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初，《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上刊登了一篇清末天津商人“赶大营”史实的口述回忆录，引起笔者极大兴趣。2009年，在天津西青区政协的积极呼吁和大力支持下，笔者与几位同仁先后用了十余年的时间到新疆等地找寻天津商人“赶大营”的足迹，采访他们的后人，收集当事人口述回忆资料、查阅清末民初各种涉及西北见闻的个人著述、笔记、日记等，最终把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重新展示出来……
“三千货郎遍天山”
1875年5月3日（清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朝廷发布圣旨，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择日西征，消灭阿古柏分裂势力，收复新疆。为保证军队日用生活所需，西征军肃州大营发布招募令，号召各地货郎商贩前往肃州大营随西征军贩售生活用品。
这一年天津地区遭受旱灾，前几年曾为左宗棠军队运送物资去过西安的杨柳青船工安文忠，此时正为粮船遇风翻覆、血本无归、生计无着而愁眉不展，听到这个消息，他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几年前他在西安交卸物资领到工钱后，曾随同几位当地商贩挑担到庆阳等地的清军大营做了两三年生意，获利颇丰。因为当时在西北作战的军人兜儿里不缺银子，缺的是有钱买不到生活用品，因而随军做生意很容易赚到钱。于是安文忠打定主意再去大西北随军售货。
几天后，安文忠带上七八位年轻同乡和自家兄弟，挑起小担踏上西行之路。他们风餐露宿，从每天挑担徒步行三四十里逐渐到百八十里，从渤海之滨的家乡一步步走到肃州大营，加入了随军西征的商贩队伍。随后又有大批杨柳青及各地商贩到达肃州，有史料称，至西征大军进新疆前，肃州已有天津杨柳青商贩500余人，他们成为首批“赶大营”商人。
这种招募随军商贩的做法，早在清康熙征准噶尔时已经出现，但不成规模，商贩也比较松散，来去自由。到清同治年间新疆塔城、伊犁等地被叛军围困，军费物资吃紧，朝廷曾命绥远将军招募口内商贩向伊犁等地急运粮茶等生活用品，以解燃眉之急。于是一些商贩担起货担随军贩售，以谋生计。
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些商贩，肃州大营给他们颁发了随军“路票”（营业执照），并在离军营一里之外划定了“买卖圈”，商贩可凭“路票”售卖商品，路遇空行军车也可凭“路票”搭乘，甚至可以免费住驿站。
赶大营的商贩们所售卖的生活用品，从毛巾、绑腿、鞋袜到跌打损伤药品，很受欢迎。他们追随着西征清军大营前进，军行则行，军住则住，从北疆到南疆，军队打到哪里他们就追随到哪里，故而人们将这些商贩称为“赶大营”的，杨柳青人又称之为“赶西大营”。
刊登在《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上、写于1964年的“三亲”史料《天津帮经营西大营贸易概述》，作者王鑫岗、郭希斋、李默芗三人都是当年“赶大营”的亲历者，他们以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较为全面、翔实地讲述了自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天津商帮在新疆创业及兴衰的历史概况。文章中写道：
天津城西三十里的杨柳青镇，地近通商大埠，做小买卖为生的人甚多，尤其多幻想去外地寻求生财之道。当年这里曾流传一句谚语：“十事九不成，只有赶大营。”这些在家乡无以谋生的人，便离乡背井，踏上赶大营的道路。当时交通阻塞，去新疆路途遥远，川资浩繁。赶大营者，只得求亲友或变卖什物，凑足几两、十几两的资本，买些妇女用品，如针线、毛巾、鞋袜、小孩用品之类的小商品，担着两个小篓，徒步而行，所以当时又称这些人叫“担小篓”的。他们沿途经各省城镇，边行边售，并随时进货，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跋涉才能到达新疆境内。
在新疆的销售对象主要是军队士兵。当时伊犁惠远是清朝将军的驻防地区，那里有一部分“老满营”（满族八旗兵丁），是赶大营的主要顾客。迨后去者日众，有一去数年或十数年不归者，家属则前往探望，遂有“家眷车”，又谓之“走大路”。……“家眷车”亦兼揽携带货物的乘客，客商置货物于车上，随车步行。乘者在杨柳青西渡口或中渡口登车，送行者无不流泪惜别，盖此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家。当年天津人赶西大营的贸易，就是这样开始的。
