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国家多次提出要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并出台多项政策措施，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出台，更是捅破了“蓝领天花板”，为年轻人打开了职业发展的又一扇窗。
技能人才正在拥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和舞台
作为劳动市场的活力和创新力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的城市，近年来，上海市在诸多领域开展“上海工匠”“智慧工匠”的选树工作，为各类技能人才脱颖而出提供机会和舞台。
2022浦东国际人才港论坛上，ARJ21批产提速的“关键先生”戴渊和完成了C919难成形零件的“首席钣金”杨颖华作为上海飞机制造领域首批特级技师代表，获得相关证书，正式成为“新八级工”特级技师。
在中国宝武集团，14名高级技师通过层层筛选，获评特级技师。“这张证，我等了20年。”新鲜“出炉”的特级技师金国平说，自己花了9年时间拿下高级技师，本来以为职业道路上已经没啥“奔头”，没想到新政策又让他“上了一层楼”。
在江南造船（集团），技能大师陈景毅在收到首批特级技师证书的同时，也收到了同事们的“艳羡”。
不仅在上海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在内陆西部城市，技能人才培养同样受到重视。
“以前，没有啥技能，只能从事普通工种干苦活。现在，有了职业技能证书，开挖掘机当操作员，挣的工资肯定高。”近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宁安镇富民社区举办的挖掘机职业技能培训结业仪式上，学员王佼开心地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经过20天的培训，他掌握了挖掘机操作的技术，通过职业技能鉴定顺利拿到证书，3月底将到内蒙古中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就职。
2023年，宁夏制定出台12个政策性文件，填补了9项制度空白，构建了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保障全链条政策体系，技能人才创新活力持续增强。目前，全区专业技术人才、技能人才总量分别达36.5万人、147.7万人。培育高技能人才15.9万人，选拔青年拔尖人才100人、自治区技术能手31人，培养高技能人才6503人，366位农民获得高素质农民职称。此外，近日宁夏人社厅、财政厅联合发布《关于做好2024年度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进一步规范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管理。
除了传统技术工种，如今，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各类“数字”工匠正成为未来人才培养的大方向。
2023年4月，50名首届“杭州数字工匠”通过技术能力、经济贡献、社会效益等多维度的打分评审，从近300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将为杭州提供高质量人才支撑，助推杭州数字经济行业高质量发展。不久前，厦门市举行首次“人工智能训练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旨在培养更多优质的、多元化的应用型人工智能人才，助力厦门地区人工智能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打通制度落地“最后一公里”，让工匠“吃香”成为现实
目前，各地在技能人才培养方面纷纷出实招、下大力，但依然存在技能人才总量不足、稳定性不强、队伍结构不优等问题。
“比如存在‘三多三少’的结构性矛盾。即初级技工多，高级技工少；传统产业技工多，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技工少；单一技能技工多，复合型技能技工少。”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委员马利明以当地为例表示，宁夏技能人才中，初级工占50%，中级工占30%，高级工及以上占比只有20%，高技能人才短缺的问题十分突出。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待遇不高不稳定、成长通道不畅等。
对此，马利明认为，应完善技能等级认定机制，实现有条件的企业、职业院校技能等级认定全覆盖。打破学历、资历、年限、比例等限制，对技术高超、业绩突出的职工，按照规定直接认定相应技能等级，形成符合技能人才成长特点且更加灵活务实的评价标准，拓宽技能人才成长通道。同时，建立规范化、常态化的技术比武、职业技能大赛平台，为优秀技能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让技能报国成为当代年轻人的新追求。
“现在，社会对技能人才还是存在偏见。虽然近年来国家确立了新的人才标准，过去‘唯学历’‘唯职称’的局面有所改变，但‘读技校、学技能’仍然是低分学生无奈的选择，更多学生仍不愿意从事技能工作。”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委员贾毅认为，需要系统整合政府、高校、行业、企业等优势资源，高质量建设一批人才培养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通过校企合作，共建产业学院，签订订单班、冠名班培养协议等形式，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打造职教命运共同体，激活人才振兴新引擎。同时，要不断健全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和多元化评价机制，实现贯通互评，切实提升高技能人才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
