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李玛琳看到了这样一组数字：2023年，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人均办案357件，比2017年的187件翻了近一番，而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的法官人均年办案量则为1134件。

“一年一千多件案件，意味着即使全年无休，每位法官每天也要接办近4件案子，而且现在法官们实行的是办案责任制，谁审判谁终身负责，办案的文书也要在网上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工作强度和压力不是一般的大。”李玛琳说。

更令李玛琳担忧的是，这种情况并非云南独有，广东等省份的基层法官办案量更大。“每天需要处理的案件过多，不仅会使法官不堪重负，办案质量也难以得到保障。”

数据显示，近五年，平均诉前调解结案量占法院民事行政纠纷量的22.8%。人民调解、行业专业类调解等各解纷力量潜力巨大，解纷制度系统却“营养不良”，大量纠纷不经过滤直接涌入法院，或涌进法院后再“中转”“委托”调解，“这必然导致案件数量与日俱增。”

李玛琳不明白，“遇事找法”怎么就变成了“遇事找法院”？法院作为解纷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什么反而冲在了“第一线”“最前沿”？

“要通过建立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促进各种矛盾有效预防、及时化解。应加强媒体宣传，加大对社会的正确引导，将各种矛盾先在社区、单位、行业协会等基层化解掉。”李玛琳表示。

同时，她建议统筹全国法院队伍编制，将政法专项编制向人案矛盾突出地区和基层人民法院倾斜，调整优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法院现有政法专项编制的布局结构，全面提升司法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