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张骞墓发掘后，西北联合大学在遗址旁设立了《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发掘主持者徐旭生、何士骥等学者，在公开刊文中将发掘张骞墓称作“整理”张骞墓。相较扎眼的“发掘墓葬”，“整理墓葬”似乎较容易为公众所接受。

从“发掘”到“整理”“增修”，一词之差，显示在此次发掘的学术工作之外，还有着一波三折的公共考古历程。

发掘前的公共宣传

民国时期，张骞墓始终有张氏后裔保持香火祭祀，且受到当地群众和往来商旅的祭拜。由是，徐旭生等学者用“整理”代替“发掘”，主要是顾及张氏后裔以及当地群众的情感。毕竟一旦科学考古“发掘”到自家祖坟，总是引人不快，而自古民间素有整修祖茔的做法，以“整理”“增修墓道”的方式开展发掘，能够一定程度上安抚张氏族人的情绪。

为谨慎起见，何士骥等西北联大学者没有直接开展发掘，而是先清理调查墓前的石刻。

在此基础上，西北联大积极开展公共宣传，介绍此次考古工作。其一，何士骥等学者在清理墓前石兽时，专门为石兽垒出石座，向公众展示其考古工作旨在保护张骞墓。其二，清理墓前石兽的调查报告指出，当时所以认定此墓系张骞墓，主要根据清乾隆时期陕西巡抚毕沅的考订，但毕沅的结论只依据有限的传世文献。如需证明此墓确系张骞墓，则需要“揭开各个墓门，作全部之清理”“以不动原物，仅加扫除为原则。”如此一来，发掘工作不仅无损于张骞墓的威严，反而有助于打消坊间传言。其三，西北联大计划在发掘张骞墓后设立博物馆，最大限度发挥张骞墓的社会意义，特别是“于今日一致唤醒民族意识，对外实行抗战之际，必有极大之裨益”。

与张氏后裔的交涉

1938年8月14日，西北联大校方专门招待张氏后裔中最为年长的张林庵，劝说其同意发掘。在此方面，何士骥等学者做了三方面的工作。首先，极力褒奖张骞的历史地位，称其为“民族英雄”“东方之哥仑布”。其次，从张氏后裔的立场出发，解释整修张骞墓的必要性。因清理墓前石兽时发现雨水冲刷的洞，周围“封土，至为虚松，有一推即倒之势”，因而“整理”能够避免“不肖之徒，妄自出入，擅加损毁”。再次，保证张氏后裔全程参与张骞墓的“整理”工作。

8月18日，何士骥的考古引路人、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所长徐旭生到达城固，指导张骞墓发掘。徐旭生一到城固，就专程拜谒博望侯祠，并会同西北联大学者及城固县官员再次会见张氏后裔。经过前期的说服，张氏宗人对发掘工作“无异言”，仅表示“近日有人（或系联大学生）到墓上，窃取券砖，要求出示禁止”，对此城固县及西北联大表示同意。

窃取墓砖，对于张氏后裔而言是玷污先祖，而在徐旭生等学者看来则是破坏墓室的完整性。公众与考古学家两方虽然出发点不一定相同，但并不妨碍其达成谅解乃至共识。

发掘开始前的仪式

1938年8月24日，发掘工作开始。与其他考古发掘径直开展学术工作不同，在张骞墓正式发掘开始前，西北联大专门举行了公祭博望侯的典礼，“张氏后裔及张氏戚友数十人俱郑重参加”“并备鼓乐礼祭”。典礼按照张氏后裔、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及城固县政府、西北联大历史系考古组、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的顺序，分别向张骞墓致祭。

典礼“礼节隆重，鼓乐严肃，参观者亦多肃然起敬”“颇能引起一般社会对于乡贤之注意，故前往参观者，千百成群，络绎不绝于途”，甚至于“墓前及四围无隙地”。群众的围观，使考古工作现场变成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此前在报刊上有关宣传，得以更为直观的方式展现在公众面前。

