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介绍了“铅笔大王”吴羹梅改革开放后在参政议政、落实政策、开展咨询服务等工作中的具体贡献。他当时是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民建工商联工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在政协平台上发挥了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为中国制笔行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当年的很多工作方法，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鉴作用。

恢复工作，老骥伏枥

1977年6月15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全会上致开幕词，肯定了原工商业者的大多数作为劳动者正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还明确了各民主党派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1977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座谈会，由乌兰夫部长主持，宣布了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名单，中国民主建国会由胡厥文担任负责人。

1978年2月3日，民建和工商联临时领导小组决定成立民建和工商联临时协作小组，由黄凉臣、王筱天、叶宝珊、朱德禽和吴羹梅5人组成。1979年10月民建和工商联召开了全体代表大会，开始积极开展各项活动。

五人小组成员之一的吴羹梅1935年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铅笔厂，有“铅笔大王”之称，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发起人之一。1949年作为工商界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和第一次全体会议，出席了开国大典，并在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兼私营企业局副局长。1954年奉调到上海主持上海三个铅笔厂的公私合营工作，1955年成立了第一个全国工业专业公司的试点——上海制笔工业公司，吴羹梅担任私方正经理。

后吴羹梅调回北京民建中常会工作，虽再未参与铅笔行业的实际工作，但对这个行业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认为铅笔工业与我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尤其是后代的教育事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一直关注着行业的变化与发展，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到铅笔厂参观学习、调查研究，参加铅笔业有关会议，提出意见和建议，为制笔工业的发展和现代化尽心尽力。

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全会上所致的开幕词，鼓舞了吴羹梅“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斗志和信心。1978年5月至6月全国政协组织了赴上海、福建的参观团，时年72岁的吴羹梅和两会（民建和工商联当时合称“两会”）领导胡厥文、胡子昂、孙起孟、孙晓村、周士观、胡子婴等多位同志一起早出晚归，一边考察还一边学习文件，大家都深受教育和激励，老而弥坚，决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力量。

提案聚焦制笔行业

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制笔行业的工作经验和所了解到的制笔行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吴羹梅和制笔行业同仁一起提出了多项提案，并一直跟踪提案的落实和执行情况，为制笔行业的现代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

1979年6月30日，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吴羹梅和上海绿宝金笔厂创始人，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会员汤蒂因联名提出提案《为了保证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充分挖掘制笔工业的巨大潜力，满足国内外市场需要，为国家多积累资金并更多地创造外汇，打好四个现代化的第一个战役，建议在轻工业部领导下设立制笔工业总公司》。该提案经政协审查立案后，吴羹梅和汤蒂因又于同年7月31日致函时任副总理陈云和原国家计委副主任谷牧和原轻工业部梁灵光部长，对该提案又补充了一些意见。同年8月8日，梁部长办公室复函吴、汤二位同志，认为建议很好，已交一轻局调查研究，积极准备。

1981年1月27日，在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召开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上，吴羹梅与汤蒂因、《制笔》杂志总编辑民建会员徐正元联名提出了《关于搞好我国制笔工业经济调整工作的几点意见和建议》，提出了10个问题：1.关于节约铅笔木材的问题；2.关于加快活动铅笔的试制工作，争取扩大出口并在国内代替木杆铅笔问题；3.关于改变铅笔生产中的皮头铅箍传统结构，节约金属和橡胶问题；4.关于大力组织出口问题；5.关于研究机构问题；6.关于保护竞争不能保护落后问题；7.关于其他下调工业支援轻工业问题；8.关于成立中国制笔工业协会的设想；9.关于制订技术交流法、经济法等的问题；10.关于建议成立制笔工业调整领导小组或调整办公室的加强领导的问题。

交流会后，2月22日，吴羹梅又与汤蒂因和徐正元提出提案《抓紧调整工作，把部分铅笔普通杆改为细圆杆、细六角杆，或细三角杆，今年可增加创汇壹佰万美元》。

上述两件提案均转送国务院交轻工业部研究办理。

原轻工业部宋季文部长在收到该两件建议后，于同年3月上旬亲自电话约吴羹梅到原轻工业部面谈，并在建议上批示“此项建议甚好，应立即采纳”。

原轻工业部一轻局随即于3月19日致函16个省、市轻工局，要认真研究督促所属企业做好细秆铅笔的试制试销工作，并逐步扩大产量。

1981年4月29日人民日报第二版以《民建、工商联成员的建议值得重视》报道了该提案的内容。

1981年5月18日，全国政协工商组在政协礼堂召开了有关制笔工业两项建议的座谈会，参加者有工商组成员和原轻工业部一轻局、北京制笔公司、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原商业部日用工业品局的负责同志。在座谈会上，吴羹梅作了《关于制笔工业两项建议经政府采纳后进展情况的汇报》，北京金星金笔厂副厂长、民建会员汪凌志作了发言《对于制笔工业两项建议的理解和认识》，并将自来水笔、圆珠笔，铅笔的有关资料发给与会同志，还陈列了全国各地铅笔厂的各种细秆铅笔和其他各种铅笔的样品。政府部门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也发了言。

