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29日，江西高安省属第二电机厂基建现场传出消息：某处施工到地下近两米时出现了一个一米见方的窖穴，大堆瓷器挤占其中。

闻讯赶来的当地博物馆人员连夜展开了发掘。从窖里收获的东西装满了六大箩筐。

回到博物馆，他们对六箩筐物器进行了清点，得到了一份详细的清单：景德镇窑瓷68件，其中青花瓷器19件，釉里红瓷器4件，青白釉、卵白釉瓷器45件；龙泉窑青瓷168件；钧窑瓷3件；磁州窑瓷1件；另有铜器、铁器6件。共计240余件。

当地博物馆人员惊异于此刻摆在办公桌上和地上的发掘之物的美丽惊人。那19件青花瓷，更是蓝彩闪耀，釉色高贵。6件青花带盖梅瓶束颈丰肩，体态雍容，器盖内壁露胎处和底部分别书有“礼”“乐”“书”“数”“射”“御”六字。云龙鱼纹青花罐盖子仿佛一片漂在水上的荷叶……它们俨然都是有生命的活物。它们在博物馆里舒枝长叶，整座灰头土脸的博物馆顿时变成了一座蓝色的花园。

它们的蓝彩，仿佛大海在阳光下波展，河流在大地上蜿蜒。它们的釉色，仿佛裹挟了古诗里珍藏的不朽月光。它们仿佛是满腹经纶富有书卷气的古代书生，可是，暂时没有人能听懂它们的言辞。它们在博物馆里发着镇定的恒久的光。哦，长久的黑暗并没有让它们变得暗淡，相反因为黑暗的擦拭，它们显得更加光彩照人。

它们是谁？它们为什么在这里？它们的出现，是想告诉人们什么？当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赶紧找来大量的资料，投入了辛苦的研究之中。

他们仔细查看瓷器的器型、釉色、钴料、纹饰、气泡、足底……经过反复比对，他们确认，它们都是距今700年的元朝至正年间的风物，是流落到英国大维德博物馆的一对举世闻名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的同胞兄弟。

这是一个让所有人震惊和兴奋异常的发现。因为，青花到元代才得以产生，然而元朝短暂，只有97年时间，元青花的创造和制作期只有二三十年时间，元青花因此存世量极少。据北京市文物局编《托普卡比宫的中国瑰宝》判断，元代青花瓷目前全世界收藏不足300件。其中国内约100件，国外有200多件。

这么稀少的存量，任何机构或个人拥有一件元青花都是一件十分了不得的事。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宫博物馆，拥有元青花40件，伊朗德黑兰国家博物馆，拥有元青花28件，它们因此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青花博物馆。

而高安一夜之间就拥有了19件元青花，并且，其器形之丰富、保存之完好甚至比土耳其和伊朗博物馆馆藏更胜一筹。

高安，位于江西省会南昌西部，距省会南昌只有35公里。它于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始建县。老实说，这是一个并不太出名的地方。

可是因为拥有了19件元青花，高安几乎是一夜成名。它成了与土耳其、伊朗之后比肩的元青花拥有者。

2015年，高安建起了元青花博物馆，将这19位元朝的青花使臣，以及同时出土的200多件瓷器与铜铁器，一起展出，供世人参观。走进博物馆的人们在饱览了元青花的风采之后，都纷纷打听：这些瓷器的主人是谁？它们为何埋于地下？6件带盖梅瓶，器盖内壁露胎处和底部书写的“礼”“乐”“书”“数”“射”“御”六字，是怎样的暗号？瓷器有朝廷禁止民间使用的五爪龙纹饰，主人是何种身份？元代的高安，究竟发生了什么？它们所指涉的，是一个怎样的元朝？

其实从发掘之日起，当地博物馆人员对瓷器主人的猜想和追踪从来就没有停止。然而，因为可供推断的资料缺乏，有关这些瓷器的真相至今依然扑朔披靡，真假难辨。

有一种说法，这些瓷器是高安人伍先辅、伍良臣父子所藏。

依照明正德《瑞州府志·人物志》、清同治《高安县志》、元泰定《驸马都尉伍公乐泉形状》和《承直郎驸马都尉伍公乐泉墓志碑铭并序》等记载，伍先辅为窖藏地附近的高安上泉伍家村人，元世祖忽必烈幼女仙娥公主女婿，官至驸马都尉，忽必烈死后，调任湖北松滋路总管府民户总管，兼从事商业运输。他是正宗的皇亲国戚，有使用五爪龙图案的权力，又因经商获利良多，有购买这些在元代也是稀世珍品的瓷器的经济能力。

伍先辅因疾于1325年9月死于老家上泉村，年60岁。他的三儿子伍良臣，忽必烈的亲外甥，是个爱好诗文与经籍的主儿。“尘视富贵，致力经籍。为诗文畅达清润。壮游京师道，不谐于俗。”

