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30日，新中国成立在即，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海外华侨无不欢欣鼓舞、积极响应。中共中央诚挚电邀海外华侨代表人士回国参政议政，并在新政协中把海外华侨单独列为一个界别。

海外华侨领袖带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情，不远千里万里，冲破波诡云谲，奔赴新政协、共商国是，投身建立建设新中国。

缘起：团体名称变迁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给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复电，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和全国各界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事宜。

当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局、香港分局并告吴克坚、潘汉年电：中央将于新华社广播各民主党派来电及毛主席复电，要求这次应正式向民主党派征询意见，并将征询推广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欢迎他们来解放区商谈和进行准备工作。

9月20日，周恩来亲拟77位民主人士名单，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告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上海局，务必将司徒美堂、陈嘉庚等民主人士安全地护送到解放区。

最初，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中，有一个界别：“南洋华侨民主人士”，1948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高岗、李富春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举行第二次会谈，会议提议将“南洋华侨民主人士”改为“海外华侨民主人士”。11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答复，同意将“南洋华侨民主人士”改为“海外华侨民主人士”，其代表人物则应以南洋为主，因南洋华侨响应“五一口号”者最广最多。

1949年6月15日至6月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隆重召开，6月16日审议通过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中，将“海外华侨民主人士”正式列为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23个单位之一，同时通过的《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各单位代表名单》确定7位海外华侨民主人士为筹备委员，即陈嘉庚（南洋）、司徒美堂（美洲）、陈其瑷（美国）、戴子良（马来亚）、费振东（印尼）、暹罗（泰国）华侨民主人士（因事未能出席）、庄明理（马来亚），其中陈嘉庚为筹备会常委。

推举陈嘉庚为华侨首席代表是众望所归，但陈嘉庚以“不会说话”为由婉拒，周恩来诚恳地说：“嘉庚先生，华侨首席代表您不当，能请谁来当呢？您德高望重，这又是建国大事，您不懂普通话不要紧，有庄先生（指经常伴随他的好友庄明理）翻译嘛！”又说：“语言不通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翻译来解决，最要紧的是大家的心要能够相通。”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召开，大会将“海外华侨民主人士”定为“国外华侨民主人士”，正式代表有陈嘉庚、司徒美堂、陈其瑗、戴子良、费振东、蚁美厚、缅甸华侨代表1人（徐四民）、黄长水、日本华侨代表1人（刘明电）、刘思慕、李铁民、周铮、侯寒江、庄明理、赵令德等15人，候补代表林棠、张殊明2人；其中，陈嘉庚和司徒美堂为主席团成员。

华侨代表的出席体现了华侨是新政协的重要组成部分，表明了中共和毛泽东对海外华侨工作和诚邀他们参与新中国建设的高度重视。法国巴黎《华侨时报》评论认为：“四十五单位代表，海外侨胞居其一，代表名额十五人，证明新政协非常重视海外华侨”。

归途：辗转万里归国路

新中国已曙光初现，侨居各国的民主人士接到邀请后，纷纷决定放弃国外优越生活，从世界各地集聚香港，准备北上参加新政协、奔赴“建国之约”，投身建设新中国。但从香港到东北或华北解放区，中间大片国统区被国民党严密封锁，相对而言，冲破港英政府阻挠破坏和台湾美蒋海空军的干扰拦截，走海路风险更小一些。于是，中共香港分局决定租用外国轮船，设法穿过敌人的海上封锁线，分期分批护送民主人士秘密北上。

1948年12月，陈其瑗与李章达、陈劭先、陈此生、卢于道、千家驹、夏康达、林植夫等8人同行，离港北上到达烟台，转赴河北李家庄，待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后，开始向北平汇集。

1949年3月21日，费振东搭乘悬挂挪威国旗的“宝通号”从香港起航，直赴天津。“宝通号”是客货两用轮，由于客房不多，特地在大舱和甲板上安设了两百张帆布床。这次航程，船上既有民主人士，也有文化艺术界人士及德达学院的50余名学生。船上还有：周新民、刘王立明、杨子恒、曾昭抡、李伯球、罗子为、谭惕吾、黄鼎臣、严济慈、杜君慧、周鲸文、阳翰笙、史东山、臧克家、张瑞芳、丁聪、徐伯昕、薛迪畅、胡耐秋、狄超白、郑坤廉等。中共香港工委文委书记冯乃超带队。3月27日，他们安全抵达天津塘沽港，在天津停留两天后转赴北平。

1949年5月5日，陈嘉庚和庄明理、张殊明等人乘英国邮轮“迦太基”号回国，新加坡各社团在码头欢送；5月9日抵达香港；5月28日换乘“捷盛轮”继续北上，沿途，他们通过收音机了解国内时局，为人民解放军取得的新胜利欢欣鼓舞。6月3日，抵达天津大沽口，下船时受到热烈欢迎，并对各报记者发表了讲话。已就职中共中央统战部的连贯受周恩来委托，专程到天津迎接。6月4日，陈嘉庚乘中共特派的专车到北平，受到林伯渠、李维汉、董必武、叶剑英及先期到达的李济深、沈钧儒、彭泽民、蔡廷锴、邵力子等民主人士和200多位华侨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

