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觉之间，已年过八旬。回顾往事，自从1964年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毕业留校任教开始，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直到2013年退休，2017年带完最后两位博士生，屈指算来，在北京大学教书已有50多个年头了。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中，听过我的课程、讲座的学生已难以计数，教过的中外学生遍布各地，直接指导过的博士生、硕士生也有50多人，不少人已成了大学教授、社科院研究员。记得曾经有记者问我：“作为一位北大教授、博导，你感到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我当时就回答说：“令我最高兴的事，莫过于看到我的学生进步成才，取得成就，尤其是能在学术上超越和胜过老师。这可能就是古人所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意思吧。”我甚至在课上向我的研究生许诺，“当你们以后做出成绩，出版专著的时候，老师愿意为你们的书写篇小序。”因此，当我回顾学术生涯时，突发奇想，何不把这几十年给自己的著作和为学生们、中外朋友们的著作写的序，选编一册，题为《青蓝集》，也许读者从中还能得到一些治学的感悟和启迪呢。
本书选录的序分为三编，上编是给自己的著作写的自序，一般加了标题。其中一类偏重于回忆、叙述、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或治学经验、感悟、体会。如《史海遨游录》的自序标题为史海遨游50年。围绕自撰的座右铭“史海遨游，古今求索，东西纵横，其乐无穷。”回顾叙述自己治史50年来学术生涯走过的历程和体会。《近代中国与世界：互动与比较》一书的自序标题是用世界眼光研究中国近代史。阐述改革开放以来，本人大力主张把中国近代史放在世界全局和中外互动、影响、交流、比较中研究的观点，以及这方面的科研实践和成果。《改良与革命：晚清民初史事新探》的自序强调“学术贵在创新”的观点，如何体现在自己对晚清民国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力图发现新史料，提出新观点，探索新理论。争取做到言必有据，史论结合，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至于《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1887年海外游历使研究》一书的前言题为发掘一段不应埋没的历史，则是详细叙述了作者关注、发掘、研究长期被遗忘和埋没的晚清1887年海外游历使，及其选拔派遣和游历考察世界20多国家的历史过程、方法和意义。
另一类自序或前言，则侧重于理论、观点、方法的阐述和探索，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一篇小论文或学术随笔。如《东亚历史比较研究》一书的自序着重论述历史比较研究的意义和方法。指出历史比较研究可以开阔视野，活跃思想。有助于启发思考，深化认识，探索规律，以史为鉴。有助于开拓研究的新领域、新课题。也有助于克服一般历史研究中简单化、概念化和片面性、狭隘性的弊病。同时也强调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必须遵循可比性的原则。序中还列举了东亚历史比较研究的各种课题和本人研究的成果和体会。《近代中日启示录》的自序主要论述了近代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复杂性、启示性。指出“世界上恐怕很难找到两个国家像中国与日本那样，相互交往的历史如此悠久，相互影响如此广泛深入。”“风云变化、错综复杂的近代中日关系是那么耐人寻味、发人深省。”本书打破编年体方式通过大量中日文史料和史实叙述近代中日两国各大历史事件之间的互动、影响、比较，并分析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这是作者上世纪80年代从日本访学回国所著，也是改革开放后国内较早的一部中日关系史论著，出版后即获全国政治理论读物一等奖，后来还陆续出版了增订本、繁体字本和日文本、韩文本。《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自序则是论述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方法和体会。着重分析本人研究中日关系史的四个视角，即中日两国互相认识、互相影响、互相交流和互相比较。介绍自己从这些视角展开研究的具体方法、成果和体会。《中日文化交流史话》的自序，简明扼要地概述了两千年中日文化交流历史的特点和分期。而《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一书的自序实际上是一篇学术论文，全面阐述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四个特点，即交流的广泛性、群众性，影响主要趋向的逆转，充当了传播西方文化的媒介，体现了中日两国国家关系恶化年代人民的友谊。还论述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分期，以及各个时期历史背景及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方式与特点的变化。该书可以说是国内外第一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通史著作。《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人物研究》一书的自序则是漫谈近代人物研究的路径。序中指出“如果我们要完整全面地了解历史，描述历史的真相和全貌，就应该不仅关注台前幕前的人物，还要发掘研究台后幕后甚至已被历史埋没或遗忘的人物。”要发现那些鲜为人知的小人物和他们的图像和照片。因此本书具有人物多样化、形象化的特色。以上这些都是本人通过多年研究实践得到的理论升华和方法探索的心得体会。
中编是为学生们的著作写的序，没有再加小标题。学生们的著作主要集中在中国近代史、中外关系史和中日关系史等研究方向，序的内容一般涉及该书的选题、结构，特点与评价，创新和不足。但是由于每本书各有特色，因此序的写法和侧重点也各有不同。如为尚小明的《宋案重审》一书写的序，着重指出该书在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给人的启示，“例如要认识历史事件是错综复杂的，切忌把它简单化和公式化；历史人物是多面多变的，切忌把他们脸谱化和固定化；历史史料是混沌粗杂的，切忌不加鉴别，不辨真伪，或随意曲解误读。”同时也介绍了作者如何对此课题锲而不舍刻苦钻研，五年磨一剑，八易其稿的成书过程，认为“这在当下学术界普遍急于求成、心态浮躁，而且常受到外界各种压力、干扰、引诱的环境下，对于一个中青年学者来说，确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又如为戴东阳《晚清驻日使团与甲午战前的中日关系》写的序，则强调收集史料实证研究的重要性。