这段文字非常生动地勾勒出早期杨柳青商贩赶大营的起源。
关于天津商帮在新疆的情况，抗战时期曾任新疆文化协会会长的茅盾先生在其所著《新疆见闻杂记》（桂林文光书店1943年出版）有一段记述：
新疆汉族商人，以天津帮为巨擘。数百万资本（抗战前货币之购买力水准）者，比比皆是。除迪化有总店、天津有分庄而外，南北疆之大城市又有分号。新疆之土产经由彼等之手而运销于内地，复经由彼等之手，工业品乃流入于新疆。据言此辈天津帮商人，多杨柳青人，最初至新省者，实为左宗棠西征时随军之贩，当时称为“赶大营”。左公西征之时，规模异常远大，大军所过，每站必掘井，掘井得水必建屋，树立小小之市集，又察各该处之土壤，能种什么即种什么。当时“赶大营”者，一挑之货，几次转易，利即数倍，其能直至迪化者，盖亦颇有积累。其魄力巨大者，即由行商而变为坐庄，据言此为今日新疆汉族巨商之始祖。
前往西北赶大营的人越来越多，逐渐形成规模，以后演变为持续不断地前往新疆从事商贸的活动，并出现“移民潮”，因此有人将前往新疆经商的人称为“跑大营”的，而将定居新疆从事商业的杨柳青人称为“大营客”。据日本人奥村荣、山本斌1936年所写《关于杨柳青商人在新疆的活动》调查报告记载：至民国22年（1933）“新疆的杨柳青人大约有5000人，多是在天山南北两路主要都市经营商业活动。大体上，北路有3000人，南路有1500人。”所以当时新疆有“三千货郎遍天山”之说。这里所说的5000杨柳青人是指直接从事经商者，未包括其家属。“赶大营”的兴起促进了新疆的商品流通，使战后新疆经济得以快速恢复振兴。
战事结束后，赶大营的杨柳青人并未返乡，而是扎根新疆，创业发展。随着新疆社会的稳定，各地商人不断前往新疆开拓市场，天津商人更是携家带口前往新疆，从而形成了“天津商帮”（也称直隶帮、平津帮）。
由于天津商帮的崛起，大量商品源源进入新疆，零售商品供应充足，打破了沙俄洋货垄断市场的局面。曾在日军部任职的日野强在其《伊犁纪行》中写道：
天津商人向新疆贩运货物时，多取道张家口走戈壁地带，这条路的险阻困难，是人所共知的。而天津商人的豪气与勤勉，也是其他汉族或满族人无法企及的，……如果没有天津商人，新疆的商权必定完全被俄国商人垄断。
“百艺进疆”
“赶大营”兴起时，天津已是开埠城市，是北方“洋务运动”中心，因而工业文明的新事物、新理念层出不穷，与商品经济尚欠发达、生产关系较落后的新疆相比存在明显落差。
大批天津人进入新疆带来了不少新鲜“玩意儿”，既有新商品也有新的文化理念和生活理念，对当地产生较大影响。例如奇台县天津籍女学生穿着短运动衣参加运动会，被当地一些人认为“有伤风化”，但当她们在省运动会上得奖而归时，又受到热烈欢迎，从而改变了当地人的观念。
在新疆的天津商人家每逢年节必遵循家乡习俗，各种规矩也都按家乡礼数，代代相袭。津商家里要求子女在家必须说杨柳青家乡话，所以至今很多赶大营后人说话还有杨柳青口音。津商有尊老的传统，见长辈说话必先称“您老”然后叙话。津帮内的鳏、寡、孤、独一律由同乡会（或商会）安置托老，这些习俗规矩都很受外帮人羡慕。
赶大营到新疆的天津人成分比较杂，除了经商的也有耍手艺、卖苦力的，还有一部分是种园田的。杨柳青因地处“御河”（南运河）畔，除经商者多外，农民多以种菜为生，素以“御河沿儿青菜”而出名。有些菜农到了新疆后便在城郊租地种菜。当时新疆本地除了皮牙子（洋葱）、土豆、胡萝卜、圆白菜外，没有其他应季应时蔬菜。气候原因是一方面，但更主要的是技术问题。因而天津人从家乡带去各种菜籽，开菜园子种菜，解决了当地人吃不到新鲜时令蔬菜问题，这是赶大营天津人在“百艺进疆”中一个突出的成果。
当年在乌鲁木齐有名的天津菜园子，有任成与任海兄弟二人创办的任家菜园，李国瑞创办的李家菜园，贾万盛创办的贾家菜园等，其中经营时间最长的是任家菜园，传承了六代人。至今奇台、惠远等地城郊还有少量从事种菜的杨柳青后人，这些菜农以此为业代代相传。1916年奉财政部之命到新疆考察的特派员谢彬在其《新疆游记》1917年4月9日日记中写道：“迪化蔬菜品类繁多……津人以艺唐花之法，冬月掘地为之窟，播种其中，微火烘之，取苇秆密护四围，上覆芦箔，以御风雪，俟春融冻解，则移植畦间。故春初之菜，无不应时入市，且所治町畦，整洁有序，湘鄂之民，皆弗逮也。”此段文字清楚地记述了杨柳青人在乌鲁木齐用育秧之法种菜的情况。育秧种菜技术在新疆广为推广后，改变了新疆难以吃到新鲜蔬菜的状况。