“当下，‘新八级工’设计已经畅通了职业发展通道，下一步就是要积极为职工创新创造搭建平台。”上海市政协委员肖龙根认为，企业要积极主动争取党政领导在课题确立、资金保障、人员配套和资源整合上的支持帮助，把职工创新活动纳入行政的科研盘子，用行政的科研机制推动职工创新活动，使职工的创新创造活动既能培养更多更好的“上海工匠”和特级、首席技师，又能为企业创造更多更好的价值和效益。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企业和企业之间，区域和区域之间，行业和行业之间，往往存在着看不见的‘墙’。创新成果难落地，很可能是被‘墙’挡住了。”肖龙根表示，依托行业党建、工作室联建，“工匠”们跨部门、跨层级、跨专业、跨行业搭建技术攻关和成果交流的平台，乃至组建工匠技师创新工作室联盟，既能解决行业发展最迫切的问题，也能实现“工匠”成长的共建共享。
对于未来产业发展越来越重要的“数字工匠”，浙江省义乌市政协委员吴志民近年来走访调研了当地的多家企业后发现，目前大数据、人工智能及云计算等领域的新型数字技能人才稀缺，具体表现为招聘难度大、培养周期长且留不住人才，人才流动频繁，区域分布不均衡。同时，精通数字技术且深入理解企业业务知识的复合型技能人才匮乏，这类人才需要具备跨领域的融合技能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积累，因此更为难觅。
“现在企业主要通过外部招聘、内部培训相结合的方式缓解‘数字工匠’短缺。但由于数字技能岗位需求量增长快，光靠这种方式难以‘解渴’。”吴志民认为，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光靠企业或者高校都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全社会多方行动，多方着力，从不同的角度，采取各自的方法，才能让数字技能人才真正在经营发展中挑大梁、当主角。
江苏省泰兴市政协委员陈辉则建议，强化技能薪酬激励导向，推动“以技提薪”，营造职工得实惠、企业得技能、社会得发展的良好氛围。推进企业技能等级认定备案，让技能等级认定深入生产一线，走进企业车间、走入职工身边，高级蓝领“吃香”成为现实。
技能人才培养，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是关键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想要进一步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除了畅通职业发展通道，构建有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也是重中之重。
“随着产业的集聚和升级，对技能人才提出更高要求的企业越来越多，过去分散式的培养模式已无法适应这一趋势，也不利于产业工人的成长。”江苏省苏州市政协委员、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中德双元制学院副院长苗向阳认为，应大力发展“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按照“双元制”职业教育培养模式，可以规模化、高标准向区域内企业输送现代产业技术工人，同时向域内企业提供职工岗前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和岗位技能提升培训等服务，建设产业工人终身教育培训体系，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青岛工程职业学院紧紧围绕职业教育类型特征，根据自身优势和特色，制定‘工科黄埔’行动计划加强技能人才培养，依托青岛市24条重点产业链，打造‘以工为主、特色鲜明’的专业建设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以‘育聚留用’为导向，探索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打造高水平专业群，推动先进制造业等领域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这是青岛市政协委员、青岛工程职业学院党委书记王铨的实践。
福建省政协常委、民进厦门市委会主委吴丽冰则一直很看重“以科教融汇”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从而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建议明确高职院校侧重科技应用和技术开发的科研定位，提供更多参与高规格科研项目机会。构建区域性、地方性科教融汇平台，作为职业院校、科研院所和政府、行业、企业联合开发实施科技创新项目的实践载体。加强跨区域产教融合课程开发、人才培养、科技研发。
同时，进一步推动产业学院建设，鼓励本地国企和行业龙头企业、上市公司积极参与，对就业人员缺口较大领域的龙头企业参与本地产业学院建设的，根据初期投入制定财政补贴优惠政策。优化产教融合载体阵地布局，鼓励将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产业学院等校企合作项目建立在产业园区、科技园区。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合作范围，推动学校与企业科研、科研院所合作，建立以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心、科研与教学密切结合、高水平科技创新与高质量技术技能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厦门市政协委员、农工党厦门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杨军也提到，应完善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机制。“应加大财政资金投入，缓解企业的成本压力。”杨军建议，补贴可从现行预支的50%提高到70%，减轻企业培训学徒的成本压力。对培训任务完成良好、获证率较高的企业，会同税务部门制定相应政策，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探索针对个人获得相应的技能等级证书的个税减免政策，对于参与的学员，考虑减免学徒培训期间应当缴纳的个税、社会保险费用。
“可探索建立学徒留任诚信评价机制。”杨军提出，单纯依靠签订服务期协议并不能有效提高学徒的留任率，建议对未能履行服务协议的学徒，要求其除向企业支付违约金之外，政府部门可以将该行为纳入个人的劳动用工诚信评价体系，提高其违约或跳槽成本。同时，加快用人单位自主评价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