在政府部门和各铅笔厂的多方努力下，到1982年底，生产细杆铅笔的工厂由1980年的9家增加到14家，产量由1980年的13451.10万支逐年增加到1981年的16689.22万支，1982年的23659.90万支，1982年比1980年增长了75.89%。

1983年1月10日，吴羹梅发信给各铅笔厂，请其填报各厂1982年细杆铅笔的技术指标情况和产销情况。3月14日又打电报给未填报厂家，了解其1982年细杆铅笔的产量。这些情况整理成《关于细杆铅笔生产情况分析的报告》，送交中国制笔协会成立大会。有始有终地完成了自己从提出提案、到落实执行再到总结汇报的工作。

赴日考察，五十年后再相逢

1981年9月中旬，吴羹梅接待了来北京游览的前日本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神奈川工厂厂长益田三郎夫妇。益田三郎是吴羹梅上个世纪30年代在日本铅笔厂实习期间的工厂厂长，两人相别近50年，久别重逢，相谈甚欢。益田三郎带来了他和三菱铅笔株式会社（原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社长数原洋二（其父数原三郎为吴羹梅在日本铅笔厂实习时的社长）赠送给吴羹梅的礼品，包括三菱铅笔株式会社的各种产品。通过研究和学习日本的最新产品，吴羹梅深深地感受到虽然我国的制笔工业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再加一把劲努力追赶。

1982年5月10日至19日，吴羹梅跟随全国政协访日代表团去日本进行了友好访问，通过日中协会的联系，吴羹梅特地去参观了日本的制笔工业，回到了50年前自己实习的工厂参观，见到了数原洋二先生，交流了制笔情况，还参观了各种铅笔和圆珠笔的制造工厂。

回国后，吴羹梅把自己参观所得写了一份《参观日本三菱铅笔厂的报告》送交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轻工业部、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及制笔工业的有关同志参考。

积极奔走，解决铅笔用木材问题

1981年5月15日，时任国家领导人因1981以来国内市场学生用铅笔脱销，批示原国家计委和轻工部予以解决。轻工部督促各铅笔厂努力生产，基本满足了国内外市场的需要，但铅笔用木材短缺的问题日益突出。

1981年10月30日，全国政协工商组在政协礼堂召开了“关于扩大铅笔用木材种类的座谈会”，吴羹梅特邀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林业专家作了扩大铅笔用材料的报告，与会者有原轻工业部一轻局、原林业部木材生产局、原国家物资总局木材局、北京制笔公司、北京铅笔厂各单位的有关同志，一致认为制笔工业有自建铅笔用材育林基地的必要。

1981年11月30日，在全国政协五届四次全体会议上，吴羹梅与汤蒂因为解决铅笔用椴木事提出联名提案，案由是：“紧急呼吁，请有关部门拨足全国铅笔工业明年上半年用椴木54000立方米，维持正常生产事”。

1981年12月29日，吴羹梅和汤蒂因仍为铅笔用材事联名提案，案由是：“恳请晋级拨足铅笔用1982年上半年椴木，以便各铅笔厂安排明年上半年生产，供应国内外需要，信守国际合同增加创汇的再呼吁”，这件提案附有两个附件，一是前述第一个提案，二是全国18个铅笔厂联名于是年12月17日致原轻工业部的《关于82年木材供应不足影响铅笔生产的紧急报告》。

1982年1月，该提案在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的关心支持下发送相关各部门，吴羹梅亲自给澜涛主席写信表示感谢。在2月8日该提案送交国务院转原国家物资总局研究办理后，2月16日，吴羹梅又致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希望能早日解决该问题。

1982年1月12日，在政协五届四次会议后，吴羹梅和汤蒂因联名向政协提出了《建议多方设法增加铅笔产量案》，经政协审查后送国务院转轻工业部研究办理。

一直到1987年，已经81岁高龄的吴羹梅还给时任副总理姚依林写信，建议由原林业部、原轻工部和有关地方联合集资营造“铅笔柏”林业基地。体现了自己坚持不懈、工作到老的精神和关心制笔行业发展，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决心。