发掘现场的冲突

发掘中，张氏后裔每天亲临现场，与学者一道参与相关工作。徐旭生根据此前的发掘经验，判断张骞墓发掘“非十数日不办，而墓门高可及丈，又出余等意料外。”对此，张氏族人失去耐心，“提出抗议”。经过徐旭生等人“解释训谕，婉抗交施”“彼等始允开墓门，去土入观。”27日晚，墓室外围砖被移去一部分，普通人可以“附身入墓”，但徐旭生则坚持“必去至如余身量之人可不俯身即能入始止”。在徐旭生的反复劝说下，张氏后裔同意打开墓室。

虽然27日白天徐旭生对张氏后裔反对打开墓室颇为不满，但在27日收工后，徐旭生独自一人在寓所，做了彻夜反思：“以学术言，吾侪有十分理；以人情言，张氏理由亦颇充足”“当学术与人情冲突时，只有取决于政府之法令。”

由于当时负责认证发掘资质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已于抗战爆发前停办，徐旭生等人的发掘无法获得法律上的认可，“故此日张氏如果阻止发掘，吾辈实无办法”。换言之，徐旭生认为科学发掘固然重要，但并不能简单粗暴地以科学否定公众的朴素情感。考古发掘必须直达生土层，亦即将墓室一层层全部揭开，如此一来，势必严重伤害张氏后裔的情感。

故此，徐旭生决定“今日吾辈暂如张氏意，上面取土一层，入各室内一探规模，以为下次工作之预备，下层一切不做，亦未始非善法。”

次日，徐旭生先后征求了许寿裳、周国亭、何士骥等学者的意见，决定发掘到此为止。9月2日，经与张氏族人商议，决定封墓。

发掘后立碑纪念

发掘结束后，除学术方面继续开展出土文物整理外，徐旭生等学者仍持续开展公共宣传。

9月12日，徐旭生、许寿裳、何士骥，以及胡庶华、黄文弼等学者参加封墓纪念仪式。10月2日，徐旭生、何士骥与黎锦熙、吴世昌等学者专门开会讨论为张骞墓立碑，决定在碑上镌刻西域图、补校《张骞传》，以及吴世昌撰、黎锦熙书的碑文。由于发掘工作显然已经不止于“整理”张骞墓的外部，为名实相符，碑名将此次发掘定位为“增修张骞墓墓道”。

纪念碑碑文不仅向张氏族人及公众解释了此次发掘的意义，特别是突出了激励各方爱国热情的意思。第一，相关工作有助于保护张骞墓，西北联大在发掘后为张骞墓“鸠工培土，重加封植。”第二，发掘中在“散乱陶片中，间有‘博望’汉隶，尤足证为张公原墓为无疑”。第三，也是最主要的，时值抗战国难，张骞所代表的尚武精神“能御侮图强，货殖恣所取给者，胥有赖焉”，因而，发掘张骞墓有助于“立懦振颓，完复兴之大业”。

值得一提的是，西北联大还计划“征收附近地十余亩，建议由西北师范学院在彼间办一博望附属小学，并附设一西域园，将可考从西域移植之植物，如苜蓿、蒲桃、石榴之属，尽量种植。”虽然此后囿于客观条件，此议未能实行，但这一设想已和今天公众所熟知的遗址公园颇为相似。

张骞墓发掘的公共考古意义

从考古学史的角度来看，张骞墓发掘的学术成绩相对有限。即便是那枚有“博望”字样的陶片，徐旭生与何士骥都持谨慎怀疑态度。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瑞考证，此张骞墓并非张骞之墓。

张骞墓发掘所以被反复颂扬，更多源于其成功的公共考古实践。徐旭生及西北联大学者用“整理”替代“发掘”，起初不免是回应公众忌讳考古发掘的无奈之举。但在实践中，盛大的整修张骞墓仪式，吸纳张氏后裔参与发掘工作，在发掘后为张骞墓厚培封土、增立纪念碑等方式，不仅起到了调和科学发掘与公众情感的作用，更让公众身临其境地体会到张骞墓所承载的民族精神。

基于张骞墓发掘中的公共考古，张骞墓的关注度得到了大大提升，成为公众缅怀民族英雄、树立抗战必胜信心的公共文化场所。

时至今日，《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历经近百年风雨，仍矗立于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饶家营张骞墓遗址，默默诉说着张骞出使西域和西北联大师生学术救国的故事。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