今天，在离大海最远的新疆会烹饪海鲜，最初也与天津人有关。天津人的绰号是“卫嘴子”（今谓“吃货”），爱吃海鲜是出了名的。天津有句脍炙人口的俗语：“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意思是到了吃海鲜的季节，就是把家产当掉也要买海货（鲜）吃，不算败家。左宗棠率军西征时，他的部下以湘军为主，为了能吃上鲜鱼，湘军士兵特意挑着鲜鱼随军出征。河鱼好养，有水就能活，但海鲜出水便死，所以渔民多把海鲜晒干，成为干海货，吃前先将其泡发后才可烹饪，但泡发海鲜也需要一定技术。赶大营津商首富同盛和周家，为了能使在新疆的达官贵人、阔豪富贾能吃上海鲜，每年都要从天津“八大家”之一的卞家经营的隆昌海货店采购大量各种干海货运到新疆，成为各大饭店和官宦富贾家的抢手货。据统计，清末民初仅同盛和一家每年运销新疆的海参、明骨、鲍鱼、鱼翅、干贝、唇肚等干鲜海货，就达300驮之多（每驮280斤）。
当年在远离大海的新疆能吃到鲜美海味，津商功不可没。
最早的 “亚欧大陆桥”
在近70年的时间长河里，从渤海之滨伸向新疆西北边陲，甚至到了塞米巴拉金斯克（今哈萨克斯坦北疆城市），“安文忠们”挑着担子，用自己的双脚沿着古丝绸之路奔走着，走出了一条中国商业史上国内最长的商路，成为中国最早的“亚欧大陆桥”。
这条商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进出新疆的人流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在明清驿道路线基础上做了“加密”（增加打尖住宿点位）的赶大营路线，有留存的“路单”（即里程书）为凭，这条路线主要是徒步或乘马车，到乌鲁木齐需6个月以上。二是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车后赶大营商人、政府官员等乘火车进出新疆的路线，当时人们称为“坐俄台”（清末人们把火车、汽车称为“台车”）。这条路线单程约需25天。
另一类是进出新疆的物流路线，这条路线主要是驼队运货路线。京张、京包铁路开通前，驼队从北京德胜门外半壁店出发，经张家口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向北到百灵庙，然后沿今日中蒙边境向西行进，或从今甘肃马鬃山北面红石山入境，向西经明水进入新疆；或从新疆巴里坤老爷庙入境。
这条驼运路线总称绥新驼运路线，或绥新驼道，基本上是在渺无人烟的戈壁沙漠中行走，从呼和浩特或包头到新疆奇台单程约三四个月。驼队之所以走没有人烟的沙漠戈壁，主要是为了躲避土匪抢劫和多如牛毛的税卡敲诈勒索。绥新驼道在沙漠戈壁中没有固定道路，只要知道起点、终点和途中的水源地即可。
今天所见到的驼道路单上有的还标注着水源方位、水量多少、口感等等。笔者曾按图索骥大致走了一下“赶大营”人流和部分物流路线，发现路单上所有的地名几乎都依然存在！而且路单中所标注的陕西邠县（今彬州）有“花果山水帘洞，大佛寺”，居然也存在，只是水帘洞因前些年开矿而消失了。
当年赶大营人流传着一段小调：“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往前看是戈壁滩，往后看是鬼门关，出关容易进关难。”当年出了嘉峪关经星星前往哈密这段路，被人们称为“八百里瀚海”，这段路干旱缺水、渺无人烟，令人生畏。这段路有不少地名有水、泉、井字，其实不过是一些苦涩的旱井水，难以下咽。有不少赶大营人因体力不支而在这条路上倒下，遇到这种情况，同伴将其掩埋后做上记号，以便日后有人回天津路过时将其遗骸带回家乡。
早期天津赶大营人客死新疆后，是与收复新疆时战死的湘军将士安葬在一起的，墓地建有左公祠。当年只有天津赶大营人的墓地建有左公祠，这是对他们为收复新疆过程中所做贡献的褒奖。
1933年后因新疆政局变化，进出新疆的关口道路被封锁，商品流通受到阻碍，活跃了数十年的“赶大营”商路逐渐走向衰落。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盛世才完全切断了新疆与关内的往来，同时为掠夺财富，他以“通共”等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将一些富商投入监狱，疯狂敲诈勒索商人，给津商带来了毁灭性打击。蓬勃发展了近70年的“赶大营”商贸活动从此画上了句号。
据新疆有人统计，至今赶大营人后裔在新疆仍有50余万人。
（本文作者为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原专职副主任、天津市口述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现为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