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其中，龙的历史底蕴深厚，可追溯至八千年。随着龙文化相关考古材料不断问世，中华民族“龙的传人”的身份来源及其丰富内涵得以揭示。

本刊特邀请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族博物馆党委委员、副馆长郑茜及中国民族博物馆助理馆员赵振烨、曹美丹为您讲述文物中的龙故事。

龙文化的多元起源

最早的“龙”形象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这与中华民族孕育起源的阶段相吻合。1994年，辽宁省阜新市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发掘出距今约8000年的大型石堆塑龙，身长约19.7米，宽约1.8-2米。龙身由红褐色石块堆砌而成，龙首上昂，龙口微张，背部拱起，尾部也仿佛在来回摆动。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龙形象之一。

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距今约6400年的龙虎图案，该图案由蚌壳精心摆塑，其中虎形图案居左，龙形图案居右，龙头北面东向，昂首弓背，四足长尾，尾呈摇摆状，宛如遨游于苍穹之中。

安徽凌家滩出土过一件距今约5500年至53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阴刻龙首形玉器。长径4.4厘米，短径3.9厘米，厚0.2厘米。吻部突出，首尾相接，龙头生有长角，脑门阴刻呈皱纹状线条，须、口、鼻、眼刻画清晰，脊背阴刻规整的圆弧线，连着弧线两侧面对称阴刻17条斜纹，宛如龙鳞。凌家滩玉龙造型优美，刀法简练，整体形态已具备龙的基本特征。根据《说文》记载，“龙子有角者”称为虬龙，《广雅·释鱼》亦提及：“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虬龙，无角曰螭龙”，而虬字还含有弯曲之意，虬龙即为盘曲身体、头部生角的龙。故而此件玉器可能为虬龙的早期原型。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曾出土过一件距今5000年的红山玉龙，高26厘米，雕工精细，选材优良。为半环形，兽面蛇身，嘴巴突出，头上还长有长鬣毛，神态栩栩如生，形体酷似甲骨文中的“龙”字，背部的孔设计巧妙，用绳子吊起来，龙头和龙尾正好处在一条水平线上。这件被考古界誉为“中华第一龙”的红山玉龙，充分印证了中华民族“龙的传人”身份，对探究中华龙文化的发展序列有重要意义。

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距今4300年至3900年的彩绘龙纹陶盘，盘口直径40.7厘米、底径15厘米、腹部深7.8厘米、盘体整体高9厘米，沿宽1.8厘米。龙头部似鳄鱼，较为凶猛，口中吐出一条类似禾苗形象的舌头。身上有象征鳞片的斑块，尾部似蛇一样卷起。

出土于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的龙形牙璋，是夏王朝的核心礼器，被人们赋予祈求丰收的意义。长48.1厘米，呈扁薄长条形，柄部有孔，前端有形状各异的刃，在璋身与柄部相接处的两侧边缘，有凸起的扉牙，扉牙形象龙形化，似张着嘴的龙。据专家学者研究，牙璋本身便与史前时期华夏先民的“龙蛇”崇拜密切相关。牙璋出现最早可追溯到黄河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的海岱地区，后随着文化大交流向西、南传播至陕西、河南、成都等地，最远甚至抵达香港等地区。

由此可见，早在远古时代，龙便已经成为中华先民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结合考古资料及文献记载来看，中华龙文化的起源呈现出多元性特征。从原型来看，主要有云、闪电、龙卷风、松树、蛇、鳄、蜥蜴、鱼、鲵、马、牛、猪、鹿、熊、虎、蚕、蛴螬等等，这既体现了龙的神性的变化，也反映了龙的地域性差异，显示出中华文明的多元起源特点。

龙的形象在历史长河中逐步演变，这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历程紧密相连。夏商周时期，龙的形象也以多样化的面貌活跃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战国时期，五方之民共天下的格局逐渐稳固；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正式形成。这也为不同地域的龙文化提供了更多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空间，在此基础之上，龙的形象也逐渐趋于统一，即如东汉思想家王符所说：“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此时“龙”的形象也被更广泛地运用在各种器具之上。

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出土于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的战国时期的《龙凤仕女图》帛画，纵31.2厘米、横23.2厘米。在这幅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帛画上绘制了龙凤合体引导墓主人灵魂飞升的情景。一只振翅腾空、夭矫起舞的凤鸟，一条弯曲细长、扶摇直上的神龙……说明此时楚国不仅从一个偏安丹阳之隅、不足百里的蕞尔小国，发展壮大为问鼎中原、饮马黄河的战国七雄之一，其文化信仰中除了楚人崇拜神圣凤鸟外，也开始融入华夏龙的意象。这件帛画见证了战国时期楚人凤文化与华夏龙文化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展现了先秦时期楚人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所作出的巨大历史贡献。