持瓷器主人为伍先辅、伍良臣父子的观点的人们认为，伍先辅死后，这些花重金多处采购的瓷器为伍良臣所拥有。伍良臣爱好诗文，文风畅达清润，自然对包括父亲遗传的瓷器在内的一切美的事物都怀着怜惜之心。在青花瓷上刻上六艺之名，符合伍良臣的文人心性。

伍良臣为何又将瓷器埋于地下？伍良臣所著《中流一壶集》记：“江淮骚动，继以南北路断，惟海道可通，朝廷艰险为甚，（伍良臣）欲效微忠而不可得。至正戊戌（1358年，作者注），江西城破……独携扶数口，东走南昌剑邑（今江西丰城市）之魏亭，颠沛流离，风景殊异矣……”《高安县志·兵防志》载：“至正十八年（1358年)陈友谅遣王奉国陷瑞州路。”

——战乱频仍，伍良臣东躲西藏，收藏的大批珍贵易碎名瓷无法随从，伍良臣不忍如此精美的瓷器受损，便将其埋入便于记忆的圩堤旁，待局面稳定再作打算。可时局之动荡超出了他的预料，有着元朝皇族血统的他为躲避随时可能的伤害，不得不颠沛流离。终于有一天，他从历史中消失，从此下落不明……

另一种说法是，这些瓷器根本不是伍先辅、伍良臣父子的私藏，不是文人雅好之物，原因是据考证，元朝时伍家住地在离现址30多里之外，只在明朝中期搬迁至现址，理论上没有埋宝于斯的可能。而且伍先辅离世为元泰定二年（1325），与窖中的青花瓷生产时间至正年（1341—1370）年份不合，伍良臣只当过八品小官，在元朝，他保存这些带着五爪龙的瓷器，有杀头之虞。事情的真相是，这些瓷器是瑞州路官府的祭器。

据《元史·祭祀志》载：“至元十年八月甲辰朔，颁诸路立社稷坛壝仪式。”至元十年八月（1273年），元政府颁布政令，全国诸路立社稷坛围及祭祀场所，设祭祀仪式。时称瑞州路的高安当然也不例外。

然而元朝的早期统治，瑞州路的各种经济社会状况并不见好。直至至正八年（1348年），色目人禹苏福担任了瑞州路达鲁花赤（总管）。

禹苏福抵达瑞州路，见瑞州路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文化设施及宗教场所破败不堪，开展了一系列的治理措施。其中，将重修文庙、重振礼教放在了首位。

明正德《瑞州府志·瑞州路重修郡学记》记载，当地郡学有腐烂倾斜倒塌处，总管禹苏福将其全部扩展修整，使之焕然一新。修整在礼殿西面的祭祀场所，在其中设专库以收藏重要的书籍和祭器。

这些瓷器，很可能就是专库里收藏的祭器的一部分。

——六个带盖梅瓶，是用于祭祀的酒器（蒸馏酒由元朝引进），它们的底部及盖的内壁所书的“礼、乐、书、数、射、御”，不仅是元朝统治者崇尚儒家文化的用意，也是元宫廷在祭祀活动中需进行的礼节仪式。其他窖藏发掘的各种瓷器，其造型也都可以用祭器来解释。

高安是自古有着道院之称的教化之地，禹苏福的治理很快就有了效果。在禹苏福励治之下，元末瑞州路出现了短暂兴盛。

然而战争来了。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陈友谅部将刘五从瑞州路城北直取城池总管府。瑞州路官府一干人马躲避城南，并捣毁了筑架于锦江之上连通南北二城的浮桥、石桥。眼看阻击未果，城破在即，那些元朝的官僚们，深恐这些美丽至极的瓷器会在战火中毁坏，就在城南浮桥头西约100米处的城墙空地，挖掘出一个直径为1.3米、深2米余的椭圆土形窖穴，将瑞州路官府用来祭祀的、而又无法随从的“国之重器”悉数下窖。覆土掩埋后带着家眷匆匆出逃。

由于埋藏较深，六百来年无人发现，直至1980年高安省属第二机电厂扩建，这些祭器才重见了天日。

从1980年发掘之日开始，对于窖藏瓷器究竟是文人之瓷，还是祭祀之瓷，一直争论不断，两种说法，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然而，这两种说法的共识就是，是对文化的珍视，对美的怜惜，让人们即使经历战乱，也尽力将这些精美的瓷器保存下来。

中国的历史上，从来不缺少在危急关头为了文化的续接舍生取义的人。春秋时期，孔子率众学生奔走于列国，为礼的传播殚精竭虑。五胡乱华之际，面目模糊的老者，不顾年老体衰怀抱着族谱从中原奔袭至南方。抗日战争时期，一群教师领着数千学生从北平一路南迁，在昆明办起了西南联大，为整个民族的文化完成了蓄血的工作……

正是这一代代人近乎本能的努力，宛如高安的元青花一样美丽惊人却脆弱易碎的中华文明历经劫难得以完整保存。我想这正是高安的元青花，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作者系江西省作协副主席）