指出“史学创新必须建立在对大量史料的发掘、考订、解读、分析、研究的基础之上，正因为戴东阳10多年来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地收集、钻研了大量中、日、英文原始资料，才使她有可能在这部专著中对甲午战争前的中日外交关系做出深入的分析、思考和判断，提出许多新的独到见解。”“我们希望在中国史学研究中能看到更多这样扎实、严谨、十年磨一剑的科研精品。”还如为谭皓著作《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一书作序，则肯定该书的开拓性、创新性、挑战性。我在与他讨论博士论文选题时曾问他，当年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能用毕生精力开拓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的研究领域，写出《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这样的开山之作，那么今天我们中国学者有没有勇气去开拓日本人留学中国史这个新研究领域呢？谭皓勇敢地接受了这个难度很大极具艰巨性、复杂性和挑战性的博士论文选题。他经过4年辛勤努力，还到日本东京大学进修半年多，收集了大量中日文档案文献、日记报刊等原始资料，进行反复钻研、修改，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毕业后又经过两年多打磨推敲修订成《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一书，成为研究日本人中国留学史的第一部开拓性专著。其实这个课题也是我多年来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想做而未能做的一个题目，终于由我的学生初步完成了，而且他们的成就已经超越了老师，戴东阳和谭皓的著作都先后获得了中国日本学研究的最高奖“孙平化日本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这正是“青胜于蓝”的体现，使我感到十分欣慰。
值得一提的还有我的日本留学生井上桂子的专著《鹿地亘的反战思想和反战行动》。井上桂子在北京大学跟我攻读硕士和博士前后7年，可以算是一个中国通和中日友好使者了。她的硕士论文《宫崎家族和中国革命》，论述了宫崎滔天家族几代人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在博士论文选题时，选择了难度更大的日本著名进步作家鹿地亘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活动的研究，她奔波中国、日本、美国，收集大量档案、书信、日记、回忆录等原始资料，还进行了有关人员的口述历史采访，终于完成了这部专著，并在中日两国以中文与日文分别出版，成为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突破性新成果。她的成果也得到日本学界的承认和肯定，前几年已经当上了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其他学生的著作也各有创新和特色，如胡连成的近代中日欧美留学比较研究，李永胜的清末中外修订商约研究，窦坤的莫里循研究，陈丹的五大臣出洋研究，孟晓旭的漂流民研究，边文锋的萨道义研究，王刚的日俄战争研究，崔学森的清末制宪研究，杜语的近代中国救国方略研究，徐志民的近代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政策研究等，我已在各书序中提到，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当然对学生来说，他们的著作还只是在学术长途上跨出的第一步，我在各书序中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和努力方向。
下编是我为中外友人写的书序，内容和形式比较多样化。其中如给中国海洋大学曲金良教授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写的序，题为海洋文化的历史视野，可以说也是一篇学术论文，阐述如何从历史学的视野考察认识中国的海洋文化。又如给韩策、崔学森整理标点的《汪荣宝日记》写的前言，实际上大部分内容是我最早在北大图书馆关注并研究《汪荣宝日记》手稿后写的清末政坛变化的写照的学术论文，并曾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文中详细介绍了汪荣宝的生平，其日记的版本、内容与史料价值，尤其是该日记首次披露了鲜为人知的中国第一部钦定宪法草案起草制订经过，以及汪荣宝等京城立宪派的各种台前幕后的活动，是研究中国宪法史和清末政治史的极其重要和珍贵的史料。当然作为该书的序也补充了该书整理标点工作的过程和特色，有助于读者理解和利用这部史料。
颇有趣味的是我为日本友人永田圭介的两本著作中文版写序的经过。永田圭介先生1935年生于日本大阪，是日本装和建材公司副董事长，其专业身份应是一位从事建筑材料科研开发与经营的建筑学家和企业家，然而他又是一位业余文学和历史爱好者，而且是对中国文化历史和中国人民怀有深厚感情的日本友好人士。他在科技工作之余写过不少诗文和历史人物传记如《空海传》《子规传》等。一次到中国浙江绍兴的旅行，激发了他对中国近代女英雄秋瑾的崇敬仰慕之情，决定要写一部用日本人的视角向日本人介绍秋瑾一生的传记。他花了3年时间，收集了大量资料特别是秋瑾在日本留学的史料，并多次到绍兴、杭州实地考察，终于完成了日文《秋瑾传》并在日本出版。后来他又请闻立鹤先生译为中文在中国群言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秋瑾：竞雄女侠传》。在中文版出版时他邀请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狭间直树和我分别写序并出席在秋瑾故乡绍兴举行的首发式。我深为他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英雄的真挚情感所感动，故欣然接受其请求，为该书中文版写了序言。此后永田先生的激情越发不可收，决定再写一部严复传，我听说后开始有些吃惊和担心，提醒他严复一生极其曲折复杂，著作译作众多，学界评价尚有分歧，写作难度太大，何况你是日本人，又不是专业历史学家。可是永田先生认为严复是近代中国伟大启蒙思想家，一定要让日本人也知道他。他不顾高龄，不畏艰难，到处收集资料，又到福州等地考察、苦战,3年终于完成了《严复：中国近代探寻富国强兵的启蒙思想家》一书，先由日本东方书店出版日文版，然后又请《人民中国》总编辑王众一译成中文，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我也再次被永田先生知难而上的精神和毅力所感动，欣然又为该书中文版写了序，我认为“这是一部日本老企业家为中国思想家立传的力作，也是一座沟通中日两国人民互相理解的桥梁。”其他几本为中外友人著作写的序也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就不再一一介绍了，读者可以从各书序文中了解。
我希望这一册别出心裁的序言选，能给读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和学生，提供一些学术研究和治学方法方面的启发和借鉴，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作者系第九至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