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28年，童年时跟随父母在各地奔波。我的父亲是老协和人。记忆中的父亲常常半夜出诊，只要患者需要，他都去。后来父亲开了一家诊所，患者没钱可以免费看病。父亲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的一生。
百姓的认可是对我工作最大的鞭策
我的少年时期是在隆隆的轰炸声和啪啪的子弹声中度过的。那时，我们一家辗转苏北、九江、汉口、重庆，还曾趴在竹林里躲避日本人的扫射。
1949年，我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在邓家栋、张孝骞、朱贵卿、张鋆等数位名医教导下，经历了严格的医学及科研训练。比如，张鋆老师不会放过任何一点失误，如果失误了，就会非常严厉地批评我们；许英魁老师要求我们写报告病历时必须准确严谨无误，不能出现“可能是”“也许”这些模棱两可的表述。记得有一次，我在妇产科实习，因为患者由住院医生负责，等到晚上我就休息去了。夜里，产妇生产了。第二天叶惠芳大夫得知我当时没在，对我说，“我要是你我就在这儿，否则你就看不到生产的过程”。在协和医生眼里，挨批评才有利于进步。
1957年，我被分配到解放军胸科医院，在朱贵卿及黄宛的鼓励指导下，一边做临床工作，一边开展临床研究。
1966年，我作为小队长，参加了大别山医疗队，和协和妇产科、眼科、耳鼻喉科等大夫一起来到湖北麻城。当地村民因为长期艰辛劳动，肠穿孔、胃穿孔、男性患疝气、女性患子宫脱垂很常见。医疗队一到当地就开始了紧张工作，搭建了临时简易的外科手术棚作为手术室。由于条件受限，那时不能完全通过西药治疗，我们就利用中西医结合，用中医针灸等方式解决了不少问题，收获了很多老百姓的认可和喜欢，常让我觉得很幸福。
“首钢模式”得到国际认可
1958年，我被调入阜外医院，这是我与高血压乃至心血管领域结缘的重要转折。当时，各地都在进行高血压普查工作，但没有统一的高血压诊断标准。
1969年，我开始真正在社区开展高血压防治工作，带领12位同志到首钢工厂基层蹲点，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出于职业敏感性，我们决定调查一下首钢工人高血压高发的原因。
我们跑遍各个厂，经多方了解，发现工人们出汗多，平时很爱喝盐水；他们从事重体力劳动，一些人拿到补贴就喝酒，生活方式不健康；还有人存在认识误区，觉得吃降压药有副作用。因为高血压，有一位车间主任三十几岁就得了脑出血，还有工人四十多岁就去世了。一位姓张的劳动模范，低血压达到了140mmHg，却因为看病缺勤会被扣工分不去医院。
为了方便工人们就诊，我们把门诊搬到了焦化厂。药物研究所的雷海鹏教授发现，这里很多工人普遍有脖子发硬的症状，常常歪着脖子，很长时间抬不起来。《伤寒论》中提到的太阳病，症状就是脖子发硬、背发直。由此，雷海鹏教授想到可以尝试用中药葛根对症治疗。他当时时常骑车从首钢出发，到药研所拿到葛根，再骑回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家，把葛根洗干净煮成汤送回首钢。后来，我们又把葛根切成三钱一包，给患者带回家熬着喝。经过尝试，这一方法确实疗效很好，大家对此交口称赞。在首钢期间，我们逐渐把工人脑卒中的死亡率控制下来，这一经验后来在冶金系统推广，比如鞍山钢铁公司。
1982年，我在世界卫生组织“轻型高血压会议”上报告了首钢高血压管理5年和10年随访结果，获得了国际认可。
高血压防治任重道远
我国的高血压防治工作并不是由我起步，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一直觉得任重道远。
1948年，国际上才出现了真正的降压药。当时阜外医院的吴英恺院长带领团队用交感神经切除的方法，治疗了一些恶性高血压。那时降压药物的副作用比较大，比如可能阻断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必然引发肠梗阻、体位性低血压等。后来，降压药逐渐优化发展，出现了如节后交感神经抑制剂以及受体阻滞剂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各地提出“让高血压低头、肿瘤让路”的口号，全国组织高血压协作组，包括研究理论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研究药物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我当时所在的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也是成员之一。协作组在全国开展血压抽样调查工作，彼时我国高血压患病率超5%。
让基层医生能够直接使用，最终的目的是让更多的患者受益，这是我一直倡导并践行的，这也是高血压联盟“转化医学的使者”的使命。20世纪70年代末，欧洲组织了欧洲高血压联盟。1984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了世界高血压联盟。1989年，中国高血压联盟正式加入世界高血压联盟组织。同年，世界卫生组织高血压指南制定时，为了我国能够“在指南上说句话”，我带领联盟参加了此项工作。2005年，在中国几代高血压研究者的努力下，我国自己的高血压指南得以陆续出台。
高血压患病率高并非中国的特色，对于高血压防治，关键在于提高知晓率、治疗率及控制率。那时，很多国家控制率大多在30%，但我国的控制率还不到20%。高血压是“无声的杀手”，必须以预防为主。近几十年来，我们就高血压防治制定了许多指南，但是指南能否落地、走好“最后一公里”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关注。
如今，我已96岁了，我仍乐此不疲地奔波于高血压防控的第一线。以“脑卒中后患者最佳血压控制方案的随机临床试验研究”为例，2013年，由意大利专家Zanchetti教授与我共同商定，由欧洲高血压协会与中国高血压联盟合作，研究解决脑卒中以后血压及血脂控制在什么水平最合适等关键问题。2018年3月，Zanchetti教授去世，但研究一直在继续。
几十年的高血压临床研究经历，我能体会其中的艰难，但是，“诚信”不可或缺，做一件事，就要坚持到底。
（刘力生：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协和医学院一级教授；曾任世界卫生组织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成员、世界高血压联盟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