1949年6月，蚁美厚从曼谷乘机到香港，香港振利成行、新加坡华侨银行以他是赴香港做生意等理由担保，争取港英当局同意其在香港逗留7天。随后通过巧妙安排，蚁美厚化名陈义民，于6月15日深夜登上了客货两载的外轮“挪威号”，并以轮船二副身份，来应付国民党军舰的搜查。为安全起见，“挪威号”由南海出发后，夜间熄着灯火悄悄穿过台湾海峡，经东海驶入黄海，一周后到达已解放的青岛，因患肺炎他在青岛休息4天后乘火车到济南，两天后再由济南乘火车前往北平。

1949年8月9日，司徒美堂与其秘书司徒丙鹤乘飞机从纽约出发，8月13日抵达香港；8月28日，乘坐太古公司的“岳阳轮”北上，同船的还有李星川、黄琪翔、李承儒等人。当时香港的政治空气很紧张，但他依然按照原定计划，经台湾海峡漂流北上。一路上，他们几次碰上迎面驶来的国民党军舰，但都还算“客气”，没有前来纠缠。六天六夜后平安抵达红旗飘扬的天津塘沽港口，司徒美堂的心终于踏实了；次日早饭后即坐火车转往北平。

1949年8月11日，华东野战军发起渡海作战，解放了长山列岛，在国民党军队对渤海湾的封锁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1949年8月底，刘思慕、李铁民与胡子昂、曾昭森离港北上，在山东石岛登陆，经青岛、济南到北平。

黄长水因抗战胜利后在香港经营“泉昌公司”，同时竭力筹组北上服务团，多次用船载运汽油、柴油、卡车、西药、橡胶、轮胎和纸张等解放区缺乏的物资到天津塘沽港，缓和了解放区的物资供应紧张，对路线较为熟悉，他于1949年9月21日顺利到达北平。

共聚：献侨智 发侨声

新政协筹备会下设六个小组，其中，陈其瑗在第一小组，任务是参与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后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各单位的代表名额；戴子良在第二小组，任务是参与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后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费振东在第三小组，任务是参与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后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陈嘉庚在第六小组，任务是参与拟定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

1949年6月15日至6月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隆重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和陈嘉庚分别致辞。陈嘉庚在致辞中表达了广大海外华侨的心声：“不久全国解放，民主政府成立，华侨在海外地位也可提高，华侨对祖国的愿望快实现了，海外华侨听到新政协筹备会成立的消息，一定非常高兴。”表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由我们二十三个单位负担，责任实在非常重大。”他提出的“选择新政协代表，却应十分审慎，否则宁缺毋滥”的建议，得到筹备会采纳。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与会华侨代表与社会各阶层代表共同谋划新政府的共同纲领、国旗国徽、组织原则等重大事务，积极为新中国的立国基础和制度框架出谋划策。在第一天的开幕式上，司徒美堂代表国外华侨民主人士发表讲话，他慷慨激昂地表示:“协助政府把自己的祖国搞好，这是我们华侨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讨论共同纲领时，司徒美堂提出“便利侨汇”意见，“为大会所接纳，写进共同纲领去”。

陈嘉庚在代表国外华侨民主人士对人民政协《共同纲领》、政府《组织法》等草案发表意见时说：“基于上述认识和信念，本席代表国外华侨民主人士以及爱国侨胞对这三个草案毫无保留地予以接受。通过之后，并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努力促其实现”，他提出的引致侨胞回国投资案、救济华侨失学儿童案、设立各地华侨教育领导机构三件涉侨提案，全部被大会接受。这些提案和建议为推动建国初期及后来一个时期，东南亚和美欧等国家的华侨华人大量回国，投身新中国建设，保护海外华侨的权益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政协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

1949年9月30日，大会进行选举，共选出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80名，其中陈嘉庚、司徒美堂、戴子良、蚁美厚、庄明理、费振东6名国外华侨民主人士代表当选为委员，陈嘉庚当选为常务委员；陈嘉庚和司徒美堂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焦点：国号国旗之议

1949年9月25日深夜，司徒美堂收到周恩来、林伯渠两人联名的午宴请柬：“9月26日上午11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务请出席。”收到邀请的主要是二三十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包括张元济、何香凝、周致祥、符定一、马寅初、徐特立、吴玉章、张澜、黄炎培、简玉阶、陈叔通、沈钧儒、陈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张难先、郭沫若、茅盾、车向忱等。

周恩来在宴会开始时说：“今天请诸位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来，是想听取各位长者的意见。我国有句古话叫‘就教长者’。各位看见《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对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我就此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率先发言的黄炎培、何香凝主张保留“中华民国”的简称，认为中华民国是孙中山革命的一个成果，是用许多革命烈士的鲜血换来的，留个简称很有必要，政协会议三年一届，三年后再去掉并无不可。

