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在重庆宣布成立后，1946年2月12日，民建总会在重庆召开第九次常务理事会，决议推举周仲宣(周恒顺机器厂总经理)、施之铨(建国工业社社长)、朱楚辛(五丰面粉厂厂长)三人为武汉推广会务代表。三人均为武汉工业界人士，与武汉工商界有着广泛的联系。

1948年冬，施之铨在上海向民建总会负责人胡厥文汇报了武汉的情况，建议在武汉工商界选择进步人士，筹建武汉民建组织，迎接武汉解放。胡厥文委派金斌统回武汉做联系工作。1949年2月，华煜卿、贺尔梅、蓝昌农、金斌统等4人在武汉成立民建地下小组，推举华煜卿为负责人。在中共武汉地下市委的直接领导下，华煜卿等以汉口申福新公司为据点，利用汉口市工业会“星六（星期六）聚餐会”为活动宣传阵地，宣传中共的工商政策，动员武汉工商界人士认清形势，维持好生产，留在武汉迎接解放。为此，华煜卿、蓝昌农还写成《迎接大时代的到来》一文，秘密印发给武汉工商界代表人士，告诫大家“不要轻信国民党的谣言，不要盲目逃跑”。他们还与工商界人士研究了应对国民党强行拆迁甚至破坏机器的具体对策。这对稳定武汉工商界代表人士的情绪，起到了积极作用。

当时，国民党武汉当局为了准备逃窜，经常巧立名目，征收各种苛捐杂税，还发行所谓“珠宝奖券”“房产奖券”，企图强行摊派给武汉工商业人士，榨取钱财。民建地下小组立即联络武汉市商会、市工业会进行联合抵制，让敌人的“奖券”发行不能得逞。直到武汉解放，国民党的“奖券”仍被“完整保留”在市工业会。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日益迫近武汉，国民党军队企图作垂死挣扎，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在中共地下市委的领导下，湖北、武汉爱国进步人士及工商界代表人士发起成立“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推举张难先为主任委员。后改名为“武汉市人民临时治安委员会”，在武汉解放前夕维持全市的社会秩序。中共武汉市委由统战工作组赵忍安以该会常委身份负责联系推进工作。民建地下小组成员全部投入了该会工作——华煜卿任该会常委兼财务组副组长；蓝昌农任总务组副组长；贺尔梅派去市消防组织“公益联合会”，在武汉真空时协助纠察队维护治安；金斌统参加了该会的联系工作。

民建地下小组协助中共地下党组织在保护武汉水电燃料供应和电信通讯工作中作出了贡献。武汉水电供应除申新纱厂拥有少量发电能力外，全部由官僚资本宋子文主办的既济水电公司供应，为防止敌人逃跑前的破坏，民建成员华煜卿受中共地下党委托，利用同乡和朋友关系，成功地做好了既济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孙保基的工作。孙保基不但不随国民党逃走，而且还留下来保护了工厂的机器设备，保证了武汉三镇的水电供应。

华煜卿等民建会员还利用社会关系配合中共地下党争取了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煤矿总局汉口供应处处长盛希康和武汉市电信局局长尤其绍，从而完整地保存了这些单位的设备和器材，保证了武汉燃料的正常供应和电讯畅通无阻。

5月15日，国民党军队逃离武汉。华煜卿在沿江大道101号设立观察站，并在四维路、青岛路、宗关和花桥郊区设立4个观察点，派人监视敌军的撤退情况。午夜，华煜卿向中共武汉地下市委电话报告敌军已全部撤离。得到报告后，中共武汉地下市委立即通知民建地下小组和武汉治安委员会，请他们派人上街贴出安民告示和标语，并出动工人纠察队和起义投诚的警察以及消防人员，上街维护社会秩序，做好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的准备。

5月16日清晨，民建地下成员华煜卿、贺尔梅、蓝昌农、金斌统以工商界代表身份，协助中共地下市委组织各界人士出城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

武汉解放后，华煜卿、蓝昌农、贺尔梅、金斌统公开了民建会员身份。中共中南局统战部、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领导看望了华煜卿等民建会员，感谢他们为协助武汉解放作出的贡献。1950年4月10日，民建总会决定华煜卿等14人为民建武汉分会筹备员。1951年8月5日，民建武汉分会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