整，他打开笔记本，开始发言，没有任何异常。他缓缓地说：“从1月9日到今天，我们学习组已经召开了3次悼念追思会，今天是第4次了。真所谓人同此心，我每次到会都一字不漏地倾听诸位发自肺腑的发言，周恩来这个名字对我们每个人都太亲切太亲近了。我同诸位一样，这些天来日不思饭，夜不能寐！近几日为了准备自己的发言，经常半夜起来找材料、写提纲。特别是昨天夜里搞到凌晨近三点，老伴提醒我吃两片安眠药，明天上午要发言，我没有吃，结果通宵未睡着，但我匆匆吃了早餐，赶来开会了。周恩来总理的大名，解放前我在上海律师事务所工作，就如雷贯耳，仰慕他的英姿和阅历。解放后到北京任外交部条法司即原条约委员会任法律专员，就是周恩来总理任命的，他当时兼任外交部部长。后来我又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我到外交部条法司上班，他百忙中还找我谈了话。谈了什么暂且不表。我先从一件小事谈起，足见周恩来总理总想着别人包括下属的崇高品德和为人。当时外交部办公在东城外交部街老房子，我家住东总布胡同，上下班步行也就20分钟的路程，因此我通常都走路。有一天，我正靠右侧车道边步行回家，突然一辆小轿车停在我跟前，下来一个警卫模样的年轻人对我说，请陆专员上车。我先是一愣。因为道路窄，车门就在我跟前。我往里一望，是周总理坐在里边，他笑着招呼我上车。我上也不好，不上也不好，最后还是上去了，挨着总理坐在后座。还未等我说话，总理就说：‘陆先生，我看见你了。你家我知道，顺路的，送你回家。’我还没有回话，他又说：‘你每天上下班都是步行的？’我答：‘我家很近，我才40岁出头，走走路对身体有好处。’没有说多少话，我的家就到了。自此，外交部总务部门就通知我，上下班什么时间打个电话，派车接送我。就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中。而他、他、他、走了……”

讲到这里，陆殿栋委员突然语不成句了。作记录的我和主持人于树徳都注意到这一点，只见他满头大汗，涨红着脸，正掏出手绢使劲擦额头上的大汗。于树德看不对头，立刻说：“陆委员，先休息一会，先讲到这里，不要往下讲了。”同时让另一位小组秘书跑步到政协礼堂后门对着的机关大院医务室叫医生，让我赶紧给史良同志家和民盟中央机关打电话通报情况。

会议暂停，大家围过去看他，他还断断续续地说：没事没事……过一会就好……

政协机关的郑大夫赶到会场，她一看情况立即打电话给北大医院叫救护车，可能是脑内出血！一刻钟后北大医院救护车赶到，在第三会议室架床抢救，委员们在隔壁的第五会议室坐等，心情都十分紧张！

10分钟后，我在政协礼堂南大门接到由王健同志（民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公朴的女婿）陪同来的、时年76岁的史良同志，我和王健两边架着她走进第三会议室，她大声叫喊：“殿栋！殿栋！”但他已不能说话，只是大喘气，满头大汗不止。

医生决定，马上送医院！

等病人走了以后，主持人宣布，今天的会到此为止，各自回家，有消息办公室打电话告诉各位。其实到了北京医院，陆殿栋人就不在了。

两天后，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继续召开周恩来总理的悼念追思会。只是会议开始时，主持人又一次请全体与会者起立默哀，为周恩来总理病逝，也为在周恩来总理悼念追思会上病逝的陆殿栋委员。

（本文作者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传记文学作家。曾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政协报社副总编辑，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