司徒美堂听了秘书司徒丙鹤的口译后，站起来要求发言，他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另有看法。理由是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做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马寅初、张澜、陈叔通、车向忱、沈钧儒、陈嘉庚等均赞成司徒美堂的意见。周恩来把这些意见综合后送政协主席团参考，后来主席团作出决定，把括弧内“中华民国”这个简称删去了。

1949年7月初，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六小组决定面向全国发出征集国旗、国徽和国歌词谱的启示。陈嘉庚一直很关心国旗方案，他向大会提议：“国旗是国家的象征，选定之后，制作务必严肃认真，甚至用什么颜色、布料，都要作严格的规定，须由政府指定的专门工厂生产，有统一的规格，以示庄重”，提议得到一致认可。他畅谈了对国旗图案的设计构想，诸如特征、式样、颜色、图像、象征的意义等，表示“作为未来新中国国民的一分子，我也应积极参与国旗的制定”，作为应征者，陈嘉庚几经修改后提交了自己的国旗设计样稿——镰刀斧头旗。当时，郭沫若设计的五星红旗备受瞩目、得票很高，但在国旗中间加入一条横杠的提议引发争议。张治中担忧此举可能会让人误解为分裂国土，百姓可能会把它与《西游记》中的金箍棒联想起来。同样，陈嘉庚强调国旗上的政权特征比地理特征更重要，他反对在国旗上加一条象征黄河的横杠。

1949年9月23日，审查委员会讨论时，大家比较倾向于一位名叫曾联松的普通职工设计的复字32号五星红旗方案，其图案中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小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四个阶级，但同时大家认为四个阶级的提法不妥，争论较为激烈。在25日的讨论中，毛泽东拿着放大了的五星红旗图案说：“大家都说这个方案好，中国革命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我看这个图案是较好的国旗图案。”陈嘉庚接着说“我完全同意毛主席讲的复字32号国旗方案”，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也表示“我觉得32号图案很好，多星代表人民大团结，红代表革命，表示革命人民大团结”。随后其他人也相继发言赞同，五星红旗的方案最终得到通过。

缺憾：游子何故不还乡

虽然绝大多数国外华侨民主人士代表都如愿返回祖国参加了新政协，但还有一些代表因各种原因遗憾缺席。

缅甸华侨代表徐四民、日本华侨代表刘明电，中共中央出于对其所在国环境及对他们亲属安全的考虑，当时没有公开他们的名字，在新政协大名单上是空缺。

1949年10月2日，徐四民率领缅甸华侨云集仰光，在全世界非社会主义国家升起了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1952年4月21日至7月29日，徐四民作为团长率缅甸华侨回国观光团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受到解放军总司令、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的热情接待；1954年，徐四民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64年7月全家移居北京，并担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1976年9月移居香港；1977年，创办香港《镜报》月刊；历任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回归前任港事顾问、香港特区预委会及筹委会委员及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1997年获香港特区政府颁发大紫荆勋章。刘明电是台湾第一位专攻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曾参与创立《台湾新民报》，1935年因深耕犁事件遭日本当局羁押，携眷离台旅日，1939年参加推动反对“台湾米谷移出管理法案”，与吴三连、杨肇嘉被称为“米管案三勇士”，“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刘明电谴责国民党，并开始与郭沫若、廖承志等人公开来往；1948年10月16日，刘明电在日本东京成立亲中共的统一战线团体“华侨民主促进会”，并任会长，公开支持中国解放事业，引领日本侨界的态度；新中国成立后，刘明电经常回国，并提议在日本成立亲中共的“台湾和平促进会”，1958年被国民党政府视为“附匪”而将其在台湾的财产充公，1978年病逝于日本。

越南华侨代表侯寒江、美国华侨代表林棠，因故请假，被批准列名缺席。当时，侯寒江身负双重使命，一是作为在越百万华侨的代表，前往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另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护送和陪同印支共使者—越南民主共和国华侨司司长、胡志明领导的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华侨工作委员会主任李班，和中共中央接头；他们带着胡志明的亲笔暗语密信，在北海登岸后换乘船到香港，换乘海轮到青岛后再转道北京，一路走了将近两个月，抵达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已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候寒江历任中侨委委员，中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秘书、翻译、行政组长，外文局图书出版社翻译、组长、副总编、社长，曾参加和组织《毛泽东选集》（1—5卷）越文版的翻译和审定工作。

林棠于1945年至1949年任美共中央中国局委员，20世纪50年代初，林棠回国办理了转移组织关系手续，由美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1949年11月至1951年初，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学习与工作；1951年3月被派到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历任中侨委委员，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员、副处长、副局长等职，主要负责与美、英、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共产党的联络工作，接待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首脑人物来访、陪同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这些国家，曾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过多次重要会谈、会议的翻译。

（本文作者是致公党中央党史研究与党务工作委员会委员，贵州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副会长，致公党贵州省委会调研处处长、一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