现藏于河北博物院、出土于河北省平山县一座战国中期墓葬中的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通高36.2厘米，边长47.5厘米，重18.65千克。据考古学家证实，这件结构复杂、工艺精湛的随葬品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的器物。方案座底部以两雄两雌跪卧的梅花鹿为四足作支撑，体现了游牧文化的审美特色；中层以极为精巧的设计造型、穿插组合着在华夏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四龙四凤图案为案身，连接底座和承托桌案。四龙独首双尾，上吻托住斗拱，双尾向两侧盘环反勾住头上双角，四凤双翅聚于中央连成半球形，凤头从龙尾纠结处引颈而出。这件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受商周青铜文化的影响而又具有游牧族群的文化特征，充分反映了先秦时期北方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高度融合。

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院的汉代龙首青铜灶，是目前考古发现体量最大、级别最高的龙首青铜灶。灶的整体造型为龙头船形，主体由甑锅、釜、灶门和烟筒等组成，灶面附有三釜，一大二小，大釜上有甑。甑，是古代的蒸食用具，底部有许多透蒸气的孔格，置于鬲上蒸煮，如同现代的蒸锅。高耸的烟囱，在造型上采用了中华民族象征吉祥的龙形符号，功能上还具有吸风拔火、提高火力的作用，设计堪称精巧。这件龙首青铜灶具有典型的中原风格，却出土于长城以北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体现了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之下多民族杂居、游牧地区与农耕地区之间日常化、生活化的交融与互动。

隋唐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发展，这时龙的形象也更加丰满、飘逸，龙角近似鹿角，毛发向后披散，爪三趾，有背鳍，有双翼，腿部丰满。身躯笔直，龙爪强壮，整体呈现出雄壮而威武的形象。

宋辽夏金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在中原地区建立王都或陪都。随着他们对中华文化认同的不断加强，他们对龙的形象认知也逐渐向中原龙形象靠近。

现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的金上京铜坐龙，是金朝迁都北京前，女真人对龙的形象的理解。这尊铜坐龙通体为黄铜铸造，高19.6厘米，重2.1千克，集犬、蛇、鹰、狮等生物形象和特点于一身。有学者认为该铜座龙大致为坐辇上的装饰物品。而这样独特的龙形象，与女真人的游猎生活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现藏于首都博物馆的金中都铜坐龙则见证了女真从上京迁都中都、开启北京千年之都的历史进程，同时也反映了来到中原的女真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深深融入。这座铜坐龙出土于北京市金中都宫殿区遗址，质地为铜，通高24.5厘米，昂首闭口，弓身踞坐。头顶独角，桃形耳，头顶的鬃毛向后一直延伸到脊部。眉上扬，目圆睁，吻部较宽，颈部细长，向后弯曲。龙身肩部前弓，双前腿直立，肘部微后曲，爪部突出，双后腿曲踞后向前平伸。双股尾上翘，尾端缠绕后呈火焰状。与前一尊铜坐龙相比颈部的鬃毛更平整，近似于马的鬃毛，吻部鹰的特点也被弱化，整体形象与我们现今的龙形象相差无几。

龙的起源与演变过程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道路，蕴涵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活实践。在这其间，还形成了众多关于龙的民俗活动，如在龙王庙前祭祀祈雨等，这都是官方和民间的重要活动。除此之外，龙舟竞渡遍布中华大地，“屈原杯”龙舟赛被列入体育比赛项目，苗族独木龙舟赛、中山石岐龙舟赛、傣族龙舟赛、白族龙舟赛等也成为每年盛大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传统体育项目。另一种源于龙文化的民俗活动——舞龙，也在历史的发展和演变中，逐渐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创造、共同享有、共同传承的民俗生活，如侗族舞龙头、布依族耍龙灯、苗族的舞龙灯、瑶族的舞火龙、土家族的舞草把龙等。

今天，龙的精神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使命，中华儿女也将汲取龙文化的精神力量，做到心心相系、团结奋进、开拓创新，助力中国这条巨龙的腾飞。

（本文作者郑茜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族博物馆党委委员、副馆长；赵振烨、曹美丹系中国民族博物馆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