坚持不懈，建言献策

除了提交各项提案，吴羹梅还不断总结自己从事制笔行业工作的经验，结合调查研究和参观学习，写成各种经验交流报告和书面文章，提交给相关部门供交流学习之用。

1982年3月10日，吴羹梅写了《我从事铅笔工业的回顾——一个老学生对发展我国铅笔工业的浅见》一文，由民建中常会、全国工商联审阅后发给两会中央和制笔工业有关同志。

1982年7月26日，在民建、工商联联合召开的经济咨询服务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吴羹梅与制笔行业民建会员宁思宏、汤蒂因作了联名书面发言《把我们的晚年献给自己所热爱的制笔工业》。

1982年9月24日，吴羹梅结合自己参观青岛活动铅笔厂和济南铅笔厂的体会，向全国政协提交了一份报告，并附有两个附件，附件一是吴羹梅在青岛时向青岛市政府提出的《请政府有关部门及其他有关单位对中小学生大力提倡使用活动铅笔，以节约人力、物力、财力并增加创汇的建议》，附件二是济南铅笔厂给他的复信中的一段《介绍增产细杆铅笔经验（摘要）》。报告同时抄送中央统战部、原轻工业部一轻局、民建中常会、全国工商联等机关收阅，并将附件二印发给全国各铅笔厂作为参考。

1982年10月27日，由吴羹梅倡议，在北京市民建和工商联的领导下，北京市民建和工商联制笔咨询服务组正式成立，成员有吴羹梅、原轻工业部制笔工程师民建会员刘正明、汪凌志等5人。制笔咨询服务组以提高制笔工业的经济效益为中心，改善经营管理为重点，从调查研究入手，提供咨询服务。服务组在成立后对5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调研，并提出了开展工作的3点建议。

1982年11月24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闭幕后，吴羹梅与汤蒂因联名向全国政协就制笔工业提出了七个提案，分别是：

1.为请求财政部同意将制笔产品免税出口案；

2.建议商业部必须落实收购计划并由工、商两部共同下达生产收购计划案；

3.建议组织各方面的经济专家和有关工商部门，讨论制定出一个比目前更为完善的工商业考核办法案；

4.建议商业部门进一步改进工作，做好商品推销供应案；

5.建议引进必要的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专利，以求早日实现制笔工业现代化，充分供应国内外需要案；

6.建议在中小学生中大力推广活动铅笔，以节约木材增加创汇案；

7.请政府有关部门适当增加铅笔产量并拨足明年上半年椴木供应案。

以上七项提案，于1982年12月15日送交政协，经审查立案后均送国务院转交有关部门研究办理。

多方呼吁，成立中国制笔协会

随着制笔行业的不断发展，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也日益突出，迫切需要一个全国性的行业组织来协调和开展相关工作，协调相关事项，更好地解决行业所面临的普遍问题。

中国制笔协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吴羹梅和汤蒂因、徐正元倡议成立的。1981年2月，他们在民建和工商联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这一建议，送交原轻工业部。1982年10月，原轻工业部决定筹建中国制笔协会。

经过紧张的筹备，1983年3月24-30日，由原轻工业部和轻工协会召开了中国制笔协会成立大会。到会的有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领导机关、制笔公司、总厂和企业代表的代表共95人。老中青干部共聚一堂，是中国制笔工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和盛会。

在大会上，吴羹梅和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担任关勒铭自来水笔厂副经理后在外交部工作的刘晓同志一起被聘为协会的名誉会长。吴羹梅在协会成立前专门给刘晓写信邀请他一起担任协会的名誉会长，为协会的成立可谓是尽心尽责。

大会选举原轻工业部一轻局局长于庆祥为理事长，武宗珍、汤蒂因、宁思宏、林盛梅、陈书根、岳景福为副理事长，林盛梅兼任秘书长。共有包括吴羹梅本人在内的10名民建会员参加了此次大会，包括名誉会长1人，副理事长2人，副秘书长3人，常务理事6人，理事7人，顾问3人。

在大会开闭幕式上，吴羹梅都发了言，表示希望与制笔界同仁一起，为制笔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尽力。在闭幕式上，吴羹梅在结束发言前用热情欢乐的音调唱响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歌唱祖国》两首歌曲，象征了他的心声。同时吴羹梅将他人赠送给他的西德活动铅笔新产品以及随全国政协访日代表团带回的日本各种铅笔、圆珠笔、活动铅笔、纤维笔等全部赠送给协会，供科研仿制和陈列交流之用。体现了自己作为政协常委和民主党派的一员，学习到老、工作到老，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在政协协商制度的领导下，将自己的余生奉献给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精神和目标。

（本文作者系吴羹梅曾孙，现为民建北京市朝阳区星五支部会员，中国制笔协会文创联盟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